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强烈批判不合理的现实是理想主义者的重要特征。作为理想主义者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作家理想主义的主张尽管无力改变社会现实,但这却是作家在现实困境中能够保持创作激情的内在精神动力。可以说,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大江健三郎众多意义深刻的作品。
关键词:理想主义 二元对立 体制外 情绪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褒贬不一的理想主义者――大江健三郎
发端于柏拉图思想的理想主义作为西方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分支,源远流长。澳大利亚学者理查德・哈兰德(Richard Harland)指出:欧洲中世纪的理想主义诗人们对于用自己想象力虚拟的美妙的田园牧歌式的黄金国以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正义的人类世界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并不在意。理想主义诗人们的虚构的真正用意在于道德教化。许多现代作家依然在用设定好的理想模型探讨改造现实世界的问题。可见,理想主义与善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相互关联。理想主义者常倾向于美化自身虚拟的理想世界,反之,则会厌恶或丑化不完善的现实世界。而被评价为理想主义者的作家不是别人,正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
毕业于东京大学法文系的大江健三郎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他最为敬重的、日本著名的法国文学专家渡边一夫认为:文化思想领域的研究者因感觉到思想无力,面对复杂的、不合理的现实就折磨自己是毫无益处的。大江健三郎也承认自己曾由于巨大的精神压力而遇到了与外界交流的障碍。正是在渡边一夫上述的理想主义者不屈服论的鼓励下,他才重新敞开心扉,勇于面对外部世界。可见,深受法国文学影响的大江健三郎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对抗暴力书信集》(以下简称书信集)收录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大江健三郎与十一位当代知名学者及作家的往来书信五十余封,是近年来反映大江健三郎文学、社会政治思想的非常重要的作品。
与书信集中大部分的应酬之作不同,美国2004年已故女作家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公开批评大江健三郎的理想主义倾向,她认为:大江健三郎不考虑人类社会的实际状况,主张废除核武器是缺乏现实意义的,是理想主义者的意气用事。
美国反对核武器运动家、记者乔纳森・舍尔(Jonathan Schell)则在回信中认为大江健三郎身为国际知名作家,却以年轻人般的理想主义激情强烈主张废除核武器。这种直率,在美国作家中也很难找到。
现实主义者永远比理性主义者多。大江健三郎的理想主义倾向绝不是独有的现象,应该说,这种倾向或多或少存在于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对于大江健三郎理想主义的评价褒贬不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评价者的个人喜好和价值取向的不同所导致的。因此,本文将试图解答下列问题:大江健三郎理想主义的思维方式究竟始于何时?这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文学思想以及社会政治思想?
二 大江健三郎废除核武器的主张
作为人类历史上仅有的遭受原子弹攻击的两座城市
――广岛、长崎,二战以后,一直是日美关系史上最为敏感的话题。
在战后初期,出于美日战后合作的需要,慑于驻扎在日本的胜利者的军事力量,战败者对于这场发生于战争末期的灾难性事件在认识方面似乎与胜利者达成了某种默契:胜利者对于有关原子弹受害者的消息建立了严格的检阅制度,而战败者对于作为本国国民的原子弹受害者的申诉或置之不理,或不置可否。
1964年,时年28岁的文坛新锐――大江健三郎发表了报告文学作品《广岛札记》,这部作品以对史实的深刻揭露和批判的独到性,成为了研究原子弹爆炸文学(以下简称原爆文学)和历史的必备书目。
