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一种空间形式，弄堂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现当代的很多作家都有过关于弄堂的书写，其中以王安忆的小说中描写居多。弄堂中的生活丰富多彩，上海和写上海的女性有着某种契合点，这种契合点体现在弄堂文化中。上海都市的文化底蕴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时空建构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异质文化对上海女性的影响、疲惫的都市生活对都市人的心理造成的压力、《长恨歌》中王琦瑶的都市生活体验。
关键词：弄堂； 上海都市； 文化底蕴
建筑是社会生活的镜子，居住建筑尤其这样。弄堂建筑是上海近现代民居的主体，弄堂与弄堂房子是上海开埠后的土产。它伴随着上海都市的形成而出现，又随着上海的发展而成熟，它承载的意义已绝不仅仅局限于一种民居建筑，对于中国人而言，弄堂不失为一个缩影，在它身上凝聚了上海，以及上海人的精气神，读懂它也就读懂了上海。随着20世纪90年代都市社会的发展与都市元素在市民文化中的影响的扩大，都市迅速成为文学书写中的一个重要元素。现当代作家的很多作品都有关于弄堂的描写，如王安忆的《长恨歌》从都市历史角度入手，体现了独特的女性都市文化体验的感受。因此我们通过浅析现当代作家笔下的弄堂描写来进一步来了解上海女性的都市体验，从而概括得出上海都市的文化底蕴。
一?、现当代作家作品中弄堂的人和事
上海的老弄堂很多，虽然每一条弄堂的结构和形状都看似十分相似相近，但仔细品味，这些看似相似相近的弄堂在它们的最深层次中却有着天壤之别。对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来讲，却是它的历史与文化最根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弄堂就是上海的命脉，没有弄堂，就没有上海，更不会有现在的上海人。因此可以说里弄建筑浓缩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弄堂中古今生意的叫卖声
上海的“弄堂工厂”是上海工业与文化的一大特色。弄堂里面有杂货店、小吃店、理发店、老虎灶、裁缝店、甚至还有工厂。这些厂大多为技术工人出身，带着几个徒弟，运用大厂扔下来的边脚料或下脚货，经过因材施用，精心设计，认真制作，竟造出许多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并在小商品市场中占着重要席位。“薏米杏仁莲心粥！”“玫瑰白糖伦教糕！”“虾肉馄饨面！”“五香茶叶蛋！”这是鲁迅先生在《弄堂生意古今谈》中怀念20年代他初到上海时闸北一带弄演唱内外叫卖零食的声音。他认为那些口号既漂亮又具艺术性，使人一听到就有馋涎欲滴之慨。在弄堂里除了有叫卖零食点心之外，还有叫卖青菜、豆腐、瓜果、鸡蛋的，时而还有活鸡活鸭；每隔几天还有把服务送上门的修理棕棚、补皮鞋与弹棉花胎之类。很多与居民生活有关的行当，不仅是叫卖，且有叫买。“旧衣裳有伐?” “阿有啥坏格钢钟（精）镬子旧铜吊卖伐” “暖嗬暖，阿有啥洋瓶中报纸卖伐！” 他们口中的中报纸，是指一切的报纸，旧上海的《中报》牌子老、销路大，家喻户晓，一般家庭妇女，劳动人民将所有的报纸都叫做“中报纸”。弄堂叫卖习俗是上海石库门民俗文化中一种非常有特点的商贸行为方式，带有一定的地方特点，在弄堂中不仅可以感受出浓厚的生活气息，更加可以了解到上海市民的生活智慧。
（二）弄堂中呈现的各种纷繁的生活习俗
第一方面，螺蛳壳里做道场 。上海人有句话：“不怕家里有火烧，就怕路上摔一跤 。”过去在社会底层打拼的上海人，住的是弄堂房子，亭子间或者三层阁，家里并无长物，但出门必须穿着体面。更因为上海是一个势力的城市，向来信奉“让资本说话”的信条，世俗地把人分成许多等级惯于衣貌取人，穿着简朴会失去许多机会，更有可能遭受屈辱。想当年，鲁迅先生去看望来访的萧伯纳，不是被势力的门卫挡在外面，只得从后门进去吗？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上海人的消费意识是城市化的，希望自身合乎时尚潮流，以衣着为消费符号，在社会圈内便于呼朋引类。
第二方面 ，一群彩色的蚂蚁。在物资供应匮乏的情况下，上海人也要顽强地表现个性，于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上海人悄悄地在穿着方面表现出另类的样子。只是这种扮靓不敢明目张胆，一切都在细雨润无声之间演变。
