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王安石，大家并不陌生。这位北宋文化名人，不仅在文学领域成就卓越（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政治领域也曾大显身手（“王安石变法”）。而他所组织草定并颁布的“三经新义”更是影响了赵宋乃至后来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的士人风气。当有人问及这位名人的字号时，稍有文史常识的人都会脱口而出：“王安石，字介甫。”若是对他再熟悉一点，便会更详细地指出：“王安石，晚号半山，又号荆公。”这些都没错。因为白纸黑字都写着呢，《宋史・王安石传》开篇即云：“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其他诸书似乎从无异辞。可是，事情果真如此吗？“王安石字介甫”就一定是铁板钉钉的事？就一定毫无可议之处吗？我看未必。
古人的名和字之间都是相关联的，《白虎通义・姓名》说：“或旁其名为之字者，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王安石的名和字之间也是如此。《易经・豫卦》曰：“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孔颖达疏云：“守志耿介似于石。”王安石的名和字都从此出，二者互训，所谓“名以正体，字以表德”（《颜氏家训・风操》）者也。“石”字与“介”字之间的关系十分明确，所以“介甫”的“介”字，没有丝毫可怀疑的。但是后面“甫”字的存留替换与否，则远非稳当之事。首先指出这一问题的人，是南宋吴曾。他在所著《能改斋漫录》（至迟成书于1157年）卷一四“曾子固怀友寄荆公”条下记载：
王荆公初官扬州幕职，曾南丰尚未第，与公甚相好也。尝作《怀友》一首寄公，公遂作《同学》一首别之，《荆公集》具有其文，其中云“固作《怀友》一首遗予，其大略欲相扳以乎中庸而后已”云云。然《怀友》一首，《南丰集》竟逸去，岂少作删之耶？其曰“介卿”者，荆公少字介卿，后易介甫。《同学一首别子固》现存《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一，而曾巩的《怀友一首寄介卿》不存《元丰类稿》中，吴曾在上段材料之后录下了《怀友》全文，文后云：“作《怀友书》两通，一自藏，一纳介卿家。”吴曾认为，曾巩在诗文交往中之所以称王安石为“介卿”，是因为王安石少年时的字就是“介卿”，后来才改成了“介甫”。不知是受吴曾影响，还是英雄所见略同，理学大家朱熹在遇到曾巩诗文“介卿”、“介甫”两见的问题时，也认为“介卿”是王安石年轻时的字。《朱子语类》卷四五记云：“观曾子固《送黄生序》，以其威仪似介卿。介卿，渠（指王安石）旧字也，故名其序曰‘喜似’。”两人都看到了曾巩与王安石交往时出现的特别称呼，又以同样的方式处理这个矛盾。他们的说法影响很大，后来凡是提到这一问题的人，基本都这样解释。如较吴、朱二人稍晚一点的吴子良（1197―约1257）就在他的《荆溪林下偶谈》卷一里直接以“王介甫初字介卿”作小标题，并言：
《王深甫集》有《临河寄介卿》诗，《曾南丰集》亦有《寄王介卿》诗。《能改斋漫录》载南丰《怀友篇》，盖集中所遗者，其篇末：“作《怀友书》两通，一自藏，一纳介卿家。”吴子良在这里不但坚持认为“介卿”是王安石早年时的字，而且还补充了另外两条材料，特别是提到了王安石的另一好友――王深甫。王深甫（1023―1065），即王回，字深甫。他与王安石十分要好，大家熟悉的《游褒禅山记》里就曾提及王回。王回去世后，王安石为其撰写祭文和墓志铭，可见他们交情之深。王回称王安石也作“介卿”，这似乎为“王介甫初字介卿”的说法提供了更为可靠的证据。可惜的是，王回的集子已经亡佚，《临河寄介卿》诗也随之散佚了。
南宋之后，明方以智《通雅》（卷二）、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五）、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等，都承袭前人观点，认为王安石早年字“介卿”。这些博雅学者的结论，如此一致地认同“王介甫初字介卿”，让此说几成定谳。问题似乎已经圆满地解决了，可事实真是这样吗？显然值得商榷。至少有三条材料与此结论相悖：
第一，据清顾栋高《王荆国文公年谱》（《王安石年谱三种》）载王安石在亲兄弟之中排行第三，两位哥哥分别为：王安仁，字常甫；王安道，字勤甫。弟弟中也全用“甫”为字，若王安石单用“卿”字显然不符合规矩。
第二，曾巩初识王安石在景�三年（1036），虽然吴子良提到的曾巩所作《寄王介卿》诗大概是此后不久就作出了，但是据《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曾巩年谱》我们可以看出，吴曾提到的《怀友一首寄介卿》、朱熹提到的《喜似赠黄生序》，分别作于庆历二年（1042）和庆历七年（1047），而在此稍前或同时，曾巩就作有《之南丰道上寄介甫》（1042）、《酬介甫还自舅家书所感》（1043）等作品了。另据《王荆国文公年谱》，王安石与王回定交乃在庆历五年（1045），王回所作《临河寄介卿》自然也是此后的事，然而大量作品都能说明，在1045年之前“介甫”之称已是十分常见的了。可见“介卿”、“介甫”的称呼并无先后，所谓“初字介甫”说，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三，韩维（1017―1098）《南阳集》卷四存《次韵和平甫同介甫当世过饮见招》一诗，诗有“介卿后至语闲暇，偃载戈甲韬旌幢”之句。诗题中的“平甫”即王安石弟弟王安国。韩维次王安国之韵，诗题径称王安石为“介甫”，诗句则又称“介卿”，二称并存，无先无后，怎么能说“介卿”是旧字，“介甫”是新字呢？况且该诗为古体，并不存在“卿”、“甫”音律平仄上的迁就问题。
