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2月4号立春，2月6号过春节，正月19就是雨水，春脖子短。清理阶级队伍轰轰烈烈，生产队里白天大干晚上大批，春节也不能消停。知识青年们要回家过年，大队专门通知：三十可以走，过了初五必须返点。我和哥哥下乡在一个公社，分别在两个青年点，年三十都从青年点回了家，父亲也从“五七干校”回家了。这是全家人团聚的几天。城里人每人供应一斤肉，我和哥没有份，还好，我下乡一年，扣除口粮款，还剩了36元钱，全部交给了母亲，算是贴补了家用。哥平常有点花销，还赤字，干了一年还欠队里几十元。父亲亲自上灶，炒了几个菜，加上个酸菜汆锅。我上街给父亲打了二两散白酒，全家围坐在一起，父亲自斟自饮，共同吃了顿年夜饭。没有放鞭炮，也没有贴对联，灯丝像快要熄灭的红炭，使白炽灯吃力地发出微弱的光，窗外不时传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样板戏选段，给除夕夜的静谧增添了几分热闹。
过了初五，我和哥该返回青年点了，父亲把全家人叫到一起，说：“革委会已经通知了，要我到农村插队，走五七道路，这次是带着全家一起走。”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谁也不吭声，其实全家谁都知道了，只是父亲不提，谁也不说。父亲接着说：“下乡也挺好，省得把家弄得七零八落，这样可以把家弄一起，我想好了，反正都是种地，那就在一起种，你们哥俩回青年点后把东西收拾一下，和领导说一下，抓紧回来。”我虽然没插言，心里也想早点离开青年点，下乡一年多了，住在老百姓家的空房子里，夏天没有窗纱，冬天没有玻璃，晚上的洗脚水，早晨就冻成冰坨了。虽然一些老百姓分别把同学陆续接到家里去住，但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已经有几个同学投亲靠友转走了。“这几天就收拾东西，咱们的房子已经有主了，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早点把房子给腾出来，十五前就搬家。”高音喇叭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还在反复播出，我和哥哥没什么，只是苦了弟弟和两个妹妹，他们还都在读书，也得跟着走。
我和哥很快就从青年点返回来，正月十三搬家。父亲单位一早派来两辆大解放，同志们也来送行，家里像样的东西只有父母的一对对箱，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车就装完了，另一车，父亲对来送行的办公室刘主任说：“帮我买两吨煤吧，总不能让孩子们冻着。”于是拉了两吨煤，还有父亲单位送的镐头、铁锨、粪筐、扁担等。
我家插队在盖州的大王庄村，当时叫芦屯公社官屯大队第五小队。走五七道路，都是县里指定地点，也可以选择回老家，但是父亲没有选择回老家，老家在山里，很贫困，因此很革命。老家的人对父亲有期望，父亲从小读书时学业好，曾经被七沟八岔的乡亲们引为骄傲，父亲走出大山曾经给这个山沟的乡亲们带来过丝丝的荣耀。可父亲的心中有他的苦衷――“如今又这样不明不白地回去了，怎么和乡亲们说？乡亲们会怎么看？”但他从不说给我们听。
父亲一生很少回老家，甚至祖母去世时都没有回去，老年时他曾经跟我流露出了他的心声，他说：“山沟里一些人很势利，一直以为我在外边混得挺好，一见到我全家被下放到农村，会丧气，而且会不待见你们。”他流泪了，说：“对我怎么都行，可是你们小啊，该你们什么事？不能没有尊严地生活，青年人心里应该充满光明。”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个铮铮铁汉，直到那时，我才发现了他的脆弱，他的儿女情长。
