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选本传播因其荟萃精华、卷帙简便而达于极佳之传播效果，同时也会产生彰显与遮蔽效应，这正是选本传播最大的特点。选本传播之彰显与遮蔽效应的产生，除了因为选择与排弃乃是选本与生俱来之天然属性外，还与审美取向、价值判断的偏离与漂移以及选家与作者角色的错位有关。从选本的整个发展历史来看，个别选本中存在的彰显不当与错误遮蔽只是暂时现象，众多选本所构成的选本集群，最终会达于一种动态平衡。
关键词：选本传播；彰显；遮蔽；动态平衡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4-0232-05
作为文学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选本传播因其荟萃精华、卷帙简便而达于极佳之传播效果。但另一方面却因其乃选本而非全本，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对部分作品的彰显，对另一部分作品的遮蔽，而这正是选本传播最大的特点。那么，选本传播彰显与遮蔽效应的生成机制如何？如何认识选本传播的彰显与遮蔽效应？对于这些问题，时贤论之未详。笔者不揣谫陋，欲对此略作探究。
一、彰显效应与遮蔽效应的成因
选本的根本特点在于“选”，选本是通过对作品的选择来实现其批评功能的（选本对作品的编排乃是选择之后的自然结果与必需环节，是选择行为的一种延续）。既然有选择，就必然有排弃；在彰显某些作品的同时，必然会遮蔽掉另外一些作品。选择与排弃、彰显与遮蔽，是同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是选本传播中一对矛盾运动的因子，正如王兆鹏先生所指出：“总集特别是选集，旨在选择传播精品名篇，带有编选者、传播者的主观性选择和评价，它能够彰显作品，强化和延续所选作品的生命力，但同时也遮蔽了许多作品，许多没有被选集入选的作品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被人遗忘甚至消失。”
再深入一层探讨，选本之彰显与遮蔽效应的产生，除了因为选择与排弃乃是选本与生俱来之天然属性外，还与审美取向、价值判断的偏离与漂移以及选家与作者角色的错位有关。
（一）审美取向、价值判断的偏离
作者与选家及不同选家之间在审美趣尚、价值标准、批评尺度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差异的存在，导致审美取向与价值判断的偏离，也才有彰显、遮蔽之说；如果没有差异，作者与选家、选家与选家的审美取向与价值判断完全吻合，也就无所谓彰显与遮蔽——这种情况从理论上讲并非完全不可能，但从中国古代选本批评的实践来看，此类情形绝为罕见。
作者的创作活动，无疑是依据其所认同的某种审美标准和价值尺度来进行的，如果创作出的作品与作者所认同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尺度不符，作者就不会示之于人；即便在创作刚刚完成之际，作者认为其作品与自己所认同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尺度正相契合，从而乐意公诸于众，使作品得以流布世间，但一旦作者在某一时期改变了初衷，他也会尽力对已经“发表”的作品做“撤稿”处理，想方设法让不合己意的作品退出传播过程。比如唐末五代诗人韦庄，年轻时曾创作出长诗《秦妇吟》，当时即广泛流传，风靡一时，并被制作成幛子悬挂，韦庄也因此被称为“《秦妇吟》秀才”，但出于消除政治影响、保证仕途顺达等方面的考虑，韦庄后来改变了看法，想摒弃此作。孙光宪《北梦琐言》对此事有记载：
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
从“以此止谤，亦无及也”来看，韦庄努力的效果并不明显，但《秦妇吟》不见于韦庄别集《浣花集》，失传近千年，直至近代其写本才复出于敦煌石窟，则是事实。显然，在韦庄心目中，已不再认可《秦妇吟》。
类似情况在宋人中更为常见，如李觏自编文集时，凡是“妖淫刻饰尤无用者，虽传在人口，皆所弗取”；秦观自编《淮海闲居集》时，“辞鄙而悖于理者，辄删去之”；杨万里早年诗学江西体，后来诗学观念发生转变，将旧作全部焚弃，“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
此种情况在词创作中更是屡见不鲜，由于词之地位的卑微，古人往往在创作之后又生出悔意，如孙光宪《北梦琐言》载：“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又如宋代胡寅《题酒边词》云：“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日谑浪游戏而已也。”从胡寅的表述来看，在当时的词创作中，“自扫其迹”乃是颇为普遍的行为。
作品一旦成为选家所选择的对象，其支配权就由作者一方移至选家一方，选家按照自己的意图和标准而不是作者的意图和标准来选择作品。一方面，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选家所选不一定皆为作者所愿选；另一方面，选家所面临的选择对象是众多作家的众多作品，所谓众口难调，选家所选不可能是每位作家都最为满意的作品。选家与作者之审美趣尚与评判标准的差异与偏离，也正是以“他者”眼光网罗众作之选本比以“自我”眼光专取一家之别集更具批评价值的原因之一。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选家的审美趣尚与评判标准直接决定了选本的面貌和价值，有什么样的选家，就有什么样的选本；正是不同选家之间审美趣尚与评判标准的差异，才使得中国古代文学选本园地百花争艳、春意盎然，如四库馆臣曾描述历代唐诗选本的不同风貌曰：