矛盾出现了，王安石的字究竟是什么？若是“介甫”，那么应该如何解释“介卿”的并存情况？若不是，又将作何解释？针对第一种假设，我想大概能给出两种解释：
第一，亲密称呼。这种解释是最容易想到的。也就是说，王安石的字本来就是“介甫”，但是朋友之间为了表示亲切，便改“甫”为“卿”，称“介卿”。曾巩、王回与王安石交情笃厚，以此说解释之，似亦通。
第二，戏谑称呼。与第一种解释一样，这一解释也承认王安石本字介甫，只是朋友之间玩笑戏称其为“介卿”。因为“介卿”一词，上古早已有之。《左传・昭公四年》有：“南遗谓季孙曰：‘叔孙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无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杜预注：“介，次也。”所谓“介卿”，就是次卿，也叫亚卿，是两周时卿制的第二级。年轻时的王安石，小官小位甚至无权无位，但是因其字“介甫”，朋友之间便戏用古语“介卿”称之，或亦有祝福意味。这一解释似乎也能说通，而且也可解释为什么“介卿”一语只是在王安石年轻时被人使用，因为成年了、官位高了，便不再适合用这样的戏谑称呼。
以上两说均似有理，但又都找不到学理上的依据，倒是第二种假设值得细细琢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记云：
钱勰字穆，范祖禹字淳，皆一字。交友以其难呼，故增“父”字，非其本也。
这条材料说，钱勰字非“穆父”（“父”、“甫”、“夫”相通）而是单字“穆”；范祖禹字非“淳父”，而是单字“淳”，因为称呼时音节的需要，而添“父”字。依照此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王安石字介，因一字难呼故增‘甫’、‘卿’诸字”呢？单此一条，总还让人难以接受。再看另一条材料，则此说的合理性就更强了。费衮《梁�漫志》卷三“范淳父字”条记云：
范淳父内翰之母，梦邓禹来而生淳父，故名祖禹，字梦得。温公与之帖云：“按《邓仲华传》：‘仲华内文明，笃行淳备。’辄欲更表德曰‘淳备’，既协吉梦，又可止讹，且与令德相应，未审可否？”次日复一帖云：“昨夕再思，‘淳备’字太显而尽，不若单字‘淳’，临时配以甫、子而称之，五十则称伯、仲，亦犹子路或称季路是也，如何如何？”予因是推之，刘仲原父、贡父、钱穆父，皆只一字。或谓仲原父用程伯休父三字之法，非也。伯休父亦只一字耳，盖伯、仲与甫之类本语助，特后世以便于称谓，非以表其德也。凡今以伯、仲、甫、子之类为助者，皆取单字，盖亦古之遗意焉尔。费衮在此不但重申范祖禹乃单字“淳”，而且还援引司马光之说，以为“甫”、“子”诸字乃临时搭配。费氏推而广之，认为时人取字有“伯、仲、甫、子”之类的都是后来添上为助语，以便称呼，而这些人所取的其实都是单字。他甚至把前人认为的“三字”法（如程伯休父）也归结为“单字”，并以为这些都是“古之遗意焉尔”。由此而推之，则“王安石单字介”之说，应是可以成立的。也许有人针对费衮的说法要提出质疑，但费氏之说并非自己标榜的“古之遗意”，实乃确为“古之遗意”。对于中国古人的取字之法，《仪礼》所记应是最具权威性的，费衮的说法其实就是依它而来。《仪礼・士冠礼》记载古人取字的礼仪时云：
字辞曰：“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当。依照《仪礼》上文及郑玄注、贾公彦疏所云，则成人取字之时，只取一个字，即上文所言的“伯某甫”的“某”字，而“伯”则随兄弟排行而变（《礼记・檀弓》云“五十以伯仲”。亦即前文司马光语之出处）；“甫”乃“丈夫之美称”，作“父”、“夫”之类亦可。因而，费衮提到的程伯休父、刘仲原父一类是遵守这一取字格式最为严格者，可算作“正体”。有正体，自然就有“变体”，后人取字则往往依“变体”，截“正体”三字为两字，或成“伯某”一类，或成“某甫”一类，不管如何，作为表德的字则常为一个字。如孔子，名丘，表德之字曰“尼”一字耳。有称作“仲尼”者，也有称作“尼甫”者。至于后来出现的两字表德者，就是已经忘掉或者不顾“古之遗意”了。
《春秋�梁传・隐公元年》在经文“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下云：“仪，字也。父犹傅也，男子之美称也。”既然如此，那么王安石字介，临时辅以“甫”、“卿”诸字，实在是尊重“古之遗意”的一种说法。只是“卿”字不常用，而“甫”字则慢慢固定了而已。另外还可提到的是，古人字里非表德的那些配字，有时也省略。如项籍，字羽。而《史记索隐》按云：“下《序传》籍字子羽也。”再如《汉书・古今人表》有南容，颜师古注曰：“南宫也，字子容。”其中的“子”字都省略了。因此，依学理而言，我们自然可以说：“王安石，字介。”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说法是不符合约定俗成的规定的。本文提出此说，并不是想颠覆旧说，而只是认为提出这一问题，或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古人的社会习俗与文化心理。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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