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简・奥斯丁是英国现实主义女作家,擅长刻画人物形象。在小说《爱玛》中,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塑造了一群栩栩如生的女性角色,并真实地刻画了一群性格各异的男性形象。本文试通过对其作品中男性形象的客观分析,使读者能够全面地理解奥斯丁的女性意识,以及她对理想男性的心理期盼。
关键词:简・奥斯丁 《爱玛》 女性视域 男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简・奥斯丁(Jane Austen)是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现实主义作家,是英国文学女性意识的先驱。其作品多以平凡人的琐碎事为题材,却能在方寸之中见大,显示出特殊的艺术技巧。两百多年来,她的《傲慢与偏见》、《爱玛》等作品被无数读者和批评家喜爱和鉴赏,并被誉为是地位“可与莎士比亚平起平坐”的作家。
一 女性文学的产生
在父权社会中,写作在本质上被视为是男性的。而男性文本中,作家总是从自身出发,赋予男主角以创造、控制和占有的权利,女性往往被塑造成“天使”或“妖妇”,充其量只是男人的附庸、花瓶或陪衬。
到了18世纪,西方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如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法国的拿破仑执政和资产阶级革命等深刻社会变革,猛烈地冲击着文学艺术及思想领域,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应运而生。但在当时的社会,小说这种艺术形式被认为是“低下的”,是男作家不愿涉足的领域。男权文化对小说的鄙视给予了女性参与男性权威、建构女性话语权的机会。18世纪后期,一大批女作家纷纷涌现,女性文学破茧而出。
政治变幻莫测、革命如火如荼,层出不穷的大事件成为当时男作家们的写作素材。而有限的生活经验决定女性无法涉足政治、历史、社会变革等事件,她们的笔触只能在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地里默默耕耘,并乐此不疲。
当女性闯入由男性建构与扩展独霸的写作领域时,其创作的恶劣环境可想而知。首先是经济上的制约,女性要么依附男性、要么陷入拮据的困境;其次是话语权上的管制,女性文学要生存,就不能直接反对或批评男权社会。因此,“女性作家就摸索出一套较为行之有效的叙事策略,那就是在贴近主导话语权威的叙事策略的掩护下,以女主人公为内聚焦视点,利用带有讽刺意味和虚实距离的自由间接话语,来颠覆男权叙事系统,建构女性叙述声音和叙事权威”。
二 简・奥斯丁的创作
简・奥斯丁出生在一个具有浓厚文化氛围的家庭:其父是牧师,其母识文断字,兄妹也自幼接触书籍,而她本人更是酷爱读书。这些都为奥斯丁后来步入文学殿堂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然而,19世纪的英国,有文化也不能改变一个女子十分低下的社会地位,结婚依然是她们所谓“体面的”出路。奥斯丁反对普通女子只为财产而没有爱情的婚姻。没有合适的郎君可嫁,又不齿于当家庭教师的奥斯丁与姐姐两人生活。除了本就不富裕的兄弟偶尔接济外,她们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生活非常孤独和清贫。个人生活的压抑与艰难、婚姻追求的痛苦和无望,都成为奥斯丁创作的内在驱动,她要在写作的梦幻世界里寻找理想的丈夫和美满的婚姻,探寻女人的舞台和流露对男权的反抗。
奥斯丁的小说开创了女性展现其女性意识的先河。与当时盛行的宏大叙事模式和写作范式截然不同,奥斯丁忠实于自身的经验世界和独特感受,她以女性独特的视角,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幽默的智慧,描写身边人的琐碎事件和爱情婚姻,试图撑起一片女性写作的天空。这种于平凡中创造出的非凡艺术,正是她小说独特的文学价值所在,也几乎是一切女性文学普遍性的特征。
奥斯丁擅长刻画人物形象。她的六部作品,无一例外地在描写一群苦难、可怜和坚强女性角色的同时,也真实客观地刻画一个个或丑恶、或缺失、或绅士的男性形象,这些男性形象与女性角色共同构建了奥斯丁的艺术世界,成为其小说不可分割的部分。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外读者对奥斯丁作品的语言技巧、故事结构、女性意识、女性形象、婚姻观等方面展开过无数评论,但却几乎无人关注或故意忽略其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对他们的形象刻画更是不感兴趣。
