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民主化必须有实质性探索 文/肖畅 宁波镇海炼化拟扩建一体化项目，在当地引起极大波动。近日已有消息透露，宁波市政府经与项目投资方研究决定，坚决不上PX项目，炼化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停止推进，再作科学论证。
与厦门、大连的PX项目、什邡的钼铜项目类似，事件最终都以官方向民意妥协而和缓。看起来民意似乎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但严格说来没有赢家，一起起相同事件的一再重复，无疑是对中国社会的一次次割裂。
环境抗议事件一再重复出现，并非没有吸取教训，但我们遗憾地看到，所吸取的教训，无外乎先是强调项目的科学化、合法性，希望民众体谅，继之以决策者一再摆低姿态，似乎只是为了平息事态。然而决策民主化的探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决策的合法性，原来喜欢笼统地讲强调地方利益、大局等，后来提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但决策者往往更愿意采取科学化而忽略民主化。但严格说来，决策是一项政治行为而非单纯的科学行为，科学化诚然重要，却绝不能取代民主化。现在的难题正在于，无论你如何证明科学化，民众就是不同意怎么办？
也有人建议类似决策要以法律途径求得解决。这或许仍然不可行。法律虽然是民意的体现，但在具体决策上，法律还是不能取代民意。没有民主化的决策程序，法律也无法说服民众。
还经常听到一种说法，称民众被一小部分别有用心者、或者特殊利益者所利用。要承认，在一些事件中，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但问题是，如果决策之初进行了充分的利益协商，取得了最大限度上的民意支持，怎么会有那么多民众被个别人和群体所利用。
环境抗议事件重演，也将导致这类重大项目愈加难以上马。项目能不能上马，或许将不再取决于科学解释、环境评价、审批程序、信息公示等等。如果协商基础上的民主决策缺失，科学意见会被代言，项目程序会为决策意图背书，信息公示只是立此存照，抵触情绪会累积，不信任将成为预定立场，通过合理诉求无法抵制项目，就会走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不仅要探索一套完善的民主决策机制，政府还将面临一个培育信心、信任的过程。重大项目的民主决策要尽快树立典型案例，要积累案例，以应对这些新的案例反复出现的消极影响。
职业认同感比幼师资格证更重要 文/乾羽
近日，浙江省教育厅在温岭虐童事件通报会上公布消息：当地幼儿园里，约四成老师合计四万人左右没有教师资格证。而记者调查发现，幼儿教师“无证上岗”的现象在各地普遍存在。
这似乎是问题产生的原因：没有资格意味着没有接受正规的教育；没有资格意味着可能缺少一定的职业素养。于是，讨论思路指向了资格和证书——如果有了资格证，有了符合资格的师资，问题也许就能得到顺利解决。
不知道这样的思路是否会导致对民办幼儿园师资的审核，是否会导致新的补考证书热？如果是这样，问题就能得到彻底解决吗？
有没有资格证并不是最关键的。对于幼教来说，最基本的门槛应该是爱心，而不是资格证。在现实中，没有幼师资格证的教师多了，如此极端的也只是极少数。并不能说资格证就是一纸保证书，实际上，有教师资格证的老师，也有虐待孩子的。
其实，比资格证更重要的是职业的认同感。因为一个爱自己职业的人，一定会爱自己职业服务的对象，这是职业道德的基本内涵。所以，民办幼儿园的师资经常出现问题，并不是有没有证书造成的，而是他们通常更缺少职业的认同感，他们觉得这份职业只是临时工作，他们觉得这份工作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尊严。于是，在面对孩子时，他们涌起的不是爱心，而是不平。一个没有职业认同感的人，是不会爱自己职业的，也容易做出匪夷所思的事情。
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提高民办幼儿园师资的职业认同感。职业认同感一方面来自社会的认同，另一方面来自个人的感受。职业认同感既是一种心理感受，也是一种现实的比较。民办幼儿园往往提供不了诱人的薪酬、福利，又不能给人以稳定的预期，就很难招到优秀的人才。一些达不到条件的人，就可能进入幼师队伍。或者，一些人进入幼师队伍之后，因为未来的迷茫而产生异化。