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随所撰录，无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结尚古淡，《箧中集》所录皆古淡。令狐楚尚富赡，《御览诗》所录皆富赡。方回尚生拗，《瀛奎律髓》所录即多生拗之篇。元好问尚高华，《唐诗鼓吹》所录即多高华之制。
（二）审美取向、价值判断的漂移
审美取向、价值判断的形成，都要受到一定时空背景与文化语境的规约，当时空流转、语境变迁，审美取向、价值判断也会随之发生漂移，这种漂移使得对单篇作品或代表作品集群之作者的评判与定位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彰显与遮蔽效应的生成。
对于单篇作品而言，作者、选家、读者任何一方审美取向、价值判断的漂移都会对其造成重大影响。上文已经提及的韦庄“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与和凝“专托人收拾焚毁”即是作者方面的典型例子。选家、读者方面的情形与作者方面的情形类似，由于不同时期选家与读者之审美取向、价值判断的变化，使得他们对同一作品的评鉴发生相应的变化。有的作品，在某一时期被认为是佳构杰作，另一时期却评价不高；也有的作品，在某一时期无人问津，另一时期却广为传布。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在明代以前一直不为人所重，几乎没有选本将其选入；但明清以降，经过胡应麟、贺裳、王尧衢、王闿运、闻一多等人的反复评点、大力称扬，高棵《唐诗品汇》、李攀龙《唐诗选》等众多选本每选必录，《春江花月夜》遂成为最脍炙人口的佳作之一。再比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明代以前少有人注意，唐宋元明选本，无一入选；明代杨慎始对其予以肯定，此后，经过黄周星《唐诗快》、沈德潜《唐诗别裁》、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等诗话、选本的反复评赞、选录，《登幽州台歌》于是成为毫无异议的名作。 对于代表作品集群的作者，情形也差不多。有不少作者，在某一时期被认为是名家巨匠，众口称誉；但另一时期却悄然隐退，鲜有提及。另外也有一些作者，在某一时期不被看好，但另一时期却声名鹊起。因此，我们说作者的地位总是处在一个动态涨落的变动过程之中，比如陶渊明，今人认为他是东晋诗坛最杰出的诗人，但刘勰著《文心雕龙》，终篇未提及陶渊明；钟嵘在《诗品》中，仅把陶渊明列为中品，在潘岳、陆机之下；直至昭明太子萧统重新“发现”了陶渊明，为其编集、作序，其诗歌成就才开始逐渐为世人所认可；到了宋代，经苏轼等人的极力称扬，其影响与日俱增，地位不断攀升。再比如陆游，现在我们都认为他是宋代“中兴四大诗人”中最优秀的一位，但当时人并不这样认为，姜夔在《白石道人诗集自叙》中列举“近世”四大诗人时，是把陆游排在最后的，其语云：“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温润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杨廷秀者乎？高古如萧东夫，俊逸如陆务观，是皆自出机轴，亶有可观者，又奚以江西为？”杨万里《进退格寄张功甫姜尧章》诗亦云：“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署名“倦首”者在《诗家鼎脔序》中称“宋季江湖诗派以尤杨范陆为大家”，方回在《瀛奎律髓》中称“乾淳问诗巨擘称尤、杨、范、陆”，不但如此，陆游本人亦曾明确说过：“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这些诗人的地位之所以涨落变化，原因很复杂，其中审美取向、价值判断的漂移应该是一个重要方面。
（三）选家与作者角色的错位
选家与作者本是两个职权完全不同的角色，作者之职权在于“作”，选家之职权在于“选”，而“作”与“选”是两种动因、目的、过程皆不相同的行为。但由于中国古代士人文化的浸染，历代操选者皆可称为文人，即便不是专事创作之专门文人，也多少染指翰墨，在闲暇或公余从事一些创作活动，换句话说，选家与作者两种角色本来就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合。虽然如此，一旦选家开始从事选编选本的工作，选家与作者这两种角色就应该绝对分离，以保证选本的客观与公允——从理论上讲，如果选家在选本中没有择录自己的作品，选家与作者两种角色的分离并不难；即便选家在选本中选入了自己的作品，也应该将选家与作者两种角色分离，应该以选家的角色而不是作者的角色来从事选编选本的工作。
但在实际操选过程中，选家在对作品进行品评、衡鉴、取舍的过程中，对他认为精妙之作或作品中的精妙之处会心有戚戚，对他认为粗疏之作或作品中的某些瑕疵所在，往往会恨恨不已，此种情形之下，一般会剔除了之，但偶尔心有所动，兴之所至，技痒难耐，也不免亲自捉刀，对原作进行删削或增润，从而造成了选家与作者角色的错位。清代陆心源《六经雅言图辨跋》中，列举了明人对郑厚、郑樵兄弟同撰之《六经雅言图辨》的种种妄题擅改，并叹息曰：“明人书帕本，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鲁迅先生因此而进一步申发：
