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采用元分析的方法探讨暴力媒体使用与儿童中期至成年初显期个体共情之间的关系。通过文献搜索与筛查，纳入分析24篇文献，37个数据集，共包含20081名被试。结果表明，暴力媒体使用与儿童中期至成年初显期个体的共情及其子成分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都有负性的相关，其中与情绪共情的相关强于认知共情。被试的年龄、智能媒体的使用均可调节暴力媒体使用与共情的关系。
关键词 暴力媒体使用；共情；元分析
分类号 B844.1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7.10.002
1 引言
随着新时代媒体的发展，学生成为媒体使用的重要群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中，学生占比为25%。很多研究开始关注媒体对儿童与青少年的认知及社会认知的影响，其中媒体中传载的暴力内容因其特殊性而备受关注，包括暴力电视节目、电影、暴力视频游戏（violent video game）和暴力音乐等（Gentile， Saleem， & Anderson， 2007），这些常常被统称为暴力媒体（violent media）。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暴力媒体使用对个体的社会认知有着深远的影响。长期的暴力媒体使用会增加青少年的身体攻击行为（physical aggressive behavior），并降低共情（empathy，Krahé， & Mller， 2010）。Anderson等人（2010）对不同文化下暴力視频游戏使用与大学生的攻击行为（aggressive behavior）、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共情/脱敏（desensitization）的关系进行元分析研究，搜索并整理和编码文献136篇，结果发现暴力视频游戏的使用与个体的攻击行为、攻击性认知、生理唤醒呈正相关，与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和共情呈负相关，暴力视频游戏会造成暴力脱敏，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大量随后研究的支持（Ewoldsen et al.， 2012； Greitemeyer & Mügge， 2014； Kazemi & Shahabinezhad， 2016）。
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暴力媒体使用对个体发展影响的研究也不断增多。张学民等（2012）发现青少年暴力媒体使用与攻击行为呈正相关，使用时间、频率和暴力偏好与攻击倾向、身体攻击呈正相关。而过多地观看暴力电视节目也可能会导致青少年攻击行为倾向的增加（曾凡林， 戴巧云， 汤盛钦， 张文渊， 2004）。陈美芬和陈舜蓬（2005）运用IAT内隐联想测验，发现暴力网络游戏会增加青少年的内隐攻击性。靳宇倡和李俊一（2014）的元分析还发现暴力视频游戏与青少年攻击性认知的相关存在文化差异，西方国家个体要大于东方国家个体。此外，该元分析还发现暴力视频游戏与小学生、大学生和中学生攻击性认知的相关依次递减。
在这些分析中，研究者还发现共情在上述变量之间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共情是指知觉和理解他人的情绪并做出适宜反应的能力（Decety & Svetlova， 2012），可分为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Davis， 1983）。情绪共情（emotional empathy）要求个体“以己度人”，通过自动化地“模拟”对他人的情绪进行快速的模仿和复制，从而感受到他人情绪。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则要求个体自上而下地推理他人的情绪和感受（Decety & Lamm， 2006）。高共情个体表现出更好的社会适应性，在人际互动中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更少的攻击行为（Jolliffe & Farrington， 2011）。共情在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但在以往关于暴力媒体使用的研究中，将共情作为单独的因变量进行分析还比较有限（Krahé & Mller， 2010），而且往往会将共情看作一个单一维度的整体，缺乏暴力媒体使用对共情不同成分影响的分析（Bartholow， Sestir， & Davis， 2005； Fraser， PadillaWalker， Coyne， Nelson， & Stockdale， 2012； Mlele， Kliem， & Rehbein， 2014）。本研究希望通过对文献进行更细致地分析，探讨暴力媒体使用与共情的关系，并分别讨论其与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的关系。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个体接收信息与处理信息的能力不同，因此年龄可能在暴力媒体使用与共情的关系之间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儿童中期（6～11岁）的个体对暴力行为有较强的模仿能力和去抑制性，易学习暴力媒体中的内容（Groebel， 1998）；青少年期的（12～17岁）个体处于身心高速发展的关键期，青春期激素的变化、抑制控制能力的局限，以及较强的冒险倾向，这些身心发展特点可能会导致暴力媒体使用对他们的影响更深远；处于成年初显期的（emerging adult， 18～25岁）个体正处在步入成年的过程中（段鑫星， 程嘉， 2007）。其中，18～21岁的个体尤为特殊，他们在情绪与冲动控制方面仍与青少年期个体具有较高的相似性（Casey et al.， 2017）。鉴于这段时期的特殊性，研究者们也开始将18～21岁这一阶段视为青少年向成人转变的过渡期（Cohen et al.， 2016）。因此，暴力媒体使用对这三个年龄段（6～11岁， 12～17岁， 18～21岁）个体的影响是否相同也值得探讨。
同时，科技的发展导致媒体产品的更新换代，2007年横空出世的智能手机开启了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根据《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报告（2011）》，截止到2010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首次超越个人电脑，成为人们主要的上网媒介（李颖， 2011）。这一变革使媒体的呈现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电视、电脑为主的媒介转换为以智能手机为主的媒介，这是以往研究中鲜少考察的变量。因此，我们这里将2010年前（包括2010）发表的文献与2010年之后发表的文献分别编码，考察智能媒体的普及在暴力媒体使用与共情关系之间的可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