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青年学子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他们参加今年考研复试的面试，主考者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认同‘知识改变命运’吗？” “知识改变命运”的主张者，往往举出匡衡凿壁偷光、车胤萤囊映雪这样的例子来鼓励孩子们刻苦读书，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命运”这个词是非常丰富复杂的，能改变命运的，除了知识，还有制度、性格、环境等。因而很难求证出读书与命运之间的必然公式。我倒是更乐意举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提到的那些例子：“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挨个看看，这些读书人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
“读书无用论”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但是说读书“有用”，它对什么人“有用”，“有用”到什么程度，怎样才叫“有用”，也是值得探究的。对于“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站在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苏格拉底说过：“真正高明的人，就是能够借助别人的智慧，来使自己不受别人蒙蔽的人。”我认为，面对文化浮躁和青年人追求茫然，眼下最需要警惕和抵制的就是将“知识改变命运”纯然功利化。功利之于知识，是最大的贬损。那些以功利性的眼光看待知识，并以知识为跳板，合用其他法术，较为顺手地达到了某些现实目的，成为既得利益者，反过来又洋洋自得地将“知识改变命运”作为真经传授给青年的人，其背后必藏有一副小人得志、穷人乍富的嘴脸。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这是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的一段发言，非常值得品味。但愿今后有幸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