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深入阅读《歌德谈话录》之前，我并不理解爱克曼的举动：一个歌德的崇拜者，一个终于在歌德身边工作的人，一个以毕生精力编辑《歌德文集》的人，一个歌德的影子，一个诗歌仿写能达到歌德水平的人，殚精竭虑去写一本歌德生前反对出版的《歌德谈话录》。放在今天中国的文坛，可能要承受不小的非议和压力，不但有圈内的指摘，更会有圈外的起哄。但细读进去，每位读者都会感觉到，爱克曼并不是预想的那样借歌德提升自己，所谓附骥出名。也不像一些围在名人身边转的人那样，最终逮了个“吃”名人的机会。这本书完全是真实记录真诚宣扬歌德的，只有深爱歌德的爱克曼，才是歌德最忠实的粉丝，最优秀的粉丝。难怪狂傲的尼采说，德国除这本书外当时无散文。
确实如此，以前书摊上遇见过《歌德谈话录》，但偏见让我不愿再贸然掏钱。直到一年夏天，“高中课外读物”目录让我产生“补课”心理，促使我再次走近这本书，竟然生出相见恨晚的感觉。当然，其实并不一定恨晚，也许是恰到好处，因为歌德对爱克曼说的那些文学评论、欣赏感悟和创作经验，在我对当前国内诗歌、文艺有一些看法和迷惘的时期，正是及时照过来的一束灯光。
我一次次在一些“箴言”下划出横线。“不过我们的女诗人们尽可以一直写下去，她们爱写多少诗就写多少诗，不过希望我们男诗人不要写得像女人写的一模一样！这却是我不喜欢的。人们只消看一看我们的一些期刊和小册子，就可以看出一切都很软弱而且日益软弱。……人们在说‘这首诗很美’时，指的只是情感、文词和诗的格律。没有人梦想到一篇诗的真正力量和作用全在情境，全在母题……”划下这些句子时，我感觉歌德锐利的眼光，不仅停留在19世纪。21世纪的中国，又何尝不需要大师的这一番教诲啊。有多少句子在被我划下时，我总是在对照自己的缺陷和诗坛的流弊。
际遇，爱好，观念，偏见，影响着对一本书的接近。这就是我们不得不促使自己保持终身阅读的原因。这些思考与阅读时时相伴而生，影响了进度，当然也加深了理解和珍惜。读了爱克曼的这本书，才知道一个活生生的歌德，一颗丰满伟大的灵魂，并不仅居住在《浮士德》的卷页里，也不仅在文学史和传记的字里行间，更在爱克曼的笔下。一个人生动的灵魂，有时并不表现在他自身和他的作品中，也不体现在第三人称的观照上，而在他与周围的人进行交流时，在别人对他进行感受、发现、热爱、倾心的眼眸中。只有爱克曼眼里的歌德，才是我现在喜欢、可以亲近的歌德。
一棵大树和一株小草，在相互的交谈中显得生动起来。就像《论语》，弟子们成全了孔子的述而不作，弟子记下了孔子的一些真实容貌，可惜《论语》仍然不是第一人称，我们很少看到像歌德在爱克曼面前的那种和蔼、自然的情景。在我们这个时代，谁是我们的爱克曼，谁又是我们的歌德？
二
“在和他相处的九年之中我感到多么幸福，仿佛一个小孩，伸着两个巴掌去接使人神怡气爽的春雨……”在《歌德谈话录》的序言中，爱克曼坦言自己是以一种沐浴春雨的心情，聆听着歌德的谈话――这种对大师的尊崇，其实就是对文化的尊重。是的，爱克曼懂得文化的重要，而这点认识，源自他特殊的文化苦旅。
如果对爱克曼的身世没有详细的了解，如果对歌德与爱克曼两人身世的反差没有足够了解，我们还无法完全理解《歌德谈话录》的可贵之处。歌德出生于法兰克福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父亲是法学博士，母亲是市长的女儿；而爱克曼，在《歌德谈话录》中所附的长篇自我介绍中，他不无辛酸地提起自己少年时期的艰难处境――在德国吕讷堡和汉堡之间的荒原上，幼年的爱克曼帮着母亲拾粪、拾柴和看牛，偶尔也跟着父亲当货郎。受人资助才上学的村童，法院的抄写员，反法游击队员，军服部门的小差吏，半工半读的青年，廷根大学法律系课堂里偷偷写剧本和诗论的学生……一种坎坷的经历，却让爱克曼鬼使神差地迷上了文艺，爱上了歌德的短诗。“我好像才觉醒过来……好像我以前连自己也没有认识到深刻的灵魂在这些诗歌里反映出来了。”诗歌让爱克曼走出只为生存挣扎的人生境况，文化牵引着这棵德国荒原上小草，走到世界闻名的文艺巨匠面前，从而没有湮灭在无法分辨的野草中。
