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曾被誉为是酿成了一场战争的小说。但作者自身的宗教信仰、种族、阶级以及时代的局限性,使其将黑人的教化、灵魂的归宿以及自由之路都寄希望于上帝的救赎,而不能认识到奴隶制产生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小说之所以在南北内战之后失去了精神价值与社会感召力,是因为斯陀夫人没有意识到,只有发动大规模的奴隶起义或战争才能结束这种根深蒂固的制度――奴隶制。
关键词:废奴运动 救赎 奴隶制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美国著名小说家斯陀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被誉为是酿成了一场战争的小说。这部小说曾在南北战争中为扭转南北战争局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为北方针对南方战争的合法性作出了绝妙的注脚,使得原本是维护联邦统一的内战转变成一场解放黑奴的废奴圣战。在小说中,作者斯陀夫人不仅表达了对黑人获得自由的深刻关切,而且以超越同时代的敏锐视角和宗教批判精神对黑人精神世界的归属作出了积极地探索。但是,一方面由于其自身宗教信仰、种族、阶级以及时代的局限性,使斯陀夫人将黑人的教化、灵魂的归宿,以及自由之路都寄希望于上帝的仁慈与救赎之中;另一方面,她所目睹的违背人伦的残酷现实又令她质疑上帝的救赎,她内心的矛盾也因此折射在她塑造的不同人物身上。可是,不论斯陀夫人笔下的人物以何种方式抗争命运,她都无法指引他们走出迷障,因为她的宗教信仰遮蔽了她的双眼,使她无法看到奴隶制产生的深刻的社会根源。随着北方的胜利,《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小说随即也失去了它的精神价值与社会感召力。曾经唤起大众无限同情的殉道者――饱受沧桑的汤姆叔叔遭到后来黑人的强烈批判,认为他卑躬屈膝、逆来顺受,维护奴隶主,其黑人形象成为黑人的反面典型。而小说中的另一个主人公乔治・哈里斯,虽然勇于反抗,将命运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但斯陀夫人在小说的结尾却让已获得自由的乔治回到利比里亚去当传教士。
“汤姆叔叔死去了,乔治・哈里斯被放逐!死去的黑鬼去了天堂!活着的混血儿去了利比里亚。没有人能在美洲大陆上生存。死亡或放逐就是我们的命运,奴隶贩子这样说,殖民主义者这样说,斯陀夫人也这样说!”(Yarborough,1986:69)
黑人究竟应该魂归何处,是上帝的救赎,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争取自己的解放?斯陀夫人试图通过宗教对黑人遭受的种种苦难作出注解,并将目光投向了虚幻的彼岸,从而软化了黑奴为争取自由权利的斗志。将精神与肉体分离,而无法意识到奴隶制是产生一切罪恶的社会根源,这是美国同时代小说的一个通病。而斯陀夫人探索的黑人自由之路,在现实世界里注定是行不通的。
二 斯陀夫人笔下的废奴运动与宗教救赎
1 救赎――两个基督原型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一部对基督教义做出诠释的作品。救赎(redemption)主题是基督教的主要教义之一。基督教的“救赎”一词源自希腊文的sōtēria(拯救)、sōtēr(救主)。它认为宗教性是神创造人类时,普遍赋予人的内在本能:人会在困顿、不足或缺陷时,希望透过各种方式寻求解脱或弥补,由此产生救赎现象。因此救赎的前提是人的生存有其缺陷,需要弥补或改善,而救赎表达了从不完美到完美的过程或愿望。基督教的救赎既表现为“他力”:通过神的帮助;也表现为“自力”:个人的灵修、德行、圣功多寡等。基督教含有末日审判的观念,救赎是一种等待,只有在未来方能完成。
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斯陀夫人的小说自然笼罩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如同南方小说家惯用的手法,斯陀夫人也运用基督教原型来表现自己“对美国南方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哲学思考”(刘道全,2007)。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她塑造了两个基督原型:黑人基督汤姆叔叔和白人基督小女孩伊娃。汤姆叔叔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生性重视灵性修养,加以胸襟宽广,道德高尚,远非他的同类可与比拟”。“《圣经》的语言仿佛渗透了他的灵魂,融化在他的生命之中,……”。汤姆是基督教义坚定的实践者:他为了伊丽莎和她的儿子,选择独自留下替人受过;他身处困境,仍然不断向其他黑奴传播福音,感化他们的内心;他宽恕迫害他的山宝和昆宝,“他的奇妙的语言和虔诚的祷告感动了那两个助纣为虐的黑人的冷酷的心”。最后为了保护逃跑的凯茜和爱弥琳,他坚守自己的信念,再次遭到毒打,悲惨死去。他就像一位代世人受难的黑人基督,基督教的殉难者。