大江健三郎在2004年出版的随笔演讲集《不要再锁国了》中,集中论述了《广岛札记》的创作缘由。在本书所收录的《北京演讲2000》一文中,大江健三郎总结了两个主题――与自己畸形的儿子共生的主题及原爆受害者如何走出核辐射带来的生理心理影响的阴影、在推动世界性的废除核武器的社会运动中做出应有贡献的主题。他谈到了原爆对自己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广岛原爆受害者的思想行动,深深地触动了他因儿子先天畸形而封闭的内心,给他带来了重新敞开自我的勇气和力量。
由此可见,大江健三郎有感于畸形的儿子和原爆受害者之间相似的命运,如何用文学的力量为原爆受害者带来光明便成为他持续的文学创作的原动力。而与此相关的文学思想必然反映到大江健三郎的社会政治思想上来。
在《广岛札记》所收录的《不屈的人们》一文中,大江健三郎这样写道:
“在人性分析上运用善恶二元论已经过时。但原爆作为人性中绝对的邪恶是无可否认的。劫后余生的广岛人民和奋不顾身奔赴爆炸地点的医护人员同心协力的行为,是能够与原爆――绝对的邪恶相抗衡的善的力量。慑于核武器的破坏力,日本被迫投降。因此许多盟军士兵不必再度冒着生命风险在战场上厮杀,但广岛的灾难会使他们的内心世界不得安宁。此外,负责广岛原爆前气象观测的一位美军陆军少尉,在二战结束22年后,因对广岛有负罪感引发了精神失常,在美国实施了两起银行袭击。”
日本的纪录片制作人樱井均在《电视如何描绘战争?》一书中认为:尽管日美两国在战后始终保持密切的盟友的关系,但在历史问题上,美国方面的主张始终未超出“原子弹的使用减少了战争伤亡、使战争提早结束”的原子弹使用合理论的范围。反观日本,则有过分强调自身原爆受害经历的倾向,淡化了其在侵略战争中的残暴行为。对此,亚洲各国的许多民众非常愤慨,认为遭受原子弹攻击的日本人是咎由自取。
毫无疑问,日美两国在原爆问题上的和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江健三郎基于对人性的乐观信念而对于盟军、特别是对美国士兵的心理状态以及原子弹投放参与者精神错乱的犯罪源于悔罪心理的推测,背离了实际情况,主观色彩过于强烈。作家大江健三郎毕竟不是历史学家,难免在《广岛札记》里表现出主观推测与现实情况的偏差,这再次表明了大江健三郎所具有的强烈的理想主义者色彩。这也无损于《广岛札记》在表现大江文学的根本主题、价值取向方面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三 政治的人与性的人
大江健三郎的理想主义还体现在他对于民主主义信念的执着追求上。他在《大江健三郎・再发现》一书中肯定了战后日本社会民主主义的积极意义,决心一生要与日益猖獗的违背民主主义的潮流抗争到底。在此信念的引导下,大江健三郎表现出了对一切与民主主义理想不相容的丑恶社会现象战斗的姿态。和对待历史问题相似,大江健三郎的理想主义色彩必然会在社会政治思想上亦表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他在《我们的性的世界》一文中,使用两个二元对立图式的概念――政治的人和性的人,分析了人类社会。他认为:政治的人的世界里充满了作为异物的他人,只有作为对立面存在的他人,只有在冷酷无情的与他人作斗争时,不断使他人的存在消解,寻找新的他人,自身才有存在的意义。反之,性的人的世界里,本身就没有他人的存在,没有对抗,只有同化。
大江健三郎把理论的锋芒转向了现实问题。用政治的人与性的人的关系隐喻日美关系。在战后初期的日美关系中,强大的美国是拥有主动权的政治的人的国家,而日本则是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处于被动地位的作为性的人的弱小国家。日本国内大部分的人宁可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享受安逸,陶醉于虚假的天下太平的景象。安逸且思想行动停滞不前的日本年轻人更是性的人的国家中的性的人,软弱的日本国里的软弱的人。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日本评论家渡边广士认为大江健三郎二元分析法的图式虽然直观粗糙,但却具有简单明了、直击事物本质的特点,且在发展完善之中。但是,大江健三郎在分析社会政治问题时,特别是用政治的人和性的人的对立图式分析某些社会历史的敏感问题时,会招致强烈的抵制。作家1961年的长篇小说《十七岁》甚至因为批判天皇制,遭到了右翼势力的封杀。
四 大江理想主义色彩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根源
基于广岛、长崎的核爆炸体验的废除核武器的主张及对于战后日本盲目追随美国的政治现状的批判,是大江健三郎代表性的社会政治思想。这些思想深刻地触及了战后日本社会最为敏感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现实问题,再加上这些思想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善恶二元论色彩,大江健三郎因而招致了广泛存在于日本社会的右翼势力及各种既得利益群体代言人的攻击;而对于日美安保体制的批判,不但招致日本政府代言人的攻击,也遭到苏珊・桑塔格那样的美国知识精英的批评。
