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石的颜色像北欧人的皮肤，白，苍青，泛蓝，偶尔有褐色突兀其间。几乎没有沙滩，或是被圆石盖住了。天色蓝得冷静而寂寥。靴底摩擦石块的声音仿佛靠近耳孔，像电影里用毛茸茸的吸音筒捕捉到的近距离音效。也有海草，腐黑色的带状搅成一团，嵌进石缝里。这一片都柏林郊外的海，确实显得没有杂质。
确实冷清。冷清到矮堤上手写的“ＢＥＳＴ ＤＲＩＮＫ ＡＴ ＨＡＲＢＯＲ ＢＡＲ”，明明是广告，也仿佛低吟。这里不是世界尽头，更像转场镜头前定格的屏幕，白光逐渐增强，屏蔽前后节奏和出场物事。一屏纯粹的静谧，人为的，把心端放在天堂里，深呼吸一次，再回人间。
这是偶遇一景。爱尔兰七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被文字描绘过的景简直俯拾皆是：班维尔的海，乔伊斯的都柏林，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昏暗阁楼，叶芝的山湖和薄暮，威廉・特雷弗的近海大屋，弗兰克・麦考特的贫民窟，还有弗兰克・奥康纳笔下普通市民的辛酸苦辣。还要算上每个轻轨站、剧院旁的大幅海报上安妮・恩里奇的《重聚》封面特写，那是本届布克奖的得主，享受着和我们国家电脑品牌、化妆品牌最大尺寸户外广告的待遇。
远道而来的读书人、译者、作者怀抱着对这个小国家在文学上诸多造诣的景仰，看着小巧紧实的城镇颇具麦田怪圈式的潜质，灯光将它们的轮廓照亮，有的像热带鱼、有的像昂贵的金鱼（高速公路蜿蜒如射线分岔开去，就像鱼尾或涟漪），或许会多些局外人的憧憬。那些光极其整齐，间距、行距、亮度都像是在一卷严谨而矜持的绣品之中。直到出了机场，进入城市，景物会像一帧帧静物画连连不断展现出来，考验异乡人的记忆力，验证文字被三维立体的舞台效果。
直到异乡人一头栽进都柏林众多的文艺场所，完全在大作家的故居所构成的地图中迷路，才会彻悟身为读者的局限。那些距今百年之遥的作家们活灵活现地贯穿整个世纪乃至下个世纪，绝不是封存在封面、书脊和版权页上的鼎鼎大名，而是导游图里的关键字、观光巴士说明文里的亮点，以及博物馆、图书馆、圣三一学院经久不衰的活动主题。譬如２００８年的爱尔兰全国性读书活动的主题是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闹市街头便可见得大幅标语，鼓励市民走进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重读《格列佛游记》，参加爱尔兰文学圈著名学者和作家的导读讲座。而那本最初的《格列佛游记》躺在玻璃柜里，享受着古董和国宝的待遇，迎接长达一年的观众的瞻仰。
异乡人我来到都柏林，纯粹因为书本的链接。因编辑彭伦推荐，我有幸翻译《露西・高特的故事》，作者威廉・特雷弗是当代爱尔兰文坛最了不起的小说大家。为此，爱尔兰文学交流协会邀请译者访问，恰逢老先生八十寿辰，圣三一学院颁给他一个终身大奖，尽管老先生住在英国，文学协会和圣三一学院的主办教授们都不确定他是否能出席，取决于“他的身体状况”。