父亲曾经在这个公社工作多年，对这里的民风人情了如指掌。太平庄是很太平的（大王庄文革期间改名为太平庄），这里没有阶级斗争，政治队长是个老荣誉军人，真正的一把手，解放战争中失去了左胳膊，三个业务队长个顶个都是庄稼院的好把式，只会研究生产，不懂别的，上边部署开展大批判，他们说：“没有阶级敌人。”有两个四类分子是从上边遣送的，他们说：“让他们挑大粪，臭死他们，省心。”其实在生产队挑粪是好活，自由，工分高。
搬家的车一到，几个队长都来了，安置在崔振禄家，纯粹的老贫农，家徒四壁，头年秋盖的房子，新的窗户，还没刷油漆，北墙墙壁透着厚厚的霜，间壁墙上新糊的白纸透过报纸的铅字，炕也烧得热乎乎。
队长说晚上有政治活动，家还未安顿好，父亲就领着我去报到了，却原来队里郑重其事地为父亲开了一个欢迎会。队长说：“老王大哥领全家到咱队，要不是赶上这形势咱们请还请不到，今后咱就是一家人。”“以后全家就和大家在一起好好种地。”父亲热泪盈眶。他二十岁参加革命，不知哪年政审发现了问题，被内部控制使用，而自己却全然不知道。失去组织上的信任，他心中的痛苦，当时我们怎么能够领会。直到文革中反复的外调和政审人员的询问，他才得知，是敌伪档案上记载着一个相同的名字，尽管年龄差了十几岁，但是，在那时，无中即可生有，怎么能够轻易洗刷干净呢？他深深知道：历史的误会是不会轻易解除的。他没有选择回老家，这也是重要原因。他的老家一直给他带来麻烦，就连一个同姓同名的误会都不能给说清楚，还能指望什么？在那些艰难的日子，夜里，我曾多次听到他轻声地叹息，有时默默地自言自语，有时也像是对我们说：“凡事要忍耐。凡事要忍耐。”而今天，这里的人们能够这样的欢迎他、信任他，他怎么能够不感动呢？
队里和村民们的欢迎和帮助是实在的，头一件事是在房东家的后院给我家超标准划出来一块菜地，并派人帮助夹上障子，送来农家肥。
父亲毕竟在农村长大，对庄稼院的活计心里有谱，整地、打垄、备菜畦，样样亲自动手。他打垄时拉上绳子，决不容许打歪了，用秫秸棍卡垄距、量深浅，绝对标准化。来帮忙指导的老农说：“大哥，不用那么机械，看着差不多就行了。”父亲说：“你是老把式，眼睛里有把尺子，我这眼睛里没有尺子，手里就得拿把尺子，不机械不行啊。”父亲要求我们也必须这么干，哥哥说：“不必这么教条。”父亲说：“这不是教条，而是要养成认真的习惯，干什么都要认真，就什么都能干好。”先是栽蒜，接着是畦菠菜、小白菜，下来就是种芸豆、栽黄瓜、栽茄子……园边子，障子外，也不失时机地种上苞米、梅豆、长豆和倭瓜。父亲说：“春天捅一棍，秋天吃一顿，一个好的农民就是这么过日子的。”
父亲插队没几天，就被公社抽走了，改造后进队，要求抓革命促生产，大批判开路，父亲说：“我也是下乡改造的，就在改造中接受改造吧，你们抓革命，我来促生产。”于是工作组里分了工。父亲从抓种子、抓养猪积肥开始，从黑龙江、内蒙采购土豆种，抓猪羔，通过铁路发运。有一次，父亲回家，浑身臭味，母亲问他怎么回事，原来他到通辽去发运猪崽，怕猪崽挤在一起闷死，就也乘在装猪崽的车皮里，编组配挂，一连几天几夜没合眼，弄了一身的猪屎猪尿，母亲让他赶紧出去，父亲说：“怎么，当农民还怕臭啊？别看咱们脚上有牛屎，身上有猪粪，可咱心里是最干净的。”说着自己也不好意思地出去把大衣脱下来，搭在障子上。
种地的时候，父亲带上镢头，衣兜里揣上种子，犁杖趟过来的时候他再用镢头往前备几下，撒下几粒种子，他说：“种地，地头地脑得看住，这头少几棵，那头少几棵，一亩地下来得少多少？”他建议队长，间苗时，不能用锄头打苗，一定要用手工间苗，要用秫秸棍插上钉子当卡尺卡，保证苗齐。他说：“有苗不愁长，跨黄河过长江得苗齐苗壮。”