面对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大江健三郎并未退缩,他没有主动投向体制的怀抱,也没有去学习左右逢源的生存技巧,反而始终坚持作家应有的批判精神。他在《绝望的匹夫之勇》一文中,赞美了体制外作家不屈的抗争精神,并坚信日本的作家群将分化为赢得少数读者信赖的体制外作家和以媚俗为能事的通俗作家。可见,大江健三郎不愿为了哗众取宠扩大自己作品的销量而放弃了自己作品的现实批判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江健三郎依旧坚持自己体制外的批判者的角色。在回忆起自己60年代的充满理想主义和强烈批判色彩的随笔集《持续的志向》时,大江健三郎总结道:
“这段时期,人们常常批评我,认为我的小说和随笔之间出现了断裂。可是,正是这些随笔的创作,使我度过了小说家经历所带来的胆战心惊的艰难时刻。”
由此可见,为了克服右翼分子和体制代言人接连不断的人身攻击在精神方面带来的恐惧和为自己的小说正名,随笔便成为大江健三郎发表自己毫不畏缩的战斗性文学理论的场所,其中的文学、社会政治思想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往往比小说中的思想更为偏激。这也是人们批评大江健三郎的随笔与小说之间出现断裂的原因之所在。
大江健三郎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开始反思自己年轻时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倾向。在《井伏先生的祝愿和现实主义》一文中,大江健三郎认为自己写作《广岛札记》的过程是情绪化的,应当自我批判。接着,大江健三郎表明自己应向井伏鳟二描写的广岛原爆所引发灾难性后果的《黑雨》学习,学习那种略带幽默、冷静陈述事实的写作风格。
可见,大江健三郎在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文学作品,大都带有情绪化的特征,这种情绪化的创作过程,与当时大江文学所呈现出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密不可分。随着创作经验的积累,特别是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理想主义色彩略有消退。尽管如此,作为体制外作家的大江健三郎的现实批判性丝毫没有减退。理想主义可能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理想主义者大江健三郎却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作家理想主义的主张尽管无力改变社会现实,但这却是作家在现实困境中能够保持创作激情的内在精神动力。强烈批判不合理的现实是大江健三郎理想主义的重要特征。可以说,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大江健三郎众多意义深刻的作品。
参考文献:
[1] 理查德・哈兰德:《从柏拉图到巴特的文学理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
[2] 大江健三郎:《日本现代のユマニスト――渡一夫をむ》,岩波书店,1984年版。
[3] 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往复书简――暴力に逆らって书く》,朝日新闻社,2006年版。
[4] 大江健三郎:《锁国してはならない》,讲谈社,2004年版。
[5] 大江健三郎:《ヒロシマ・ノ一ト》,岩波书店,1996年版。
[6] 樱井均:《テレビは战争をどう描いてきたか》,岩波书店,2005年版。
[7] 大江健三郎とすばる书编集部编:《大江健三郎・再编编见》,集英社,2001年版。
[8] 渡 士:《大江健三郎》,编审美社,1994年版。
[9] 黑古一夫:《作家はこのようにして生まれ、大きくなった――大江健三郎 说》,河出书房新社,2003年版。
[10] 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全作品3》,新潮社,1972年版。
[11] 大江健三郎:《持续する志》,讲谈社,1991年版。
作者简介:李方阳,男,1982―,河南安阳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日本文学,工作单位:安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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