第三方面，一次事先张扬的打包。虽然上海人一直被外界认为是精于算计而且务实的，但也是最最要面子的，所谓“不怕家里天火烧，只怕路上跌一跤。”上海人在饭店打包是理直气壮的，反之，丢下半桌子剩菜残羹一走了之，恐怕要被人戳脊梁骨。
（三）亭子间作家生活体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文艺界的人士纷纷来上海寻找新的生活。他们大多没有家眷，在陋室中苦读钻研、构思写作，进行各种艺术活动。这些文人不尽住在亭子间，创作于亭子间，他们的作品中也大量涉及亭子间和石库门的生活，故有 “亭子间作家之称”。
“倘若走近住家的弄堂里，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的在飞，孩子成队的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真是一个乱哄哄的小世界。”鲁迅先生曾经批判过这样的环境下培养不出来健康的儿童，这也是鲁迅先生的弄堂生活中的真实写照。
“景云里”位于上海横滨路，是一个不起眼的普通弄堂，也是鲁迅、茅盾、周建人、冯雪峰、叶圣陶等进步文化人士居住过的地方。在茅盾的回忆中，景云里是这样的一番天地：“景云里不是一个写作的好环境。时值暑季，里内住户，晚饭后便在门外乘凉，男女老少，笑声哭声，闹成一片。”
称“弄堂”的不只是上海人，中国江南地区都这样称呼。但是弄堂能与北京的胡同一样著称于世，却主要是因为近代上海大批里弄住宅的兴起。对这些小通道，各时代、各地区、各民族都有不同的称呼，上海人则把它唤作“弄堂”。 弄堂建筑分为老式里弄和新式里弄。新式里弄比旧式里弄更具有现代气息。弄堂建筑又以石库门建筑为代表。石库门的名称从何而来？它的黑漆大门通常被石条构成的门框所包裹。上海话中，用一种东西包套或收束另外的东西称作究竟是“箍”门还是库门并不重要，让人感兴趣的是，石库门的结构是砖木立帖式，黑漆大门，马头墙或是观音兜的山墙，都是地道的中国货。内部结构更与中国徽派建筑的格局极其相似。“为防火，家家户户都建高七八米的防火墙，高低错落叫五山屏墙”。它与北方四合院最大的区别是有楼房，一般为二层小楼的三合院，中为天井。门楼木雕砖刻。色彩淡雅素静，玲珑华丽。”有些大型的，拥有数百户甚至成千户的弄堂，俨然就像一个城中之城。里面有杂货店、小吃店、理发店、老虎灶、裁缝店、甚至还有工厂。弄堂是上海的特产，是属于上海人的。它记载了上海的故事，反映了上海人的文化、生活方式与心态。上海有各式弄堂房子，每一种是上海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部分。阅读上海弄堂，就如阅读上海与上海人的社会生活。建筑是文化的物质载体。里弄建筑典型地体现了人与建筑之间不可分割的属性。
弄堂中的生活丰富多彩。去过上海的弄堂，大概再到上海别处去，会看的懂更多的东西。因为上海弄堂是整个上海最真实和开放的空间，人们在这里实实在在地生活着，就是上海的美女，也是家常打扮，不在意把家里正穿着塌跟鞋穿出来取信。”在弄堂中能感受出最为平常的普通人家生活的感动。
二?、女性的都市文化记忆
上海和写上海的女性有着某种契合点，这种契合点体现在弄堂文化中。因此，可以说弄堂文化是女性的都市文化记忆的一部分。上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海派作家异军突起，其作品的取材和立意始终保持一定的延续性，并有着独特风格，构成了一道耀眼的都市风景。海派作家在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和逐渐交融中
孕育，完全是一个现代都市成型的产物。“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的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而如她们这样首次登上舞台的角色故事都是从头道起。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
上海的女性构成了王安忆城市叙述的主体。这些创作展露她作为女性作家所特有的细腻温婉，另一方面也让我们通过小说中城市女性的吃穿住用、生计理想等小细节真正体会到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精神。纵览她几十年的繁复多变的文学创作，无论早期的雯雯系列，随后的流逝系列，还是城市小说、乡村小说、性爱小说以及个人成长史小说等，女性始终是她关注的焦点。王安忆的女性尤其是她的城市女人们还颇具小市民追逐利益的一面，她们精神世故，讲实惠得失，是一群逐利之徒。让人称道是她笔下女性表现出顽强坚韧，她们大多处境艰难，命运坎坷，却能以柔弱之躯体抵御艰辛，对抗磨难，她们的身上跃动着强悍的生命力。
