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研究殷墟出土乌龟壳和甲骨文字为职志的董作宾,于1948年底携家随史语所迁台后,除继续从事甲骨文研究和兼任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教授外,在朱家骅和傅斯年支持鼓动下,创办了学术性刊物《大陆杂志》,并担任发行人。傅斯年临死前急着写文章拿稿费,让其妻俞大�买棉花做一条御寒的棉裤之事,就是为这份杂志。只是当傅氏的文章发表,董作宾眼含热泪捧着稿费到傅宅奉送时,傅斯年已撒手人寰,遂成憾事。
作为史语所所长兼台大校长的傅斯年,仅与妻子组成了一个小家庭(按:儿子仁轨仍在美国学习),生活境况尚且如此,而有10个孩子的董作宾,赴台之后,一家的生活遭际就可想而知了。
傅斯年逝世后,由董作宾接掌史语所所长一职。这个时候,董作宾万万没有想到,他会突然遭到自己的朋友――郭沫若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自己由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甲骨文专家,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无知无畏的“妄人”。
自1950年起,新中国出于政治需要,开始号令留在大陆的各色人等,不论是工农兵学商,还是与国民党有过瓜葛的旧官员与自由知识分子,都要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教育和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发展史观。这个新式理论,具体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五大社会发展阶段。在坚信这个模式的同时,还必须要坚信“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这一不可置疑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发展规律。信或不信,成为检验社会内部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在这样一种政治风云鼓荡下,新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特别是下属研究人文历史科学的考古研究所,自然要站在时代大潮的前列,为之推波助澜,并使之一浪高过一浪,直至“无限风光在险峰”。
于是,在1950年明媚的春天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层开始组织新老员工每天开会集体学习社会发展史。据当时参加的年轻研究人员石兴邦说:“大家讨论得很热烈,郭宝钧也参加讨论,写了一篇介绍殷墟人殉惨状的文章。这是说明殷代阶级压迫残酷性的好材料,在报上发表,引起学界的震惊和重视。可是他在文末写了两句很不合时宜的话:‘事实至于遗存,推断敬俟卓识’。意思是说,我只是报导事实,至于它的历史含义,还请高明的人来论断吧。这篇报导郭沫若先生看到后,如获至宝,因为是说明奴隶社会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却对文末的两句结语作了严厉的批评,说他是抱着金饭碗讨饭吃。郭宝老对此批评很不满意。其后,在思想改造的会议上,不无抱怨地说了几次。从他的言谈之间,可以体会到,他对殉人的历史含义,不一定看作是奴隶社会的证迹,对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种种论述和新事物,在他思想上还没有准备,这与他过去在中研院史语所的整个学术气氛和环境以及受到的影响是相联系的。”
早在1945年,郭沫若于重庆出版他的史学大作《十批判书》时(按:即“文革”时期毛泽东警告郭“劝君少骂秦始皇,十批不是好文章”之《十批》),曾在后记中写道:“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又说:“我比较胆大,对于新史学阵营里的多数朋友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我坚持着殷、周是奴隶社会,重新提出了更多的证据和说明。”――这个时候的郭沫若尚能对不同意见有所容忍并设法重新提出更多的证据和说明,以完善自己的学说。
到了1950年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了。郭氏在《十批判书》改版后记中,于这年的2月17日,专门写了一篇《蜥蜴的残梦》,公开向董作宾等人发难:“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阳小屯及侯家庄曾发掘到殷代宫殿遗址及殷王陵墓,均以大量的活人埋藏于地以供地下的保卫。以墓而言,一墓的殉葬者多至三四百人。这是前史所未有的。《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殉葬者六十六人,秦穆公殉葬者一百七十七人,比起来已大有逊色。二十多年前在中东所发掘的古代巴比伦的乌尔王墓,仅仅五十九人殉葬而震动了全世界的,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样大规模的用人遗迹,自然是奴隶制的铁证。这些资料都不曾发表,遗物已全部搬往台湾,一时无由考见……应该感谢郭宝钧先生,他所提供的这项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殷代的社会制度,好些朋友一直到现在都还采取着很慎重的态度,不敢断定为奴隶社会。有了这项资料,我认为是毫无可怀疑的余地了。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会发展史的知识,有的人更根本不相信社会发展史的阶级划分,故他们对于这些史料不加重视,或则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轻重的校量,或则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所谓‘殷历’,真可以说是捧着金饭碗讨饭了。”
郭沫若文中所说的古器物校量,喻指以李济和他的弟子吴金鼎等人所做的工作,因为这一派考古学家对出土陶器曾做过浸水、脱水等多种方法的测量与试验;所谓殷历的推谱自然是指董作宾。董在李庄时,根据殷墟甲骨文透露的信息,经过苦心研究,撰成的皇皇大著《殷历谱》已广为学界所知并大受推崇。著名史家陈寅恪曾高度评价道:“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其他学者如傅斯年、李济等皆大为称赞,傅斯年说道:“今彦堂之书,无类书之习,绝教条之科,尽可见之卜辞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门德勒也夫之始为原子周期表,而其事尤繁矣。”继《殷历谱》在李庄石印出版,董作宾与史语所研究人员屈万里又编成《殷墟文字甲篇》。1947年,董作宾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期间写就一篇《自序》,内中曾针对郭氏于抗战胜利前后的历史观点提出了不同见解,明确反对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其中一段说道:“殷代不是创造文字的时代,我们就不能根据甲骨文字来研究殷代的社会背景。……我们不能据字形说‘民’是刺瞎眼睛,‘臣’是俯首听命,民与臣是奴隶,殷代的臣民也就是奴隶,因而断定殷代是奴隶社会”云云。
