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中央特科在获取情报、保卫党中央、惩处叛徒和汉奸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为发展党的隐蔽战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央特科的创始人是周恩来。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统帅”，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开展对敌斗争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相对而言，另一位中央特科的领导人陈云在中央特科的风云岁月就不怎么为人所知了。
■临危受命，陈云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特科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并未建立自己的武装，自然也未设立专门负责情报收集和政治保卫的机构。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于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认识还不是太清，直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猝不及防中发生，给中共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才让中国共产党人惊醒，中央特科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中央特科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它的主要活动地域是在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上海。其主要职责是情报收集和对中共高层实施政治保卫，并严厉惩处给党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的叛徒。
1927年4月11日夜到12日清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先是以阴谋诡计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随后便开始了疯狂的屠杀，致使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惨死街头。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三天内，被杀害和逮捕的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就有800多人，其中惨遭杀害的有300多人，更有5000多人失踪。
在此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往武汉，并在武昌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特别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引起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大家开始懂得：在和强大的敌人进行较量时，如不能做到料敌之先，打有准备之仗，就不可能战胜敌人。那怎么才能做到料敌之先呢’只有掌握敌人的政治与军事动向，预做安排，方可使我方立于不败之地。
1927年5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事部后，成立了一个“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周恩来和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三人组成。委员会下设立“特务工作处”，也叫特务科，科长由顾顺章兼任。特务处下设四个股：保卫股负责中央领导人和机关的安全；情报股专搞情报；特务股也叫“打狗队”，负责惩处叛徒；匪运股负责收编江湖武装。
不久，“特务工作处”正式更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任务也更加明确：一、保证中央领导同志和机关的安全，二、收集情报，三、镇压叛徒和营救被捕同志，四、建立秘密电台。
在机构设置上，中央特科下辖四个科：一科为总务科，科长洪扬生，该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中央机关的庶务工作，凡中央召开会议、设立秘密机构，都由一科掌握。二科是情报科，科长陈赓，该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情报收集。三科是行动科，科长由顾顺章兼任。该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营救被捕同志和镇压叛徒，该科下面有一个“打狗队”，其成员都是从各苏区红军中精挑细选来的神枪手，专门执行镇压叛徒和国民党奸细的任务。四科是交通科，又称通信联络科，科长李强。该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建立秘密电台，以保证中央同各根据地、红军的联系，以及护送重要人物来往于中央和苏区。
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始终站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并建功无数。中央特科成立不到两年，就已利用各种关系，成功地“渗透”到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公安局、法院、淞沪警备司令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租界巡捕房和一些国家驻南京使领馆及其他不少地方的国民党党政军机关，截获了大量国民党核心机密。诚如一位国民党高层人士所感慨的：中央特科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内应不仅掌握了国特机关的全部机密，更及时地从中统最机密档案中，得到了共党叛徒的名单和活动情况，是以他们不用花费多大气力，就能及时镇压之，有时还能事先发现国特的行动计划，从而做到先发制人。
然而，就在中央特科的工作开展得顺风顺水际，一场巨大的灾难来临了。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前往鄂豫皖根据地返回途中，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顾顺章掌握着中央特科的许多核心机密，知道几乎所有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派驻上海的工作人员的秘密住址及化名，情况万分危急！
顾案发生后，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果断做出了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机关全部搬家的决定。但尽管如此，顾顺章的叛变还是给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造成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中央特科工作面临重大调整。
为了整顿特科，中共中央决定：“特委本身的组织，从最高指导委员会起，一律重新改组，特委的负责人必须以政治坚定、党龄较长、具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干部担任。”
陈云在协助周恩来处理顾顺章案的过程中，显示出了超强的工作能力，也完全具备中央规定的担任特委领导人的条件。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康生、潘汉年、邝惠安重新组成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
不料，6月21日又突发了向忠发因擅自在外面过夜而被捕，供出了周恩来在小沙渡路住址的事件。周恩来虽及时撤离，但已很难再在上海开展工作了，因此中央决定：周恩来停止在上海的工作，返回中央苏区。