为了补充对老先生的无知，我走进都柏林能找到的每一个书店，发现２００７年的新作《堪纳斯特骗局》（Ｃｈｅａｔｉｎｇ Ａｔ Ｃａｎａｓｔａ）还没出平装本，但１９９２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八十五篇作品，厚达千余页，沉在某书店的最底层。二手书店里能找到很多他的书，都是几十年前出版的，比我年岁更老的版本。我还去了图书馆，被告知：因为书已经绝版了，大多数不可外借，只能在参考阅读室里看。我花了几个下午，读了我最感兴趣的那本《他人的世界》（Ｏｔｈ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Ｗｏｒｌｄ）。
坐在最靠近我居住地的老图书馆参考室里读小说时，身边有一群高中生在找老资料写报告，还有一位跛足的中年男子焦躁地翻阅脆得发黄的老市政建筑图纸，他穿的棕色灯芯绒裤、格子毛衣里露出的衬衫衣领很像好莱坞电影里对“作家”一职的形象设定，更别提蓬乱的灰发和角质架老眼镜了。负责找书的图书管理员将小说和评论轻轻放在我桌前，面无表情地看我一眼。他已经连着两天把这些书带到我面前了。我是整个屋子里头发最黑、读得最慢、记录最勤而桌面上的东西最少的人，不如承认吧，我完全是个异乡游客的姿态，连记录用的本子也是巴掌大的口袋装螺旋本，配一支自动铅笔。
特雷弗的小说冷峻，惜字如金，常能出其不意地“折断”平凡的生活场景，突兀而泰然地展现宗教、政治、家庭的矛盾，非常爱尔兰。在他笔下有各式各样的爱尔兰日常场景：建造在海崖上的英国将军大豪宅（Ｂｉｇ Ｈｏｕｓｅ），乡间小镇的清教堂、修道院、疯人院……Ｂｉｇ Ｈｏｕｓｅ的存在非常重要，既是英爱战争之前英籍贵族、军人的身份显示，也首当其冲被爱尔兰独立运动烧毁、砸烂，把英国殖民者赶出爱尔兰，就要先把他们从大豪宅里赶出去！绝大多数的大屋当年都在爱尔兰独立战争中被烧毁了，但我还是能在都柏林附近Ｗｉｃｋｌｏｗ县的古堡庄园Ｐｏｗｅｒｓｃｏｕｒｔ找到些许影子。虽然主体建筑内部也被一场大火焚毁，但外观以及领地内的花园维持得相当好，即便放在整个爱尔兰境内也是数一数二的。
见到豪宅的第一眼，是逆光。镜头里的石头建筑有点阴暗，约在三层楼高度上有一排五个圆形小龛，居中摆放着五位男子的雕刻胸像，是Ｐｏｗｅｒｓｃｏｕｒｔ的历代主人。建筑物的这一面肃穆有余，并不奢华，应该是乔治王时代的分格，规整的三段式古典构造，檐壁下只有些涡旋形装饰。豪宅展览厅和购物区的一些印花女衫确实好看，价位则动辄四位数欧元，当下心想：看来此行只能看看历史展览了。
最早，此处是１２世纪Ａｎｇｌｏ－Ｎｏｒｍａｎｓ进入爱尔兰后的要塞，历来都是英皇封赏探险者的风水宝地。起初是为防御而建，之后，有权有势的各个家族在此交换更替地主权，小古堡始终矗立着。１６０３年，古堡迎来了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主人，英国爵士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ｉｎｇｆｉｅｌｄ。但这个古堡拥有军政地位之外的审美性要等到１７世纪。出生于德国的建筑师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ａｓｔｌｅ受命于爵士去世前的嘱托，重新规划此地。舞厅里有雅典女神庙式的简朴立柱，铺金细雕的装饰镜和壁炉，建筑师是要一心再现古埃及风尚。整栋宅邸用中国人的风水观来看也十分地道，坐北朝南，山为背靠，水流低谷，常年气候宜人，终年湿润和煦。到了１７８７年又加盖了一层。所有豪宅的建立都会牺牲几位工匠的性命，这里的解说中也不忘提及。
