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术自由，或者科学无禁区，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从肯定的、积极的意义上讲，是学术自由；从否定的、消极的意义上讲，是科学无禁区。 为什么要讲学术自由或者科学无禁区？
且看历史上的事例：1543年，哥白尼出版了他的《天体运行论》，当时他已经神志昏迷，快要死了。他在这本书中，认为太阳是不动的，运动着的是地球，它同金星、火星等一样，围绕着太阳旋转，而且自转。这的确是对传统观念的重大挑战。当时人们的“常识”不是这样看的，谁也没有感觉到地球在动啊。哥白尼正是害怕人们的非难，长期间犹豫着不敢把他的学说向人们详细发表。
哥白尼的书出版以后，有个布鲁诺，是哥白尼思想的热烈拥护者。人们认为他是个异想天开的傻子或疯子，罗马教会认为他是个散布危险思想的坏人。他在瑞士、法国等地漂泊，十五年之后他回到意大利。教会逮捕了他，对他审讯，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终于在1600年2月被宗教裁判所用火刑处死。
那时还有个伽利略，也拥护哥白尼的学说。他原先害怕冒冒失失地说出来会受到人们的讥笑，只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记下那些可以证明地球在运动着的证据。后来他回到故乡佛罗伦萨，担任宫廷学者，同人们辩论地动说，成为地动说那个派别的一位领袖。1616年，教廷把他传到罗马，不准他再宣传哥白尼。1632年，他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表达了他对哥白尼的支持。教廷就逮捕了他，禁止了《对话》的发行，强迫他承认了地动说是错误的。
但是地球始终是在转动。到十八世纪，地动说才得到公认。
地球是不是在转动，在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的时代是个待解决的学术问题。当时一般人由于受到“常识”的限制，相信的是宇宙的地球中心说，而非难宇宙的太阳中心说。
教会则更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宣布地动说或宇宙的太阳中心说是异端邪说而加以禁止，即在学术上设置了很大的一个禁区。这一禁区，把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推迟了多少年。我们可以说，如果这个禁区还存在，一直没有被冲破，那么我们到现在还将是相信宇宙的地球中心说！
由此可见，在科学上不管以什么理由设置禁区，对科学的发展都是十分有害的。当初教会禁止哥白尼学说的时候，难道不自以为真理在握么？我们说，托勒密必须推翻，但在教会看来，并不是这样。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教会之保护托勒密，就是保护它自己。难道我们不应该想想，不要让我们的后人把我们也看做教会么？
我们千万不能自以为是，不要以为自己任何时候都是真理在握，绝对地准确了。准确不准确，要在实践中解决，要在斗争中解决。对于违反所谓“常识”(这在各个时期、各个阶级是不同的)的东西，不应当不屑一顾，或者避之惟恐不及。科学上的问题，只能在自由讨论中，鼓励各种不同的意见，提出各自的论证，经过反复的争辩，而谋求解决。凡是不这样做，而用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来禁止什么的，那就是站到教会的立场上去了，其命运也将同它一样。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会发生布鲁诺―伽利略这样的事么？照理说，社会主义社会是应当汲取历史的教训，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避免那种蠢事的。然而不幸，我们还是有过那一类的事的。
例如，在五十年代，我们受苏联的影响，尊崇米丘林―李森科，而打击魏斯曼―孟德尔―莫尔根。前者被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唯一正确的学说，后者则被斥为资产阶级的荒谬绝伦的学说。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
又如，社会学在1957年以后被否定了。这门学问，在无产阶级的手中，要发展壮大，是很有前途的。但我们却把它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事实上被禁止了。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后的现在，才撤除这个禁区，社会学的研究被恢复起来。
二
人们很容易有个疑问：学术自由，或者科学无禁区，不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么？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为什么要学术自由或者科学无禁区呢？
这其实是个误会。
什么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我想可能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即它是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的。所谓自由化，在我看来，应当说是没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胜。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放弃了领导，就会出现自由化，其结果可能是导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
我们所说的学术自由或者科学无禁区，当然是承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的，是以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为前提的。
问题在于怎么样的领导。在我看来，这有以下四个特点：
我想，第一是各方面都持平等态度。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是工作岗位的不同，但在学术上他们是平等的。在自由讨论中，领导者也必须充分说明自己的意见，但这不等于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更不用说打棍子、戴帽子了。领导者不在自由讨论的过程中间或以外发号施令，不要求对领导者的意见表态，更不要求形式上的“信服”。
第二是经过充分的讨论，逐步往准确的方向引导。正反各方面的意见都有发表的机会，欢迎针锋相对，当然也避免意气之争。细心找出争执的焦点，找出问题的关键。时机不成熟，绝不做结论。对错误的意见，要多提启发式的问题，让主张者自己去思索。结论如果做出来了，不仅允许保留意见，而且允许推翻重新讨论。这里要有点诸葛亮七擒孟获的精神。
第三是不主张少数服从多数。在组织上、行动上，少数服从多数是个原则，不能破坏；但在学术问题上、思想问题上不搞少数服从多数，因为那个少数可能恰恰是准确的。应当是少数、多数各是其是，绝不强求一致。也因此，“学术民主”这个说法，作为“少数服从多数”来理解，就是错误的、不应当提的。
第四是要耐性等待，有些问题可以讨论几年甚或几十年。问题的解决，一般说来都不可能是短短的几天几个月。相持不下，反反复复，都是可能的。不要以为讨论了还不解决是“无效劳动”。
年初在北京举行的戏剧创作的讨论会，我以为是体现了这种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的成功的会议。如果说会议还可能有什么缺点，我以为决不是会议没有做出结论，“没有解决问题”，等等。
*有人认为科学无禁区就是鼓励科学工作者不按科学规律去乱搞，并且说这就是自由化，我以为这样的理解是违反事实的。不按科学规律去乱搞，置科学上的客观规律于不顾，必然受到科学规律的惩罚，那不是禁区问题。禁区，是指人为地对科学研究设立种种禁令而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