在奥斯丁时代的英国,妇女不能独立自主地生活,必须依靠男性才能生存,因此婚姻市场成为女性唯一的事业空间。与普通妇女不同的是,奥斯丁选择的不是参与婚姻,而是描写婚姻。这个在“两寸象牙上”雕刻乡村男女婚恋生活的作家,通过对男人们真实的语言和毫不掩饰的行动的描述,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群性格各异、不可缺失、不可替代的男性形象。因此,对这些男性形象的客观分析,能从另一侧面展现奥斯丁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和对理想男性的心理期盼。
三 《爱玛》中的男性形象
《爱玛》(Emma)是简・奥斯丁后期创作的小说之一,被认为是她最成功、最成熟的作品。在《爱玛》中,形形色色的男性形象汇聚在一起,他们或丑恶或善良、或保守或激进、或轻浮或沉稳。本文将选取与主人公爱玛关系最密切的四位男性,通过他们的语言和行动,分析他们所代表的男性形象,以期更全面地了解奥斯丁的创作观。
1 伍德豪斯先生――保守、自私、失职的父亲代表
在传统文学中,男人是世间万物的主宰和中心,父亲则是家中的顶梁柱和全家人的靠山。而女性因柔弱温顺并缺乏判断力,所以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社会活动上,都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实现自由的意志,只能依靠男性才能生存。然而,奥斯丁却以她诙谐幽默的笔墨,否定了传统文学中父亲威猛高大的形象,使得他们在其作品中要么缺席,要么失职。如《爱玛》中的伍德豪斯先生,奥斯丁就是运用侧面描述,将其迂腐顽固、功利自私而又不负责任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伍德豪斯先生是一位富有的乡绅,他迂腐、自私,恐惧任何变化和新事物,是当时英国上流社会保守、利己主义的典型代表。妻子早逝,他不但不承担家长的责任,还把所有的家务都交给了爱玛掌管,而他自己只关心每天的散步、药剂师、麦片粥和牌桌。
就这样,传统意义上高大、权威、顶梁柱的父亲形象被自私、胆怯、老小孩的形象取代了,而在以父亲为绝对中心的传统家庭结构模式被否定了的同时,爱玛开始在家里行使管理、主导和发号施令的权力,从而解构了传统女性的依附和顺从地位。这源自内心的渴望,是奥斯丁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其对父权社会提出的隐蔽宣战。
2 埃尔顿牧师――卑鄙自私、唯利是图的上流阶级代表
如果说《爱玛》对父亲形象的描述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作者对埃尔顿先生丑恶嘴脸的刻画则是赤裸裸的、入木三分的。埃尔顿作为海伯里的一名牧师,大部分时间花在如何获得名誉和更大的财富上,是上流社会自私卑鄙、唯利是图的典型代表。
埃尔顿牧师结婚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增加财产和获得更高的地位。而他的首选目标就是有3万磅财产的爱玛,因此他总是乐意来看望爱玛的父亲,并极力讨好爱玛和其女伴哈丽特・斯密斯,甚至主动提出去伦敦帮哈丽特的画像配镜框,以致让这两个单纯的姑娘都误解了。当求婚遭到爱玛拒绝后,他生气地说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位。就我自己而言,我认为我在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妻子方面,还没有绝望到要去娶斯密斯小姐的地步。”
其势力卑鄙的嘴脸跃然纸上。
而仅仅在求婚失败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埃尔顿就领回了一个年收入1万英磅的妻子。婚后的埃尔顿夫妇,不失时机地炫耀自己的财富,处心积虑地去攻击那些比他们社会等级低的人。在海伯里村的各种场合,埃尔顿想方设法冷落、羞辱无依无靠的哈丽特,还纵容自己肤浅、虚荣的妻子出风头,与爱玛争夺村里的领袖权。
毋庸置疑,埃尔顿是一个利欲熏心、虚荣肤浅、没有丝毫同情心和责任感的功利主义者。对金钱的贪婪刺激了他疯狂的行为和不当的举止,并伤害了周围的每一个人,也引起了作家对以埃尔顿之流为代表的男权社会的不屑与厌恶。
3 弗兰克――举止轻浮、不负责任的纨绔子弟代表
弗兰克・丘吉尔是韦斯顿先生与前妻的儿子,自小就被有钱的舅舅收养。弗兰克貌似坦诚,却有着纨绔子弟轻浮的习气和作风。
(1) 弗兰克自私、任性。他很少回家看望父亲,理由是舅妈总以生病为由拴住他。但为了给情侣简小姐买钢琴,他竟然骗父母说去伦敦理发,这足以证明他在钱财上是富有的,在行动上却是轻率的。
(2) 弗兰克卑鄙、不负责。他挑逗、追逐热情纯真的爱玛:与爱玛一起唱二重唱、跳舞、猜测送钢琴的人。其种种轻浮、暧昧的迹象都表明他是喜欢爱玛的,但实际上,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转移大家的视线,以掩盖他与简小姐秘密订婚这一真相。爱玛只不过是被他利用的挡箭牌。