歌德出身富贵，而爱克曼出身寒微，两个人能够成为知音，爱克曼的艰辛付出和坎坷历程，对他走近歌德并写下谈话录，有很大关系。歌德一生的朋友何其多，比如一起在魏玛共同经营剧院和相互切磋创作的至交席勒。然而两棵大树也许能够互相聆听，但决不会互相记录。而与歌德有着密切接触的人中，也有过记录了歌德谈话的人，比如瑞士自然科学家梭瑞，但梭瑞的爱好和研究领域与歌德毕竟不同。只有爱克曼眼中“我的歌德”，才是作为文学大师的歌德，而不是作为自然科学家的歌德。
难能可贵的是，在魏玛，爱克曼与歌德的地位悬殊，没有成为两人交流的障碍。爱克曼在魏玛仍是半工半读，在两人欢快融洽的谈话中，歌德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文艺典故，对他无疑具有一种巨大的磁力。“和他在一起生活过几年，我一直都想从他那里得到教益，所以乐意把他的谈话内容掌握住，记下来，以备将来终生受用。”爱克曼当然表现出一种虔诚，但他又没有迷信和盲从。不同的阶层和迥然的经历，对文艺和社会的看法肯定存在差异，爱克曼在谈话中，敢于提问和反驳。这位参加过解放斗争的青年，思想上显然也有比歌德进步的因素。也就是说，爱克曼与歌德，小草与大树之间的谈话，是两种不同生命形态之间的呼吸。
是的，《浮士德》作为歌德自己思想阅历的写照，反映了知识分子走出书斋为人类工作以拯救灵魂这一伟大转变。而爱克曼早年就为解放祖国而奋斗过，后来又走近歌德的书斋，这正好是一种反向的历程。这种对照中，爱克曼仍然感觉到歌德作为文化巨匠的伟大，这种对文化的尊崇，是多么富有启迪意义。
在歌德的盛名之下，创作业绩有限的爱克曼，凭着对文学的高度兴趣和感知力，形成了文学史上一种大树与小草和谐交流的生态景观。在中国，谁能有爱克曼那样的幸运和觉悟？
银河倾泻下来
凌晨五点的时光里，我看完川端康成的小说集《雪国・古都・千只鹤》。我必须提及“时光”一词，大凡让文学阅读贯穿一生的人，对时光定是极其敏感的――书面滑过的时光与文本内在的时空，相互交织，加深了光阴的凹凸感。
把川端康成从书店带回书房，诱因是脑子里还不能忘记20年前记住的句子：“抬头望去，银河好像哗啦一声，向他的心坎上倾泻下来。”我相信，在我的人生中，有多少次美丽的阅读，就有多少条“银河”向我的心坎“倾泻下来”。当然不是说我对川端康成的阅读有多深，甚至恰恰相反。20年前，我第一次看到《雪国》，只是被小说极端的抒情主义吸引，当然也就记住了小说结尾独特的句子。然而说实话，当时我并不能理解小说中的人物存在方式，岛村与驹子、叶子之间那份淡淡的情愫，岛村那种悠闲的生活旨趣――也许文学史的阅读，让我染了不少“正统”的文学观念。20年来，一直没有再去读他的其他文字。
20年前的乡村，外国文学作品只是同事之间的传阅。《基度山伯爵》与金庸小说一样，虽然引人通宵阅读，但只是通俗文学而已；《安娜・卡列尼娜》《飘》《简爱》《呼啸山庄》《丧钟为谁而鸣》，只是粗略记得人物情节和异族风情；只有《百年孤独》《老人与海》算是深度阅读。而《雪国》，如果不是现在重读，里面的人物和情节也想不起来。如今，顺着那句“银河好像哗啦一声，向他的心坎上倾泻下来”，我找到了这本书，时光的跨度是20年。