第一方面， 弄堂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对于上海这个城市，海派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理解和发现。王安忆是弄堂的女儿，更是上海的女儿。她的个人记忆里充斥着市民民俗的生活，也触摸到上海市民社会的脉搏。她的作品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都在描写弄堂，都市生活，还有女性的生活。因此对于女性与都市的关系，王安忆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也是她对于自己的身份的认同。弄堂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上海古老的代表意象被赋予了女性的理解。“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它们有时候是那样，有时候是这样，莫衷一是的模样。其实它们是万变不离其宗，形变神不变的，它们是倒过来倒过去最终说的还是那一桩事，千人手面，又万众一心的。”5 并且弄堂是女性独特的文化记忆。“对于上海这个城市，王安忆有她独特的感受、理解和发现。她认为这个城市的性别应该是女性，她认为里弄是这个城市的象征和“中流砥柱”。如果说男性的城市是大起大落，那女性的城市则相对稳定而绵长，这实在契合王安忆对城市追问和预设。女性的城市是若明若暗的雾里观花。”
在《文革轶事》中最能体现作者对里弄的理解和诠释。她没有描写政治暴力，而是表现它所未能扫及角落的“小人物”，以小见大，生动地诠释上海市民文化。《富萍》中那个普通的江北女孩在进入都市生活的第一步就是融入了弄堂，开始了新生活。《流逝》中欧阳端丽的生活转折点也是在弄堂之后。看来，弄堂与女性的生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也许是她们最特别的记忆。另外，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长恨歌》中刚开始对弄堂就有详细地描写：“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它们有时候是那样，有时候是这样，莫衷一是的模样。其实它们是万变不离其宗，形变神不变的，它们是倒过来倒过去最终说的还是那一桩事，千人手面，又万众一心的。”王琦瑶似乎是典型的弄堂的女儿，放学时经过里弄时，背着花书包的是王琦瑶；结伴去看电影的，还是王琦瑶；王琦瑶是在里弄里长大的，她走遍了每个里弄的角落，几乎每个地方都传达着王琦瑶的故事。似乎王琦瑶成了上海女性的代言人了，弄堂也被赋予人情化了，那个时代女性独特的文化记忆也许就在弄堂里吧。“王琦瑶是在里弄里长大的，她走遍了每个里弄的角落，几乎每个地方都传达着王琦瑶的故事。似乎王琦瑶成了上海女性的代言人了，弄堂也被赋予人情化了，那个时代女性独特的文化记忆也许就在弄堂里。”
第二方面，弄堂是城市的中流砥柱。“上海再怎么欧化，毕竟还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与传统中国文化不同了。这种不同是上海以一种现代身份加入到国际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的活动中去，成为世界资本市场的一部分。而且这种现代化的文学实践，在中国首先是从上海大规模地起步和完成。”对于上海这个城市，王安忆有她独特的感受、理解和发现。她认为这个城市的性别应该是女性，她认为里弄是这个城市的象征和“中流砥柱”。如果说男性的城市是大起大落，那女性的城市则相对稳定而绵长，这实在契合王安忆对城市追问和预设。女性的城市是若明若暗的雾里观花。即便在现代的女作家卫慧的笔下，弄堂和富于现代气息的都市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散发着古老的上海悠远绵长的都市意味。