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弟弟是北漂一族，更因为他还未成家，所以55岁的母亲执意推却我的苦苦挽留，也成了北漂。 到北京第一天，弟弟陪母亲去看了天安门。电话里，老太太真像进了大观园，激动得声音有点颤抖：“这辈子我居然还能来到北京，还能看到天安门，真值了！值了！”
到北京的第七天，她给我打电话，说她找到工作了，在一家写字楼里做保洁员。母亲是个爱干净的人，我想这样的工作她应该能胜任吧。
后来就很难接到她的电话了，每次打过去，她总是很忙。
金秋十月，单位放假，我去北京看她。母亲黑了，瘦了，白发又多了。和我拉家常，告诉我自己来北京后的种种遭遇。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她说的，某天上班，在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她不小心把坐车的一块钱硬币掉了，等好不容易在井盖的缝隙里找着，那辆车又开走了。结果，上班迟到，被扣了四十块钱。“你不知道这个城市节奏多快，呵呵。我现在终于知道你弟弟多辛苦了。”
母亲和弟弟在离市区很远的叫小牛坊的郊区租了间房子。弟弟做房产销售，每天起早贪黑，母亲的时间相对来说充裕一点，所以她不管弟弟回不回来吃饭，每顿饭菜都做得颇为隆重。那天，我就在他们那间小小的房子里吃她烧的菜，也见识到了在只有5平方米的房间里又住人又烧饭是多么艰苦的事情。放个锅就转不了身，做饭的时候，母亲把我赶了出去，我站在门外，一边听到她被油烟呛得咳嗽一边泪流满面。
母亲很热爱她的工作，她总跟我说他们那里多好多好。我很好奇，让她带我去看看。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转公交转地铁，才到那栋气势恢弘的大楼。我陪她一层楼一层楼地边扫边爬，地面要保持整洁，所以保洁员要经常上上下下地走动。中午时分，我们碰到她的主管―――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姑娘，她大声地让我母亲赶紧把垃圾搬走。我什么也说不出来，觉得自己很无用。
我走的时候，从不请假缺勤的母亲，终于舍弃了请一天假就要扣掉的那九十块钱，将我送上了火车。母亲说，她很开心，这么大年纪了，人家还肯要她做事，她很感激那个人―――就是当初把她招进去的那个主管。
我的北漂母亲，拿着每个月一千一百块钱的工资，在北京，每个月还能存下七百。
（娜娜摘自《扬子晚报》2010年12月3日图/蓝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