时移境迁，阅读胃口完全不同，每一个句子都在仔细品味。“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这样的开头，我当作诗句来读。岛村驹子们的生活趣味，不再成为我理解小说内蕴的隔阂――任何一种人际情愫自有其合理性，何况，在我的阅读中，小说的“主人公”，本身并不是这些人物，而是这些人物生存的背景――日本的山川与风俗。记得作家江子在《一个人的井冈山》结尾突然说，“有必要说出的是，我讲的这个故事里的主角，不是曾志，而是罗霄山脉中段，那座叫井冈山的山。”我想，如果抽去岛村行旅见闻，抽去那些枫叶，绉纱，雪山，故事在读者心中就立不住，虽然这些背景与人物是融合一起的。译者叶渭渠先生说，《雪国》以日本传统文学的悲哀与冷艳结合的余情美为根基，展现了一种朦胧的内在的感性的美。没有这些江山物事，作家就传递不出那种意境美。叶子与驹子的形象，不能没有雪国之景；千重子和苗子的形象，不能没有古都北山杉林和京都节庆风俗；文子母女形象，也不能没有茶室茶道，特别是吉野陶这样的茶具。在我脑海中反复浮现的，始终是与人物活动共存的一些情境，如《古都》中千重子和苗子在北山杉林中避雨，苗子护着孪生姐妹千重子的姿态……
一位读者在网上说，“我把川端的作品细细读一遍后便会静静地放在书架上收藏，值得收藏，但我不会再去读上第二遍的，因为我更喜欢斯佳丽、简・爱的坚强与勇敢，不悲观、不沉沦。”也许，川端康成小说中的情怀并不是每位读者都接受，但小说传递的唯美情境，却深深打动着许多读者。当然，小说中那些人物向善的挣扎，也应能获得人们的同情。
哪怕是名著，如果只看内容简介，是无法体验其真正的魅力。比如，当当网上介绍，本书收集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三部代表作。《雪国》以有钱有闲的舞蹈研究者岛村与一位艺妓、一位纯情少女之间的感情纠葛，为读者展现了一种哀怨和冷艳的世界。《古都》描写一对在贫富悬殊的家境中生长的孪生姐妹之间感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千只鹤》描写富家子弟菊治在不经意间与父亲生前的情人太田夫人发生肉体关系，而这段孽情最终导致了他所真正钟情的姑娘文子（太田夫人的女儿）自杀的悲剧。故事情节，并没有吸引读者的独特之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怎么写始终是第一位的。我不由想起本邑两位“作家”状况，以红色文化为背景创作的人物传记和红色传奇，曾引起我的阅读兴趣，但很快让人失望：表现方法的笨拙，文史资料的堆砌，故事结构的粗糙，简直是对一些题材的糟蹋。
其实，川端获诺奖时，流传到外国的小说并不多，主要是这三篇，恐怕与2009年的诺奖得主米勒一样，对于当时的世界，算是一个冷门作家。因此，对于有诺奖情结的中国人来说，期望中国作家拿出什么样的作品冲向世界呢？首先应该是反映美丽的中国情怀。国内曾传阿来、余华可能入围，但《尘埃落定》中的部落风情终究太偏，而《活着》之类小说，只是一串故事骨架，根本没有展示中国人文传统或现代风貌。但我相信，中国堪与诺奖作品比肩的好作品会层出不穷，曾经的沈从文、钱钟书、鲁迅，当今的大解、迟子建、鲁敏等人，也都颇能站在中国文化传承方面，深度挖掘过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这是有意味的比较：在政治上，中日都有学西方的经历，但中国的维新变法很快失败，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很快成功；文学上，中日都有深受西方文学影响的阶段，但日本走向了诺奖，而中国至今还是个梦想。虽然并不能以诺奖来衡量中国文学的业绩，但不能忽视日本的文学经验。川端康成的启示是：适时把握西方文学的现代意识和技巧，重估本国传统的价值和现代意义，调适传统与现代的纷繁复杂的关系，使之从对立走向调和与融合，从而使文学既具有特殊性、民族性，又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义。