花园的盖建归功于第六代传人。可这项工作随着１８４４年子爵去世就被搁置，再由他的儿子成年后继续，更多的树木被植下，更多的花卉被保养，同时，数量庞大的铁艺门窗从欧洲大陆引入。巨大的工程耗时几十年，因而，说第七代子爵的一生都在建造祖辈传下的庭院，实在不为过。
后代们也不甘示弱，有的加入日式庭院，有的添入珍稀植物。但因为缺乏供暖设备，直到１９世纪初，Ｐｏｗｅｒｓｃｏｕｒｔ似乎只是避暑胜地。第九代子爵夫人在回忆录中说，哪怕进入了２０世纪，爱尔兰冬天的古堡取暖仍然是个大问题，盖尔特古谚说，地狱就是极其寒冷之所在，而冬天的古堡显然符合地狱的条件。
在所有这些世代经营的豪华作品中，我最喜欢曲折妖娆的铁艺门窗。有一扇门是黑铁和金色的完美组合，灿烂的辐射和藤蔓造型优雅融合，既有哥特式的圆形花饰，也有强烈的浪漫气息。第七代子爵是在伦敦发现这扇门的，据店主说，此门来历不明，只能确定是意大利手工，等他买下之后很久，另一位朋友又信誓旦旦地说，此门以前是在Ｂａｖａｒｉａ的教堂里。子爵又亲自前往教堂，确认了此门的出处。这种小插曲在豪宅的历史上层出不穷，小瀑布、珍奇花草……的背后都会有一段确凿的故事，我不得不为这种趣味而惊讶，恐怕这才是真正的奢侈。
沿着近百级石阶走下主庭，仰视着这栋三四百年被人精心呵护、引以为傲的豪宅，再看鹅卵石铺就的星月图纹台地、金饰轻盈剔透的铁艺栏杆，目光再调向更远，看到一池荷塘围绕着一注喷水，再四顾树林，终于发现这里的庞大！
在林间散步，突然看到一个规模不小的墓地，一块块石碑很朴素，里面埋葬的是古堡住客，但不是人类――全都是主人们曾经爱过的宠物。从墓碑上来看，并不能知道是狗、猫、马还是别的生物，只有动物们的名字和生卒。
走过数百年的古林、炮台、法国花园，终于，我在意大利花园里坐下来，休息，给照相机换电池。一个人在这样一个没有归属感的豪宅里，竟也不想走。特雷弗书中的小姑娘露西从小在这样的大房子里长大，父母在英爱冲突的局势下，决定放弃家宅，搬回英国。可露西不想走，她的一切都在大房子里，在周围的森林和大海里。她决定在临行前出走，让父母不得不找寻她而错过火车，仅仅是这么单纯的想法，却让全家人认定她被大海卷走了，一对父母失魂落魄，从此成了远渡欧洲大陆的漂泊者。而露西，和一个厨娘、一个守门人在大屋子慢慢长大，默默等候父母归来，直到２１世纪的游客开始出现……如同我这样手拿日产相机、把所有细节都狂拍下来当作风景的游客。
图书馆之游，我犯下的最大的乌龙事件是屡次错失叶芝展，屡过其门而不入，实在难以解释。国家图书馆的外墙上悬着长达几米的宣传条幅，叶芝戴着眼镜的深思表情凝视着都柏林最热闹的街头。我三番五次去图书馆，在圆形的大厅里办理了阅读证件，把随身包存入自动储物柜，走入堂皇的阅读大厅，在绿色玻璃罩的台灯下，把厚厚的现代艺术画册摊开在木制的倾斜阅读架上，看累的时候就抬头看围绕着淡绿色天花板的小天使，好像上百年的灰尘都不会污染到这里来。连地下层的厕所也去了，墙面上贴满白色和墨绿色瓷砖镶成的几何图案，地面上是棕黄相间的六角形地砖，洗手台的镜子也镶上一圈绿纹白砖，更夸张的是，还在宽阔的“等候厅”里放上两把古老的绿色沙发椅。想必就是这类细节让我不止一次地分心，竟没有一次出入时发现大厅右侧有一个小门，走下去就是盛大的叶芝生平展览！