“走进弄堂就是沁人肌理地走进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小而曲折的弄堂藏在大马路的梧桐掩映的褶皱里，藏在高而疯狂的钢筋建筑的背后，像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堂而皇之的一户大人家里的一小小后院，平时沉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弄堂是城市的沟壑，在王安忆看来，弄堂的内容是日常的柴米油盐，种种琐事，弄堂精神是“流言”，“闺阁”则是八面来风，一片天真、纯洁又软弱的地方。这是一个多元文化、多种文明杂糅的城市，这种特色必定留在上海弄堂里。这里里弄街巷幽暗深邃，蕴含了上海的全部情怀。同时，上海给女人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生存天地。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一文中写到：“城市作为一个人造的自然，远较乡村女性生存的城市中，女性得以摆脱农业社会对体魄的限制，可以充分发挥女性，智慧和灵魂。”王安忆不仅把女性放置在上海这一背景中，而且用女性来途说上海的历史，以女性的命运来展现上海的命运，从而完成对男性城市的解构，建立起一个女性的城市。王琦瑶一生最绚烂的时刻是上海最繁华的时代；岁月变迁，上海繁华过去，王琦瑶也随之返回“民间”，归于平凡；王琦瑶的新时代，平静中蕴含着不凡，显现出新上海对往昔的怀念。
王安忆作品中处处体现着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人短暂的一生宛若流水，匆匆挽不住转瞬即逝。王安忆意识到时间和生命流逝不可逆转，生存的先验性和有限性使作家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更深层的追问。人们常用终极关怀指称人企求摆脱与生俱来的有限性，渴望最终获救而作出的理智奉献式委身，终极关怀便是王安忆的人生意义的合理解答。
当一个城市的精神有生活细节来呈示时，它的主角很有可能是由女性来充当了，海派作家的小说中体现出了女性与城市的关系，从女性对都市的记忆，我们可以概括出上海女性的品质。
三?、上海都市的文化底蕴
上海文化质的规定性决定了上海近现代都市文学有着与众不同的审美情趣：它是世俗的，展示日常生活中的凡夫俗事、柴米油盐；它是务实的，耽于都市的声色欲望与利益计算；它是宽容的，立足个人本位，虽自私却又独立，为生存做着不懈的努力。“这就是上海的布尔乔亚。这就是布尔乔亚胡上海。它在这些美丽的女人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这些女人，既可与你同享福，又可与你共患难祸福同享，甘苦同当，矢志不渝。”
第一方面，日常生活的时空建构对都市人生活的影响。城市的生态并不是由政治来维系的，而应由城市人积累起的生活方式来支撑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有时也许并不是抒情诗，甚至，他们也如政治一般是一些特殊的“战争”，但这样的战争非关“风云”，只不过是城市人为了自我的生存而世世代代计算的延续。一般来讲，现代城市的构成，离不开两样东西，那就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但王安忆并不直接面对这两个根本性的东西，因为由这两种东西过渡到感性的城市生活还需要很多的中介，经过它们的共同作用，城市提供了新的人际关系模式，提供了新的生活空间，提供了消费的场所与物质保障。
王安忆的作品中女性对都市的的独特印象是值得研究的，似乎她的每部作品中女主人公都加有自己的独特体验，并且都市生活的构成还需要用时间和空间作为依托，作品中很注重时间的变化来说明上海都市的城市建构。
﹙1﹚上海是好，是先进，是优越。百货公司里有最充裕、最丰富的商品；人们穿的是最时髦、最摩登的服饰；饭店里饮食是最清洁、最讲究的；电影院里上映的是最新的片子。上海，似乎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生活的时代的潮流。———《本次列车终点》
﹙2﹚一个个从上海回到农村的同学，都迅速地烫起了头发，蹬上了高跟鞋，见了雯雯就说：“你太不爱漂亮了。”———《雨，沙沙沙》
﹙3﹚笑明明是从上海来的，晓得世界分三六九等，一来靠投胎，二来靠人力，所以不顶震惊，坐在沙滩上玉石围栏上，看着明艳的南园风光，想的依然是下一步该怎么走。———《桃之夭夭》
第一段所描述的是知青陈信离开上海十年之后再回来时眼中的上海，这十年的跨度代表着上海的进步和发展，以时间的变化来构建上海都市的繁荣结构。第二段以雯雯一个个同学衣着打扮的变化来说明上海这座城市给人们带来生活上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从而间接地说明上海都市能够引领潮流。第三段桃之夭夭的写实风格几近细碎繁琐，在这种细碎与繁琐下，上海这个城市，特别是上海的小市民世界，不再是故事的背景，而成为有血有肉生命本息。从而表现上海女性务实精神。她们明白如果要成功，一是出身还，二是要靠自己。