而小说中的另一个基督原型是白人小女孩伊娃。她的生命短暂而美好,“她有一种飘飘欲仙的风度,就像人们在梦境中见到的那种神话式或寓言式的天使一般。”;她爱护身边的每一个人,不分肤色。她的爱让自暴自弃的黑人小女孩托普西幡然醒悟,“在那一刹那间,一道真诚信任的光芒,一道圣洁的爱的光芒,划破了托普西那野孩子灵魂中的黑暗!那景象活像一幅图画:一个光明的天使弯着腰在感化一个罪人。”;面对死亡,她坦然接受,并且不断向世人播撒福音。她以短暂的生命忠实于上帝,救赎世人,并唤醒世人对上帝的信仰。她是白人基督。
汤姆叔叔的死,促使乔治少爷解放了自己的奴隶,但当雷格里庄园两位奴隶请求乔治买下他们时,乔治却为难地拒绝了他们。此时,他的誓言“从今以后,我要尽我个人毕生的力量,把奴隶制度这种灾难从我们国土上铲除掉”,显得多么苍白,仅凭奴隶主的良心发现,又怎么能废除奴隶制呢?伊娃死后,汤姆叔叔并没有因为她的承诺而获得自由,而是再次被贩卖。可见,罪恶的根源仍在于奴隶制度,只要不废除奴隶制,任何基督式的殉难,任何“仁慈”主人的恩典,都无法从根本上撼动奴隶制的根基,无法换来奴隶的彻底解放。
2 废奴运动与宗教救赎
奴隶制存在的根源在于社会政治、经济利益的争夺。正是美国奴隶制所带来的利益矛盾促成了南北内战,二者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由于基督教义自身的含糊性,使得其政治功能被不同的利益集团所利用。优势群体会对基督教教义做出新的符合自身利益的理解与阐释。南方维护奴隶制的宗教势力力证奴隶制在道德上的合情合理:
“非洲人应该当奴仆,应该低人一等,天意如此,不容置疑, ……《圣经》上说,‘迦南当受咒诅,必作奴仆的奴仆。’”
而废奴主义者并不直接解释《圣经》上的经文和条例,而是强调《圣经》对奴隶制内在的道德谴责,比如违背人伦、拆散家庭、拍卖奴隶:
“饥饿的人要给他们饭吃,衣不遮体的人要给他们衣服穿,孤苦伶仃的人要安慰他们。”
废奴运动充分体现了宗教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但是宗教介入废奴运动的局限性也提醒我们,宗教的政治功能有其消极排异的一面。随着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矛盾的日益尖锐,宗教界在南北双方政治决裂、土地分裂之前就提前进入了分裂状态。此时,以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为代表的废奴文学的孕育而生,顺应了当时美国社会的现实需求,是揭示社会重大题材的时代产物。
三 斯陀夫人寻求的宗教救赎在废奴运动中的历史局限性
斯陀夫人主张反抗,但是反对暴力反抗;她痛斥南方奴隶制,但是又不屑北方冷漠的基督关怀;她主张废奴,但是对黑人未来的教化与救赎的途径又充满矛盾:黑人的肉体即使得到自由,可是黑人的精神与灵魂将如何归属?她试图用宗教的教化来救赎黑人,使他们获得灵与肉的最后的解放。可是她的救赎之路不过是用宗教的鸦片为受难的“汤姆叔叔们”疗伤:“他觉得《圣经》是他在尘世间硕果仅存的东西,同时也是他来世的希望。”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沉迷于基督受难的迷幻,最后甘愿赴死,获得“救赎”。她也用这番话劝慰愤愤不平的“乔治们”:“被上帝选作天国之民,往往是在人世间最最贫苦的人……日后他一定会使你得到补偿的。”马克思在对传统宗教的批判中曾提到,宗教“最大的弊病在于遮蔽或疏离了人本身,尤其是遮蔽或疏离活在当下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的生存处境、生存境遇、生存状态等。”寄希望于上帝的救赎,不仅遮蔽了人们对自身本体的需求和现实状况的关注,将目光投向了虚幻的彼岸,而且软化了人们为争取自由的斗志。