家里插队后不久，生产队派我到队办学校当教师，那个年代，当教师是最臭的职业，我不干。父亲动员我说：“你本来还是读书的年龄，现在不能读书了，好在有这么个机会，教学相长，也好把该学的文化补一补，即使就是种一辈子地，也需要有文化。”于是，我边学边教，队长和社员们都关注孩子们的学习，使我不敢怠慢，在老教师们的指导下，我搞了几次公开课教学，不久就出了点小名气。县里来总结经验，公社开大会交流。父亲知道了，不赞成，说：“介绍什么经验，安下心来，好好把书教好，其他什么也不要想。你还差得远呢。”果不其然，一年以后，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全面彻底否定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因为我在“回潮”时当过典型，县里有人提出让我再当一把反击“回潮”的典型。父亲说：“这个典型不当也罢！”没过几天，学校放寒假，全公社教师集训，开展大批判，父亲说；“你辞职吧，县里已经给我安排工作了，你回青年点去吧。”父亲已经将我的调转手续办好了。
[ 2 ] 又是一个春节后，正月十五前，父亲送我到沙岗公社知青办报到，沿着铁路旁的羊肠小道，父亲和我骑着一辆自行车轮换地载着，像似沿着生命的轨道，平坦时就加把劲骑得快一点，有坑有洼时就小心翼翼慢慢地绕过去，有时遇到有从路基上滚下来的石子挡路，就下来提起自行车跨过去。父亲对我说：“生逢乱世，身遇尘网，最好的办法就是躲，我要你从青年点转回家，主要的不是怕你在青年点里受苦，青年人受点苦算什么？而是怕你血气方刚在清队中把握不住自己。现在你在学校又赶上反回潮，糊了八涂当了典型，不批不行，要批你批什么？要你转家来是躲，转回青年点也是躲，躲开是非浪头，今后不论干什么，都要扎扎实实，不要图虚名，出风头……大乱躲于城，小乱躲于乡，咱家到农村来插队是最好的选择，你现在再转回青年点去，也许也是最好的选择。”
一个“躲”字，蕴涵着多么高深的生存智慧啊，既是珍惜，也是无奈。是对生命的珍惜，是对形势的无奈。野草为再生而枯黄，玫瑰为灿烂而凋零。我想，父亲从1966年底开始，一直到1968年上半年一直都在生病休养，除了身体原因外，大概也是在躲。他在之前身体也一直不太好，却从来没有休息过。下乡之后一直到离休也再没有休息过。
回到青年点第二年，我参加了市里组织的斗批改工作队，春节假期刚过，我和军代表带着工作组就进驻了盖县青石岭公社高丽城大队。这个大队住着一位父亲的老同志，在家病休，父亲去看他，我陪同前往。中午留吃饭，我推辞要走，说：“工作队是不能端老百姓家酒盅的。”父亲说：“今天我是领儿子看叔叔的，由你来斟酒。”硬是把我留下。说到运动，我说按上级部署，目前主要批三个问题：经验主义，唯生产力论和不突出政治的倾向。父亲半天说了一句话：“经验还是有用的。”过了一会又说：“谁要是能喝西北风就可以不抓生产了。”然后喝了一口酒，重重地放下酒杯，像似将声音含在喉咙里，说：“老百姓能吃饱饭就是政治。”紧接着像似自言自语又像似老同志之间的交流，说：“批得老同志都生分了，乡里乡亲的，见面就像仇人似的。”我心里知道父亲是挂念我，借着来看老同志之机来看看我，而这些和老同志之间的唠嗑，都是说给我听的。
转眼到了1979年春节，感觉父亲特别舒心，他早早就买了一大堆鞭炮，亲手写好大红对联和福字贴上，年夜饭，第一次亲手打开了一瓶茅台，自己斟满，并给我们兄弟每人斟上一杯，一直告诫我们“闲时勿谈国事，背后莫论人非”的父亲忽然变了，说：“害人精判了，紧箍咒摘了，工作中心转移了，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终于盼到好时候了……”说着，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这时候，家家户户，花灯点亮；夜空中，焰火闪烁；四面八方，传来不绝于耳的鞭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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