王安忆在作品中很会使用时间上的差异性来反映都市的整体面貌的变化，从而进一步阐释上海日常生活的建构。她的代表作《长恨歌》是“日常生活空间建构”最好的证明，从弄堂到流言，再从闺阁到鸽子，每一处的细节都反映上海这个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市民生活。从《流逝》中女主人公欧阳端丽怎样变得坚强再到《雨，沙沙沙》中雯雯一个女孩成长的经历，还有《长恨歌》中王琦瑶都代表着一座城市的发展与进步，记录着这座城市的文化与传统，她们似乎在宣告着这座城市所拥有的繁荣。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可以勾勒出上海市民的典型生活，构建了这所城市的美好记忆。
第二方面，异质文化对上海女性的影响。都市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在都市中的建筑中凝聚了人类文明的成果。但在上海这座大都市中，梦想与现实的冲突，外来个体与市民文化的冲突，难免会产生异质文化。王安忆的笔下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我爱比尔》是一部视角独特的题材。阿三这个女孩子是在身体和精神都像西方靠拢的过程中自我毁灭的，她先后认识了比尔和马丁，但是她始终认不清自己和他人，致使她迷失了自己。她的迷失是自己的情感选择中出了问题，但是不得不承认，她的价值观会受到都市的异质文化的影响。《悲恸之地》在上海与外地人的对立关系中，解剖城乡的隔膜和上海市民的偏狭心态。《好婆与李同志》也反映了上海市民与外来移民冲突与影响小说。《文革轶事》表现了文革期间角落里的小人物如何在风暴边缘千方百计地保全自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固有的生活方式。
第三方面，疲惫的都市人。上海的风则要琐细得多，它们在狭窄的街道与弄堂索索地穿行，在巴掌大的空地上盘旋，将纸屑和落叶吹得溜溜转，街道旁边树枝叶也在乱摇。在城市的上海里，人们就是这样生活在各种符号中间。我们为某一个符号去争取另一个符号。人世间多少种具体的事物被简约与抽象为符号，失去了它们生动活泼本来面目，上海人的生活是多么疲乏。“这是一个务实的世界，上海人已经没有了心情，这世界没有多少东西供心情去作体验，心情是一桩奢侈的东西，是农人的时代留给他们的遗物。”“上海这城市最华丽的街道，它集中了这城市里最昂贵的商店，展现了最高尚的生活方式。而在这繁花似锦的大街后面，却还有着深长狭窄的弄堂。”
在国际化的的大都市中生活，毋庸置疑地会感到疲惫，繁华绚丽都市的背后是无数人艰辛和努力的结果。因此上海市民是务实的，是世俗且努力的。
第四方面，《长恨歌》中王琦瑶的都市体验。《长恨歌》讲述了王琦瑶的一生。王琦瑶是旧上海行走着的千千万万人中的缩影。这个女人的个性在对不同时期不同人物的心态对待上凸现在出来。认识了程先生﹑李主任﹑老克腊，王琦瑶在都市中体验了几种不同的爱情。一夜之间，王琦瑶搬入了“爱丽丝公寓”，仿佛李主任能给予王琦瑶的爱情就如“爱丽丝公寓”的名字一样，充满着虚幻和浮华；程先生默默地关注和关心，换来的仅仅是冷淡；老克腊的爱恋就由此产生，对和他相差二十几岁的王琦瑶，有些暧昧，有些纠缠不清，有些割舍不了，两人沉浸其中。年长的一个在回想，年轻的一个在幻想。而幻想往往会被打断，很难续上，也注定了这场恋爱没有结局。《长恨歌》是场悲剧，王琦瑶的每段体验背后，隐藏了的是都市的灯红酒绿，隐藏了她内心的彷徨和无奈，也许王安忆正想把“城市的隐晦流动性凝定在透明的文本里，这样城市就变成一个可以解读的文本了。”透过这个文本，我们也会发出“我们在哪里见过，曾经怎样生活”感慨；我们也会在某个弄堂中回想起王琦瑶曾经的过往，这过往中似乎有我们的影子。
弄堂建筑正是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载体，承载了海派文化的精髓，而海派文化的特点就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这一特点在作为文化载体的建筑身上反映的也很充分。海派建筑的风格一方面是兼容并蓄，融各种风格与形式十一体，并与环境相协调另一方面是创新实用。上海是以近现代义利观审视城市，那是平等、充满欲望和诱惑的所在。因此可以说，弄堂是上海社会一个缩影，是可以反映上海市民的性格特征，反映着上海都市的独特生命体验，上海从来不乏阐释者，然而现当代作家作品中带给我们独特的城市解读，让我们受益匪浅。