在小说中,斯陀夫人无意识地对黑人形象进行了“他者化”。她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进行叙述,“黑人对她来说仍是充满神秘感的异类,是野蛮和愚昧的化身。”(郑丽,2009)黑人是异教徒,如果不去除他们野蛮的天性就得不到救赎。小说中对黑人小女孩托普西和白人小女孩伊娃的描述截然不同,她们“代表着社会的两个极端。一个出身高贵、白皮肤、金黄色头发,深嵌的眼睛、前额清秀而有灵性、举止文雅;另外那个则是黑皮肤,机灵、狡黠、低三下四,却十分敏锐。”伊娃是上帝的宠儿,而托普西则代表了黑人天生的劣根性:“老爱拿自己的罪孽和荒唐行径当作吹牛的本钱,而且还引以为荣”。虽然,斯陀夫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孩子都是你们的制度造成的啊。”可是与伊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孩子(托普西)实在太坏了……”,即便这样,“她不会带坏她(伊娃)……坏事落在伊娃心灵上,就像露水落在白菜叶子上一样,一下子就滑掉了,一滴都渗不进去。”小说字里行间不断流露出白色人种天生的优越感和居高临下的殖民意识。处在白人的文化霸权下,黑人被彻底剥夺了自我文化身份。托普西是罪孽深重、等待拯救的千千万万黑人孩子的代表。
斯陀夫人主张的抗争是希望能符合基督教义的,在肯定乔治的抗争精神的同时,斯陀夫人仍回到了自己的宗教立场,让乔治皈依基督教,她借威尔逊先生之口告诫乔治:“千万别开枪伤人,乔治。”希望用仁爱来获得自由,用仁爱感化邪恶的人,这种温情脉脉的抗争只能是自欺欺人的。
斯陀夫人摆脱不了宗教与种族的立场和自身的局限性,她的抗争只能是消极的抗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宗教一直试图介入废奴运动,但始终处于一个非中心地位;奴隶制问题为什么最终还是通过内战的形式来解决的。基督教义与价值理念都不是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个虚构的上帝身上,其内在逻辑混乱,自相矛盾,缺乏严谨。马克思主张“要立足于现实具体个人的真实生活世界,彰显社会革命的价值方面,即重要的问题不是理解世界,而是改变世界。”(张守奎、马金杰,2009)现实世界中人的问题只能靠人自己的行动来解决,绝不能依靠超验上帝的救赎。而“只有发动大规模的奴隶起义或战争才能结束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制度”,这才是解决奴隶制问题的根本之道。斯陀夫人在她的时代无法认识到奴隶制的政治、经济根源,更无法认识到只有消除了奴隶制的政治、经济根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奴隶制问题。所以小说呈现出的抗争只能是在基督教义允许的范围内的抗争,而上帝的救赎只能是唯一的自由之路。可是,奴隶主们绝不会被感化,他们只会“遵从”上帝的意旨,利用信徒的虔诚,继续压迫黑奴。
参考文献:
[1] Yarborough,Richard.Strategies of Black Characterization in Uncle Tom’s Cabin and the Early Afro―American Novel [J].New Essays On Uncle Tom’s Cabin.Ed.Eric J.Sundquis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2] 斯陀夫人,黄继中译:《汤姆叔叔的小屋》,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 刘道全:《论美国南方小说的救赎意识》,《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2期。
[5] 刘晓茜:《试析宗教与美国废奴运动的关系》,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6] 张守奎、马金杰:《从上帝救赎到自我解放――马克思宗教批判的内在理路》,《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9年第4期。
[7] 郑丽:《从对黑人无意识的他者化看斯陀夫人潜在的殖民意识》,《外国语言文学》,2009年第1期。
作者简介:王爽,女,1976―,黑龙江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用学、认知语言学、二语习得、文学评论,工作单位: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