所以，虐童事件看似是教师个人的性格和素质问题，其实与待遇有关，与所处的环境有关，与教育的投入不足有关。这种不公平，不是考一个幼师资格证就可以解决的，这种社会问题也不是严肃处理虐童事件可以遮蔽的。人们在看待虐童事件时，更应该把反思的触角伸向民办幼儿园所面临的处境，搞清楚为何民办幼儿园的师资容易出现问题——是缺少了资格证，还是缺少了职业认同？
“国在山河破”同样令人痛心 文/苑广阔
“救救南岳衡山！救救我的家乡！”最近，华中科大一位学生在微博上称，衡山“秀美山峰已经被开发商开膛破肚”，请求网友“救救中华民族的南岳衡山”。照片中，苍翠群山间的裸露岩石带，犹如一道带血的伤疤刺痛了无数网友的心。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这名学生发出“救救南岳衡山”的疾呼之前，身处山西省的北岳恒山，早已被曝出因为长期无序开采以致严重“破相”的新闻。而无数不怎么出名的景区景点，即使被破坏了，外界也无从得知。
杜甫在其名篇《春望》中有一句“国破山河在”，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却是另外一种境况，那就是“国在山河破”。虽然“破”的主体不一样，但山河残破，美丽无存的景象，同样令人伤感痛心。
近年来，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随着房地产业的爆发式发展，对土地与砂石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于是在各种利益的驱动之下，为了索取土地，就把能推倒的山丘全部推倒，能填平的河海湖泊全部填平；为了获取砂石材料，就开山取石，下河挖沙。结果我们也都看到了，在一座座大楼拔地而起的同时，城市周边的山川河流，自然风景，却变得满目疮痍，面目全非……贪婪的背后是一颗贪婪的心。当我们数着手中的钞票，或者面对高楼大厦及现代工业文明豪情万丈时，却很少有人想到，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正在快速消失，这不但是对自然的一种犯罪，更是对子孙后代的一种犯罪。多年以后，当我们的后代看着画册、照片、地图上的某某山、某某河而心生向往，但面前留给他们的却只是一堆堆没有灵性的钢筋水泥。
如果我们能少点贪婪之心，多点环保意识；少点急功近利的思维，多点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感，则必定能够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那么，留下的，就不仅仅是一座山、一条河、一棵树、一块石，更是一笔笔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财富，还有一个更加适合人类居住、生存与发展的环境。
“中国式治堵”不能只盯着老百姓 文/江德斌
深圳交通规划研究中心为解决堵车问题提出思路：提高城市停车费。深圳市政协委员刘辉表示，当前限行、限购、涨停车费的政策都是针对民众，并没有针对政府的措施。他建议“治堵可以尝试推行免费公交”。
堵车已成各大城市每日都要上演的大戏，随之而来的“中国式治堵”也纷纷亮相。然而，各种治堵政策大都是盯着老百姓的口袋，鲜有从政府层面找到根本治理方案。
从目前情况来看，限购、限行、增收费用等政策，均是从抬高公众购买消费私家车成本出发，用行政手段抑制私车消费热情。这些举措固然会有一定的效果，却与政府鼓励发展汽车产业的政策相悖，最终只能形成互相抵消之势。另外，治堵只限制私车，却不限制公车的做法，明显缺乏公平性，亦令公众对治堵措施心生抵触。
新华社在10月21日发表的《“中国式治堵”难在何处》文章中，亦提出六大问题：交通精细化管理水平深挖到位了吗？公交供给的水平达到极限了吗？公车治理的手段是不是已经史上最严？交通文明的提升是不是已经没有上升空间？停车费、燃油税改革等市场化的治堵手段是不是已经用尽？黄金周前几天的交通峰值可不可以通过更大力度的错峰缓解？令人反思“中国式治堵”的未来走向。
我国刚刚步入汽车社会，治堵就成为绕不开的话题，凸显汽车产业发展与城市交通规划未能够顺畅对接，而治堵政策过度依赖收费模式，亦造成顾此失彼的后果。从长远看，应限制公车消费、压缩公车数量，大力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保障公共交通的通畅快捷，以提高公共交通对市民的吸引力，同时鼓励市民拼车出行、提高私车使用效率，短途则采取步行、自行车等绿色出行方式等等。
“中国式治堵”确实很难，最难则在思维的转变。政府部门需改变方向，别只将眼光盯在老百姓身上，动不动就搞收费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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