《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三期突然出现两篇研究海德格尔的好文章，即在揭示哲学和人生中的两种海德格尔或者一个完整的海德格尔的真面目。倪梁康文之尾，指出哲学家在时代与永恒之间的困难抉择，而胡塞尔似乎就是对海德格尔的直接批评；“我们切勿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其实，海德格尔重倡前苏格拉底哲学，而苏格拉底本人的哲学与生存抉择未尝不是对海氏的有力的一“锤”――为真理从容就死，而不屈从公众言语。张汝伦文中提到即使是依附纳粹的思想家们，也还是没人“去搞什么元首哲学思想研究或《我的奋斗》学习体会之类的东西”。依我看来，《读书》所登的这两篇文章，或者说从一九九四年的已有三期整体而论，可能意味着《读书》从这几年的疲惫中，被“锤醒”过来了。(这当然不是指《读书》编辑的事，乃读书人们之难以言说的心态整体而言：“醒”过来了。)
《读书》这几年，想卸装，想轻装上路，想“耳顺”，想“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总而言之，想上一种“大音希声”、“大痕藏迹”的路。然“读书”乃人生，此种门径，终不可得也。我想，读书当然是要启迪智慧，催人思索，要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洞透，还得加上“行行复行行”的西西福式的痴迷与顽强，否则，偎依老者，听其倦话苍凉适足平生愿矣，何必“上下而求索”哉！所以，《读书》还是应该背负重重的行囊，踽踽而前行。
有人说后现代的时代是不应该有重量和厚度的时代，而海德格尔正是“后现代”的言语制造者之一。这么说来，厚重的海德格尔哲学是不是有其必然的荒谬性？我心有一愿：有更多的智者高人，出来谈谈海德格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