注释：
1 鲁讯：《南腔北调集》，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社， 1934年版，第 11页。
2 冯绍霆：《石库门 ——上海特色居民与弄堂风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3 陈丹燕：《上海的风华雪月》，上海：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4 王安忆：《上海的女性》，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5 王安忆：《长恨歌》，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6 汪政、晓华：《论王安忆》，《钟山》，2000年第3期。
7 王安忆：《长恨歌》，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8 杨扬：《 海派文学》，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8年版，第34页。
9 卫慧：《欲望手枪》，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本，第96页。
10 王安忆：《上海的女性》，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8年版本，第135页。
11 王安忆：《疲惫的都市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本，第115页。
12 王安忆：《疲惫的都市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本，第111页。
13 包亚明，王宏图：《 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版本，第67页。
参考文献：
[1]鲁讯.南腔北调集[M].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社， 1934.
[2]冯绍霆.石库门 ——上海特色居民与弄堂风情[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陈丹燕.上海的风华雪月[M].上海：作家出版社，1998.
[4]王安忆.上海的女性[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8.
[5]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
[6]汪政、晓华.论王安忆[J]，钟山.2000，（3）.
[7]王安忆.纪实与虚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8]杨扬. 海派文学[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
[9]卫慧.欲望手枪[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10]王安忆. 疲惫的都市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
[11]王安忆.黑弄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12]包亚明，王宏图.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3]沈嘉禄.上海人活法[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
[14]李大伟.上海生意经[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
（本文为“从现当代作家笔下的弄堂书写探究上海都市的文化底蕴”项目编号【XSKT2011079】的阶段性成果；2012-01-10的《徐州师范大学﹝2012〕 1号关于第十一届本科生科研课题结题情况的通报》中成功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