假如我早知会有Ｓｉｎｅａｄ Ｏ’Ｃｏｎｎｏｒ朗诵诗作，恐怕第一天就会冲进来了――以粉丝的劲道。入口处就是一块大投影，爱尔兰风光配上叶芝的诗，由不同的人朗诵，其中也包括叶芝本人。Ｓｉｎｅａｄ朗诵的是那首《湖》，她的歌声我从高中时代就熟悉了，沙哑，粗犷，又野又深情；但听她快速地朗诵叶芝的抒情诗却是第一次，有点漫不经心，却异常流畅。
去年，国内出版了叶芝的《凯尔特的薄暮》，让许多不爱读诗的小知识分子突然发现了叶芝的可爱。而我自己，虽然不曾成长于精灵遍布的Ｈｏｗｔｈ森林，也没有家仆夜夜讲述神奇传说，但我确实对灵异奇幻之事充满好奇。最感兴趣的一个小展厅，黑漆漆的小房间不足两三平方米，屏幕所在的箱柜完全被神秘主义图案包围，可以遮挡屏幕的两扇小门上全是矩形塔罗牌面。箱柜上方垂下丝绒长帘，金线绣出十字形的灿烂光芒，在昏暗灯光下熠熠闪光。就是在这种环境里，请你坐下，听讲叶芝对灵学的痴迷以及包括凯瑟琳・泰楠、乔治在内的女性神秘主义者对他的影响。
１８８５年，叶芝和一些朋友创立了“都柏林秘术兄弟会”（Ｄｕｂｌｉｎ Ｈｅｒｍｅｔｉｃ Ｏｒｄｅｒ），据说紧接着就参加了第一次降神会。神秘主义、唯灵论，将这位诗人迷幻得难以自持。１９１７年与英国女诗人乔治・海德里斯闪电结婚后，两人在蜜月里就开始自动书写，被坊间传为“灵异婚姻”。１９２５年，叶芝出版了一本散文集《灵视》，旁征博引，用柏拉图、布列塔诺和一些现代哲学家的观点来证实自己的占星学、神秘主义及历史理论。这些事实，如今都以图画、手稿、影像等资料陈列于此――叶芝晚年手绘的印度宗教崇拜图、超自然力自动书写的潦草笔迹，与此相比，不远处的玻璃柜里那些堂皇漂亮的书籍，叶芝亲自设计的金叶缠绕的精致封面都仿佛只是个外壳，而真相，在老旧的笔记本里。
展览者实在太用心了，设计出的这些小室、道具……是那么具有戏剧性，本该在书中沉寂的大作家就此变成了明星一样的人物，一生的神秘故事仿佛说不尽。爱尔兰人是以展示国宝的态度吧，对他们来说，１９２３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位大师，无论如何都是非常值得细细品味的主题，诸如他对昴德・冈昂小姐的追求、遭到拒绝的十几年后又追求她的养女――这样的绯闻也无需遮掩，恰好力证大作家的人性缤纷。
这一年，特雷弗得荣誉奖，斯威夫特再登舞台，叶芝展览盛况空前。与此相比，乔伊斯的博物馆可谓是经久不衰，每年的“布鲁姆日”也照样引来一群中老年文学爱好者，穿２０世纪上半叶的衣服，照着《尤利西斯》主人公二十四小时的路线游走都柏林。这奇怪而残酷的一景就这样意义模糊地存在着，可能还会继续几百年。
我大学时购入第一套《尤利西斯》，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第一版。十多年来，我没有一次能把这本书读完。有时是因为无法理解其中的旁征博引、暗喻明喻，有时好几十页的每个字都认识、每句话都看得懂，却不能明白这么多页到底在谈论什么。我视之为巨大的代沟，是我和巨作，也是我和乔伊斯之间的鸿沟。渐渐就忘却了那没有完成的阅读。可一旦到了都柏林，这本书就像笼罩在头顶的乌云，不拨云见日竟很难畅快。
