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在一两代人以前,有非常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最高指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紧接着还有两句“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四句两两对称,合辙押韵。“文革”中有音乐家给它谱了曲,瞬间风靡全国,人人会唱。我们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以后才明白,世间很多事情如果加了“凡是”,往往就要失之于“片面”。所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批判“两个凡是”,大家都说批得对。1943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正酣,纳粹德国突然宣布在苏联的卡廷森林发现大批被苏联杀害的波兰军官的尸体。由于纳粹德国是世界人民的头号公敌,而且一贯乱造谣,根据“凡是定律”,我们自然不相信它的说法。谁料半个世纪后苏联解体之际,苏方公开的档案却证明纳粹德国那次是难得地说了一次 “ 真话”:经斯大林批准,苏联在1940年春在卡廷森林和另几处劳改营总共枪决了两万一千八百五十七名被俘波兰军官。(拉津斯基著《斯大林秘闻》577―578页,新华出版社1997年8月版)这说明“凡是定律”在“卡廷”也失了灵。大千世界纷繁复杂,“简单化”、“绝对化”的确要不得。
鲁迅是中国一流的大作家,这不必怀疑。他的小说和杂文,艺术性和思想性之高,少有人及。但就是这样一个伟大人物,由于在某些事情上 “受骗上当”,也坚持了不正确的观点,与历史真相差之千里。其最为人诟病或惋惜的,便是他对苏联的盲目崇拜。他对苏联文学作品极度热爱,促使他亲自翻译出版了长篇小说《毁灭》,还热心地帮着推销曹靖华翻译的另一本苏联小说《铁流》。他写于1932年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专门驳斥那些“污蔑苏联”的论调,堪称这方面的代表――
“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他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列宁格勒、莫斯科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是都没有被炸掉么?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绥甫林娜,唆罗诃夫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鲁迅杂文全集》45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原文很长,我只引用一小部分,也可以看出聪明如鲁迅先生是如何的不了解苏联的真实情况,如何被苏联专事“宣传”的部门所蒙蔽和欺骗的了。苏联那时候确实在“出口小麦”,但鲁迅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写这篇杂文的1932年到1933年期间,由于斯大林搞强迫集体化,造成农业大量减产,在乌克兰造成人为的大饥荒:“冬天,每天上班的路上几乎要穿过成堆的尸体”,“在过去一年中,全苏联很可能有高达一千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饥荒,其中乌克兰有数百万人。”(《三十年代苏联大饥荒与〈纽约时报〉杜兰蒂事件》,新华社2003年11月23日电)在这种情况下,把用暴力从农民口中夺来的粮食“出口”,可以掩饰苏联国内的灾荒,可以换钱换机器支持斯大林的“工业化”。万里之外的鲁迅哪里知道表面现象后的可怕惨景!他举出“实业党的首领”只判了十年,是证明苏联的法律宽松,很“文明”。事实却是“1929年,帕尔钦斯基被指控为阴谋推翻前苏联政府的‘工业党’(即鲁迅说的‘实业党’)的领导人而秘密枪决。在接下来的肃反扩大化中,有几千名工程师被扣上各种罪名遭到关押和流放”。(2002年第11期《哲学动态》)这还只是开始,还不算鲁迅“这时候不知道”的从“基洛夫事件”开始的所谓“肃反”,“七百万人被枪决,被杀害者中有两万多人是当局为了灭口而处死的特工人员。”(2009年第11期《炎黄春秋》82页)或者鲁迅听说了,但统统“不相信”!
鲁迅号称“不再受骗了”,实际上“仍在受骗”,而且受的骗不算小。斯大林的私人翻译别列什科夫上世纪三十年代还是中学生,他本来是纯粹的苏联人,但因为上过德语学校,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有关方面便叫他和同学们“扮成德国少先队员”在苏联各地召开的大会上讲话,以使苏联民众真的以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面对这种连少年儿童都要参与的“大作假”,不上当确实很难。哪怕你是世界级的大文豪。
写文章大可以“如果”,历史却没有“如果”的地位。鲁迅没有去过苏联,他依据一些表面现象,再根据“凡是定律”,造成了他的“白璧微瑕”。我们常讲伟大人物也是人,也会有缺点错误,有“受蒙蔽”的可能,鲁迅当是一个例子。百分之百的伟大,永远永远的正确,那是神话和宗教里才有的故事,要不就出现在当今的某些所谓“主旋律电影”中。现实生活里到哪去找?
【选自《新浪・博客》本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