董的观点有无道理,此前的三年间,郭沫若一直没有做过回应。到了董作宾流亡台湾,郭氏本人以新中国高官登上政治舞台时,猛地旧事重提,毫不客气地对董作宾开起火来:“虽然承蒙董先生没有直接指出我的名姓,但这指责的是我,那倒毫无问题。但可惜董先生的关门主义关到了家。他虽然也在参加殷墟的发掘,而且在发掘着一个典型的奴隶社会,而他却找不出‘奴隶的痕迹’,实在也是值得同情的。”又说:“董作宾却仅仅抓到一两个字,根据自己的敌忾来随便逻辑一下,便想把臣民是奴隶的本质否定了,把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否定了。这根本就不是学者的态度。就是这种非学者的态度,逼得他在今天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这一层,我倒是能够充分理解的。”
接下来,郭沫若以爷爷教训孙子的口吻斥责道:“谁叫你要在它身上去找‘奴隶的痕迹’?不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老实说,做学问的人是不能够这样的,一定要虚心,要把别人的著述先作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别人,然后才能进行批判。不懂就不要假充内行。假充内行的结果,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单纯的无知倒还可以救药,只要虚心地多读书,改正一下头脑,知识倒也会积蓄得起来的。假使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是的,那才是‘很有问题’的!在今天看来,殷、周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就我所已曾接触过的资料看来,的确是铁案难移。”
最后,郭沫若以恐龙与蜥蜴作比喻,谓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以李济、董作宾为代表的旧的、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时代老早就过去了,这和爬虫时代一去不复返一样”。
郭氏的战斗檄文虽没有毛泽东后来出版的“雄文四卷”(郭沫若语)威力巨大,但同样在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引起了强烈震动。天下士林闻风而动,借机赋诗撰歌以迎合其趣味者纷至沓来。其声之远播,其势之喧腾,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学界文人中鲜有其匹。更有好事者如中科院考古所的殷涤非辈,将郭、董二氏相提并论,说道:“郭沫若院长的论述之所以正确,就因为郭院长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考古研究的。……而董作宾与此完全相反,他只是‘准备殉葬’,所以是腐朽和荒谬的。”紧接着,“殷的殉葬者是奴隶,商、周是奴隶社会”这一“铁案”,在大中小学生教科书中连篇累牍地大规模出现,郭沫若之说遂成为牢不可破的铁板一块,大有撼山易,撼郭氏“铁案”难的威势。
就在学术界为郭氏理论欢呼雀跃之时,也有几个不识时务的硬骨头,或称长着花岗岩脑袋者,如同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总是缩在山下伸头露头,于挣扎抗争中发出几句异声。与吴金鼎同时出生于山东安丘县景芝镇,且两家只有一河之隔,抗战前就读于清华外语系,时为中科院编译局编译员的赵俪生,受家乡绿林豪杰行侠仗义等英雄业绩熏陶和影响,以“愤青”的姿态动起了肝火。赵俪生晚年出版的回忆录《篱槿堂自叙》,曾提到与郭沫若交往的一段历史,为陶孟和与吴有训打抱不平,前文已经述及。
赵俪生文章又说: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残梦》,文中不点名地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我的气越憋越厉害,当时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叫人交给我一张便条:“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这样,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赵文所说的吴有训原是清华理学院院长,继陶孟和之后出任中科院副院长。于立群乃郭沫若人生道路上最后一位夫人。创造社两员主将,指的是郭沫若与成仿吾。赵在《篱槿堂自叙》中,还有过一段对成仿吾的描述,篇幅较短,不妨转录大意如下:
他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翻译法德诗歌散文时的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群鬼”的那股横劲了。在正定华北大学有一天,讨论到进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时,让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这高亢的湖南话,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内心活动很多,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一个受降仪式吧?于是,我发言了。我说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接着又提高嗓音说:“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会场上依旧是鸦雀无声。三天后,我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