当周恩来离开上海后，重建中央特科的担子就落到了陈云的肩上。
■绝地反击，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出色的答卷
陈云正式担任中央特科书记后，面临的是如何使特科走出顾案阴影，恢复其战斗力，尽快开展工作的巨大挑战。为此，他殚精竭虑，周密部署，绝地反击，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陈云在主抓中央特科工作之后，立即做出了四项决定：
（一）纠正观念，精简机构。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使特科内部人员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这种震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少数革命意志本来就不够坚定的人吓破了胆，在敌人自首政策的诱惑下，开始密谋叛变；一方面，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面对敌人疯狂的杀戮，相当多的同志按捺不住复仇的情绪，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盲目要求与敌人硬碰硬。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向以“冷静、沉稳”而著称的陈云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强调：适当采取一些反击措施，打击一下敌人的嚣张气焰是必要的。但是，大家也必须明白，就目前现状来说，中央特科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政治保卫工作，打击敌人应该服务于政治保卫工作。正是在陈云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央特科工作又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路线上来。
与此同时，陈云也注意到了特科过去组织与组织、人员与人员之间联系过多的缺点，于是根据少而精的原则，对特科的内部组织进行了调整：首先，他将已有一定程度暴露、不宜再继续从事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如李强、李克农、陈赓等人转移出上海；其次，撤销了第四科，将四科的工作移交给中央秘书处，并对其余三科也都做了大幅度的缩编。陈云兼一科科长，潘汉年兼二科科长，康生兼三科科长；第三，采取了更为有效的防范措施，强调单线联系，严格限制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交往，即便是同科人员，也要尽量减少往来。
（二）深入社会，隐秘工作。中央特科要在白色恐怖的敌占区生存和活动，就必须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纪律，利用合法的身份来做掩护，密切联系群众，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一方面，为了扩大情报来源，争取社会支持，陈云和潘汉年等人充分利用各种关系，积极与上海各阶层人士建立了广泛联系。这些人中既有社会名流，如董健吾、杨度等人，也有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
另一方面，陈云还改变了特科以往的活动方式。他要求特科的每个人都要拥有—个合法的职业，并以此为基点，建立各种社会关系。
为此，陈云还拿出了几千块钱的经费，由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开办了一二十间小商铺，分布在上海各个角落，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开展秘密工作。比如，在上海红庙路，就有中央特科开了一个木器家具店。那时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中央经常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设立或撤销某个机关。有了这个木器店，“某个机关要撤销时，就把家具都拉到它那里去；要成立某个机关时，没有家具，再从这里搬，很是方便。同时，它还是特科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对于中央特科这些工作方式的变化，一个当年的国民党特务在回忆录中感慨道：“共党在改换了新的工作方式后，把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共党中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子都给切断了。于是，我们又变成了聋子、瞎子。我们只知道共党的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的？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都茫然无知。”
（三）将计就计，深入敌营。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实行了自首政策，妄图分化、瓦解中央特科。陈云与潘汉年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计就计，派特科人员以“假自首”的方式打入敌特机关，在其内部建立情报点。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同时，为了进一步保障特科骨干的人身安全，陈云还决定：保卫机关的干部被捕后，如确已无法掩藏身份，在不说明敌人破坏组织、抓捕同志的前提下，可以假自首，然后再在适当的时机，回归组织，如有可能潜伏在敌人内部，则更好。
“假自首”政策的实行有效地破坏了敌人的自首政策。它一方面为特科人员打入敌人内部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另一方面也减少了不必要的牺牲，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一批骨干。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绝大多数经党批准向敌人“自首”的干部在脱离敌人魔掌后，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对敌人斗争中。更为重要的是，“假自首”还成功地使敌人对一些真叛徒也产生了怀疑，放慢了向中央特科进攻的脚步。最后，敌人竟对顾顺章都失去了信任，并秘密将其处死。
（四）保卫中央，惩凶除恶。保卫中央机关和中共领导人的人身安全，营救被捕同志，始终是中央特科的一项重要工作。1932年11月，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得到敌人即将对自己实施秘密抓捕的消息后，潜藏于鲁迅家中。中共中央为了确保他们二人的安全，委派陈云在一个雨夜将瞿秋白夫妇从鲁迅家中安全转移。陈云后来还写过一篇题为《一个深晚》的文章，详细记述了与鲁迅会面的情景，并称赞鲁迅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朋友”。此外，中央特科还成功地营救过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逮捕的共产国际联络部驻上海秘密交通站负责人牛兰。
正如陈云所言，中央特科的工作重点是政治保卫，而打击敌人也是政治保卫的一个方面。其时，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陈云遵照中央指示，召集潘汉年等人商议，决定在短期内，镇压一批罪大恶极的敌特首脑和大叛徒。于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多名敌特首脑和大叛徒相继被刺身亡。此举不仅极大地鼓舞了我方的士气，也使很多国民党特务和叛徒一想到中央特科的存在，就如芒在背，寝食难安，从而为我党的情报机关分化、瓦解和利用他们，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张宁据《党史文汇》张伊丽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