乔伊斯被爱尔兰当成了宝。不仅是他本人居住、出生的地方会挂上文物标记，就连亲属家、谈恋爱的地点也不例外。乔伊斯中心在都柏林丽芬河北岸的圣乔治大街３５号，靠近作家博物馆。
走上台阶，推开深木色的大门，里面光线很暗。在这栋小楼的二楼，布置了一间“乔伊斯之家”，在大约五六平方米的狭长房间里，有一张窄小的单人床，带刺绣和花边的亚麻布衬衣摆出随意的姿态，破旧的老皮箱似乎刚刚打开。床头柜上叠放着作家手稿、信件和圆片眼镜。床和衣橱之间只能让一个瘦子走动。人造的夕阳昏黄温柔地从蒙着刺绣帘布的窗扉里射进来，将半个世纪前的遗物笼罩上同一种温婉的追忆基调。就像一部电影里的空镜头。也像一出戏剧的舞台布景。那是乔伊斯携全家初到苏黎世时的一景。
一旁的说明文写道：乔伊斯随时随地都能埋头写作，哪怕在喧闹的、狭小的家居环境里，他也能因地制宜。《尤利西斯》就是在巴黎、苏黎世等各处租来的房子里写成的，相亲相爱的家就是这位大作家的工作室。
更重要的主角是《尤利西斯》。在一面墙上，我看到这本书从诞生到盛名的年谱被形象地绘制成家谱般的图标，波浪线起伏，辐射状导向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代以及相应版本的封面。
乔伊斯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在爱尔兰，但“他的笔下只写都柏林”，他称之为“亲爱而肮脏的都柏林”。看这本巨作，不能只从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去领会，光靠意识流是无法成就一个民族心中的代表作家的。而是必须理解他怀着刻意制造的空间距离、思考距离，反复思索这个遭受英国殖民者压迫的祖国，反复回忆起这片玲珑而幽深的国土上发生的人性上的不公正。
画板上还有乔伊斯在法国认识的美国出版人Ｓｙｌｖｉａ Ｂｅａｃｈ，两人在街边的咖啡馆前倚门对谈，乔伊斯戴着帽子，夹着香烟，人影随着放大的老照片而模糊。正是因为Ｂｅａｃｈ独具慧眼，将《尤利西斯》推介到美国，于１９２２年在自己名下的莎士比亚出版公司首版，乔伊斯才终于名望所归，成为２０世纪公认的大文豪，野史里说他本人也高兴得做起美梦，想到上海的女人们茶余饭后谈起《尤利西斯》的情景。
乔伊斯中心设置了四台高质量的电脑展示仪，你可以坐下来花几个小时来审读关于这本书的精辟解说，每一章的简介都别出心裁地配上都柏林地图，让你清楚地看到主人公――匈牙利裔犹太人布卢姆――和他的朋友们在十八小时内的行踪。用电脑这种手段，允许你很快把这部巨作浅尝一遍，触屏轻击就能往返于情节和主人公内心，也能读到精挑细选的名言段落。我并不是乔伊斯的忠实读者，却真是被这种演示方式深深打动了。《尤利西斯》里的三个人物代表着全人类，故事蕴藏了古希腊到英爱战争的千年历史，不通晓欧洲文化是很难真正读懂的。因而，我是被爱尔兰政府如此兴师动众、耐心有余地推介文豪和巨作的诚意所打动，并真正忘却了自家书橱里那套蒙尘的书册，第一次感同身受地认识到：意识流的主人公是个和我一样在都柏林游走的人类，而布卢姆的家就在这栋小楼里。
站在书的家谱前，文学的影响力令人震惊。信息量剧烈膨胀的当代，还有哪本书能享受这样的待遇？或许，哈利・波特的粉丝们会这么做吧，在英国已经开设了波特游路线，在伦敦帕丁顿火车站寻找有趣的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瞧，我这个上海女人在半个世纪后讲起《尤利西斯》还是会走神，好歹……也算是意识流吧。