赵俪生与“征服者”成仿吾叫板儿,是在进中科院之前。而到了中科院之后,赵氏旧习不改,又不知天高地厚地与当朝一品大员叫板儿滋事,其结果像他的家乡大多数绿林英雄一样,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卷起铺盖灰头土脸地走人。这次事件在赵的内心深处,颇有些悲剧英雄的味道,因而几十年后回忆起来,总有那么一点点虽败犹荣的自豪感。而当年郭沫若的讨伐檄文通过日本辗转传到台湾后,董作宾、李济等人闻知,在震惊之余自是嗤之以鼻。对此,石璋如在其回忆录中说:“他(郭沫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断殷代是奴隶社会,也就认为殷墓的殉葬者都是奴隶。可是后来田野考古的资料多了,此说法就值得商榷,但是那是过去的事了。我作殷墟C区的墓葬群,那里的殉葬者就不是奴隶,而是军队,是有不同的。他被中共捧得很高,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曾说迁到台湾的史语所研究人员是‘拿着金饭碗讨饭吃’等等。”石璋如显然对郭氏的理论表示不满,但他是个一辈子老实巴交的人,不便对此事说得过深过重,而其他人的评价就没有这般客气了。
以郭沫若的战斗檄文发表为标志,董作宾与郭沫若之间的交往与友谊彻底断绝,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联系。1953年,董作宾编著的《殷墟文字乙编》下辑在台湾出版,该书著录甲骨文2833片,并收录了殷墟第十三次发掘著名的YH127坑的大批完整材料,学术价值极其重要。该著传到大陆后,郭沫若如获至宝,立即指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予以翻印出版,并亲自为之撰写了后记,但对编著者董作宾避而不谈。偶尔谈到董作宾而被外界所知的一次,是郭沫若在致原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院士、时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长、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信函中,郭沫若的口气与几年前已有了巨大变化。1953年9月23日,杨树达在日记中写道:
郭沫若来书……云董某妄人,其说未可尽信。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氏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
杨树达的记述有个不太为外界所知的插曲,即1927年郭沫若因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公开向蒋开骂而遭国民政府通缉,亡命日本。在日本蜗居的小黑屋里,郭看到朋友们寄来的材料中有董作宾《大龟四版考释》一文,并读到董氏对甲骨文中“某日卜某贞某事”的释解,神情大振,当即惊叹曰:“近时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顿若凿破鸿蒙”等等。未几,郭写信向史语所的李济和董作宾索要资料。尽管李、董二人深知郭是当朝通缉的“钦犯”,考虑到此人在如此环境中还在坚持搞学术研究,实属不易,于是动了恻隐之心,决定施以援手。在得到傅斯年同意后,李、董二人把尚未发表的著名的大龟四版资料借给郭氏参考。董作宾还把自己刚刚完成的一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一并寄往日本。
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济不能对外发表的叮嘱于不顾,立即将大龟四版的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一书,并于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进的珂罗版精印出版发行,在文章的后记中以弥补的意味吹捧道:“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董氏之贡献在与李济之博士同开殷墟发掘之新纪元。”接下来继续鼓吹道:“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复诵读数遍,既感纫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如此快事,几令人直欲拍案叫绝……”此书由日本传往中国再传到史语所,傅斯年一看,仅史语所考古组发掘的“新获卜辞”墨拓就用了22版之多,立即火起,盛怒之下,暴跳如雷,大骂不止,直呼“他凭什么?”并要诉诸法律云云。后因李济阻止而不了了之。但傅斯年仍认为这是他们没齿难忘的大“失策”,因而“三令五申,绳为家法,严禁资料早泄”。这便是当年郭董交往的缘起,二人的交情由此建立。
二十几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杨树达接看郭沫若信时,这位与毛泽东私谊甚笃且不断书信往来的杨老先生大概尚未意识到,既然董作宾已流亡台海孤岛“殉葬”,“大龟四版”已用之完毕,“鸿蒙”已被凿破,眼下已是江山易主,“拍案叫绝”的时代已成过去,历史的进程自然要换作“拍案叫骂”的时代了。深受辩证唯物论精神启蒙,并“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天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的郭鼎堂君,焉能不成为“妙人”哉?
国共两党分别控制台湾与大陆之后,台湾的知识分子在渐趋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开始写一些回忆与总结性文章,而大陆知识界在连绵的政治风暴中,也在鸿篇巨制地书写思想汇报与政治检查。二者的不同正如美籍华人史家唐德刚所言:“台湾学者是唱戏抱屁股――自捧自,而大陆学界则是对着镜子喊王八――自骂自。”1966年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在京举行,时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后,曾痛心疾首地检讨并宣布说,“几十年来,(我)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时候很模糊”,应该全部烧掉。最后,郭氏“很惭愧”地说:“事实上很多农民学毛主席著作比我们任何人学得都好,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学得好得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夸夸其谈的什么哲学家、史学家、什么家,简直不成家。”
郭氏这一番发言,通过媒体辗转传到台湾后,再度引起震动,许多学人为之摇头叹息。此时“妄人”董作宾已死,无力再作评论了,而尚活在人间的李济为此提出了公开批评,认为郭是个“才子”,“天分很高”,但是“没有自信”,之所以没有自信,是由于在做学问上缺乏“自约”的精神。
(选自《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岳南 著/中华书局/2010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