刻舟求剑
卡夫卡在《一场常见的混乱》中这样开头：“他经历了一场常见的混乱，一桩平时生活中常会发生的事。”在这篇精短的小说里，他设定A和B两个人有心相逢（为了谈生意）却无缘相聚，因为主客观的阻碍：明明只是A和B两个人的生意，却约到中介H那里去谈；明明平时只要十分钟的路程却花了十个小时；明明就在家门口相逢，却不相认；明明有望相见恳谈时，A却在楼下绊倒扭伤了脚，“他痛得几乎昏了过去，甚至喊都喊不出声了，在黑黝黝的楼梯上暗自啜泣。这时他迷迷糊糊听到B沉重的脚步声――不知B离他很远，还是就在他身旁。B气乎乎地走下了楼，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如临其境地读到这个结尾，脑子里却冒出了《边城》的尾句续了上去：“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我竟如此容易地把卡夫卡这则寓言中A和B的商缘置换成男女之间的情缘。我知道这位一生憧憬爱情和婚姻却一直没有成家的犹太人作家，是不可能拿自己的伤疤来变形的。他孤独脆弱悲观自弃，伤心地喊道：“一切障碍都能够摧毁我。”爱情的幸福对他而言，就如他小说《城堡》中那可望而不可即的“城堡”。我在为这样“一场常见的混乱”惊叹之余，更关心的是――当人生的混乱尘埃落定，当事人往后会如何抚摸伤口？我为卡夫卡这则西方寓言，续上了一个东方寓言：《刻舟求剑》。
我曾经用诗歌把这则古老寓言重新诠释。我试图把寓言中的“失落”，置换成卡夫卡描述的那种“常见的混乱”，然后注入“怀旧者的精神状态”，把“刻舟求剑”从贬义中拯救出来。在现实生活里，不会有人傻乎乎地“刻舟”，这是小学生也能看穿的编造。但在精神领域，这种傻乎乎地“刻舟”是屡见不鲜的。在人生的长河里，失落的东西如果是一把难以割舍的“宝剑”，你会情不自禁地在人生之舟里刻下一道记号。这种刻在心里、刻在骨头里的记号，在失落的那一瞬间，会是一道情深缘浅不得意的感叹，会是一种身无彩凤双飞翼的宿命，不可支配的命运就像卡夫卡变形或解构的“混乱”；而在无穷无尽怀旧的梦幻里，重返那片水域不过是抚摸那一道刻痕。剑无可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飘渺存在，让怀旧者在梦幻的海洋里难以自拔又只能徒劳上岸。
尘世中，更多的人只是把那道刻痕掩藏在心灵的深处。只有作家和诗人，用文字频频擦拭那把“宝剑”，或者说，找到了那把“宝剑”。
诗人杨牧心中的刻痕，是在西部的荒原中，他在自传中寻找那把“宝剑”。他那种“锦书难托”的信误之悲，在手机短信缩小了时空间隔的今天读来，恍若隔世。现代文明就可以避免卡夫卡寓言中“常见的混乱”吗？不，人与人之间仍有许许多多难以逾越的障碍，主观的，客观的……仍然会有现代人发出杨牧那样的感叹：“生活是个不可捉摸的东西。”
于是人类在精神领域永远延续着“刻舟求剑”的怀旧情结。不过，纵使仍有“昨夜星辰昨夜风”的眷念，仍有“去年今日此门中”的回味，但“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执迷，肯定已经不再合于现代人的胃口。我们是不是要把陆游“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的沈园情结，视为怀旧者“刻舟求剑”的绝唱？
如果说卡夫卡寓言阐述的是人类的“无奈”，那么刻舟求剑的怀旧则呈现着人类的“有情”。今天，有多少人已在和将在“一场常见的混乱”中留下深深的刻痕，用一生去抚摸，用一生来诘问：“不知B是在他身旁，还是离他很远。”
责任编辑 陈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