4 乔治・奈特利先生――成熟、睿智的理想伴侣。
在奥斯丁的作品中,常常会有一个成熟、睿智的完美男性,并对小说情节的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往往引导女主人公走向道德完善和过上幸福生活。
从小就缺乏父亲管教的爱玛,一直渴望父爱般的爱护和引导,于是作者塑造了一个智慧、年长的男性形象――乔治・奈特利先生。在她的笔下,奈特利先生集一切美好品质于一身:成熟、善良、诚实、有爱心而且富有,是男权社会中少有的新男性。他不仅是爱玛的朋友、亲人,而且还充当了爱玛的导师。只有他了解爱玛的缺点,也只有他能够对爱玛的思想行为施加影响。
(1) 奈特利诚实、坦率、有责任心。对爱玛的自以为是、自命清高和乱点鸳鸯,他总是及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事实上,能发现爱玛・伍德豪斯缺点的人寥寥无几,而敢于当面说的只有奈特利先生一人。”正是奈特利的指正和劝诫,使爱玛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及时改正,从而逐步成熟和完善道德。
(2) 奈特利有细致敏锐的洞察力。埃尔顿牧师想通过婚姻来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企图被他一语道破:
“在我一生中,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像埃尔顿先生那样,费尽心机来讨好女人的。……一点不错,爱玛。每个人都看出,他的确在尽力讨好你。”
(3) 奈特利成熟、稳重,且感情丰富,他把对爱玛的爱深深地藏在心里几十年。
“我责备过你,也劝告过你:没有别的女人会像你那样忍受得了。我爱你,爱玛,我一直是爱你的。”
(4) 奈特利宽厚、无私、考虑周到,丝毫没有功利主义和男权主义思想。为方便照顾爱玛的父亲,奈特利竟提出做上门女婿:
“你父亲愿意我住到哈德费尔德来吗?他在世时,我是他的儿子。我们住在一起多么幸福啊!”
四 《爱玛》理想男性的心理期待
法国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西蒙娜・德・波伏娃说:
“解放妇女,就是拒绝把她禁锢在与男人的关系中,而不是否认这些关系;她既为自己而存在,同时也仍然为他而存在:双方都承认对方为主体,而同时相对于对方又都是别人。”
奥斯丁的内心一直有一个理想化的男性形象:成熟、睿智、富有,并“懂得爱护尊重女性,对女性的聪慧给予高度赞扬,注重男女思想感情的平等交流与沟通。”让这种美德与财富兼备的男性参与到作品中,是奥斯丁对于男性的理解与关注,是她对理想伴侣的渴望和期盼。理想的男性形象和现实中的男性的错位,构成了奥斯丁内心的矛盾和困惑,这或许是她选择独身和开始创作的重要原因。
虽然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奥斯丁的女性解放意识未能像真正的女权主义者那般鲜明和激进。但她的作品,却始终将思考如何改变女性现实生存处境,增强女性自主和自省的主体意识,加强两性的和谐作为解决两性关系的终极目标。
五 结语
简・奥斯丁凭着对人性的直觉和有思想的头脑,不仅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女性角色,而且真实地刻画了形形色色的男性形象。因此,奥斯丁的女性意识不仅来自对女性自身的关注,还源于对男性的想象和理解,源于对两性和谐社会的憧憬和期盼。而小说《爱玛》流淌的女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暗涌,则为世界文学史洒下浓重璀璨的一笔。
参考文献:
[1] 朱虹:《奥斯丁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2] 谭颖沁:《简・奥斯丁与女性写作》,《江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 [英]简・奥斯丁,钟镁荪译:《爱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1年版。
[4]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瞿世镜译:《论小说与小说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
[5] 王敏:《论简・奥斯丁的男性观》,《长沙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作者简介:蔡威,女,1971―,河南新县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工作单位:信阳师范学院大学外语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