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陆心源“刻书而书亡”、鲁迅先生“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标点古书而古书亡”的观点虽针对的是包括刻书、修书、标点古书等在内的一切染指古书的行为，而并非专门针对选本之选编行为，但他们所指出的点窜原作、妄加改动的角色错位情况在选本选编过程中亦不乏见。
选家与作者角色的错位现象，在文章选本中较为稀见，在诗歌选本中所见渐多，在词、曲、小说选本中则屡见不鲜，这主要与古人的文体尊卑观念有关。古人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以载道”，故不可妄行窜改；诗歌虽地位略低于文章，但“诗以言志”，仍不可随意增刈；词则为“小道”，乃诗之余绪，曲（散曲）又为词之余，小说、戏曲更是等而下之的文体，故而人人皆可得而改之，随意增删改窜，略无顾忌。比如清代王昶选编《明词综》，经常擅改原作，有时整句整阕都经更易，几乎相当于另作一词，王兆鹏先生在校点《明词综》时，对此有切身体会，他举例对王昶改词的情况进行了说明：
如卷十陆释麟《八声甘州》据《历代诗余》录入，而结句四字全经改易。卷十梁希声《浣溪沙》词从《草堂诗余新集》卷十录入，原词过片二句为“到处芳园闻笑语，偶来荒冢听啼声”，被改作“日午绣帘酣睡燕，雨馀芳树啭流莺”。卷十一顾若璞《长相思》词《林下词选》等相较，除首三句文字基本相同外，其余全部改纂，等于王昶改作。其他词作，经与本人别集或其他总集互校，一首之中异文也有多达一、二十字者。
平心而论，选家客串作者，对作品加以改易，确实存在锦上添花、使作品更为完美的可能；但对于文学史所要求的清正纯粹与文学批评所要求的客观公允而言，这种角色的错位势必造成或加重选本的遮蔽与彰显效应，无论是将好作品改差或改得更好、还是将差作品改好或改得更差，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失序、混乱甚至颠倒。
总的来看，选本与生俱来所具有的选择、排弃之天然属性，选家与作者之间、选家与选家之间、不同时代之间审美取向、价值判断的偏离与漂移，以及选家与作者角色的错位，使得选本传播中的彰显与遮蔽效应就此产生或加重。就彰显效应来说，如果被彰显的都是优秀之作，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选本所彰显的并不一定就是优秀之作，或者选家认为是优秀之作而作者并不认可，或者曾经被认为优秀但后来评价变迁，如此一来，就有鸠占鹊巢之讥；就遮蔽效应来说，如果被遮蔽的都是“次品”，当然也不为过，问题是被遮蔽的不见得都质量不佳，或者选家认为不堪入选而作者颇为自得，或者一度被弃之如敝屣现在却如获至宝，如此一来，就有遗璧弃珠之叹。
二、彰显效应与遮蔽效应的动态平衡
选本传播中彰显与遮蔽这一对矛盾因子的存在，在某些时候不可避免地给读者造成阅读与欣赏的错觉，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文学创作多元化、个人化的真相，搁置了读者对被彰显作品的鉴别力，剥夺了读者对被遮蔽作品的阅读权，因而颇受非议。鲁迅先生曾经对选本的遮蔽性严加批判：
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醨。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
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所谓“知人论世”，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目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
朱光潜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选本都不免反映选者的个人好恶以及当时的风气。所以公允只是一个理想，事实上都难免有所偏向……一般选家都难免有些像印象派画家，从某一个角度看出某一面相，加以过分地渲染。好作品往往被遗弃，坏作品往往得滥竽。”
选本的彰显与遮蔽效应客观存在，是选本的特性之一，对其存在与表现我们应当有充分的认识。对于其影响，也应全面考量，大不必一味抓住其负面影响痛加挞伐，而看不到其文学批评功绩与文学史贡献。正是选本的彰显效应，使选本在传播过程中遴选与推举出一批名家名作，为文学创作树立了典范，使后来者有了效法、摹仿的对象，从而推动了文学的发展，所谓“《文选》烂，秀才半”“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是也；正是选本的遮蔽效应，使选本滤除了一部分质量欠佳的作品，使精品得以保留，所谓“漉尽黄沙始见金”是也，从而减轻了读者的阅读量与审美疲劳，提高了阅读效率。也许某一部选本、甚至某一时期的选本都彰显了不该彰显的、遮蔽了不该遮蔽的，但从选本的整个发展历史来看，这种彰显不当与错误遮蔽只是暂时现象，众多选本所构成的选本集群，最终会达于一种动态平衡，最终会还作者以公平，示读者以公正，这是历史的选择。前文论及之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由寂没无闻最终天下传诵的事例即为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