在电子化的“布卢姆一日游”详解之后，我还是没能解除先前的心结。看评论固然轻松，能绘声绘色说出个大概来也可以有满足感，但真正的读者不是这样的。我能记住他笔下的《死者》，却记不住布卢姆，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真正阅读过了。
乔伊斯中心，就像是对《尤利西斯》模拟复习的地方。我在纪念品处买了一张有趣的“詹姆斯地图”明信片，标出了乔伊斯桥、乔伊斯塑像、乔伊斯经常去的国家图书馆、乔伊斯少年时放弃天主教的住所、乔伊斯的《死者》的灵感原型地、乔伊斯与诺拉一见钟情的地方、乔伊斯１９０９年回都柏林经营电影院的旧址……简直无所不在，你走三步五步都会意识到：百年前的乔伊斯就像你一样在这里。
地图上还有一个著名的纪念馆：Ｓａｎｄｙｃｏｖｅ灯塔，也就是《尤利西斯》开卷之景所在地。隔天，我便坐ＤＡＲＴ线去了，还约请人文社的资深编辑苏福忠老师同往。海风很冷很冷，但走在这个小镇上很舒服，行人稀少，个个安详。苏老师一路上对爱尔兰的小镇建设赞不绝口。到达博物馆的时候已经快五点了。身为资深游客的异乡人我刚准备好装出可怜相，想央求售票管理者网开一面。不料，人家不等我开口就慷慨地说，可以多给些时间，不着急。问了才知，他竟然已经在这里工作整整三十年了！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家也不在这个小镇，而有数英里之遥。我再问，你读过《尤利西斯》吗？他答，读了，这些年来，不下七八遍吧。一边说，一边就脸红了。而我，惊了。
那就抓紧时间参观吧，上塔楼的旋转石阶窄小得大约是进贤路小饭店木楼梯的三分之一。上到顶层可以俯瞰深蓝色的海岸线，阴郁雨云翻飞低垂，小镇沿着海岸线铺展开，远远的，教堂钟楼清晰可见。中层有一间小屋，是乔伊斯写作和居住的地方。木桌狭小，茶具莹蓝，油灯谦卑，只一把椅子，对着摊开的本子。书中第一景就是照实描写此地。大约一米开外，是一张简朴之极的小床。虽然还有一张泛黄的吊床在墙角半悬，貌似沙发的功能。这个房间里的清苦寡欲让人印象深刻。墙上还挂着当时的钥匙和物品清单，一看便知当时的生活如何。那时候他刚刚认识诺拉，接受了好友的邀约来此写作，但生活并不快乐。同住的诗人被噩梦惊扰，盲目开枪，子弹就在乔伊斯的床边炸响，他当夜就离开了此地，那一夜，也被写进了《尤利西斯》。之后，他就和诺拉离开了都柏林，自我流放于欧洲大陆。苏老师感慨地说，这就是一代文豪背井离乡的起点。
当我们站在灯塔顶部，遥望铅灰色渐变成灰蓝色的天空，小小的船影消泯了时代或世纪的分别。我说，真想在这样的地方写作，多么安静，多么阴郁的天空啊。苏老师不以为然，笑我痴人做梦，“在这种地方，你试试？谁也没法写。”
这里当然该算是《尤利西斯》的起始之地，哪怕真正的书写要在十多年后。或许，乔伊斯也只能在回忆中品出此地的意味，他大概也没法在这里写作吧。
我在爱尔兰迷上了当代作家Ｃｏｌｍ Ｔｏｉｂｉｎ的名著《大师》，亨利・詹姆斯在低潮期到爱尔兰休假，意图抚平剧作饱受恶评嘲讽所带来的沮丧，王尔德的戏剧却风风火火，引来满堂喝彩和笑声，紧接着，王尔德被告入狱，整个那段时间里，詹姆斯密切关注着爱尔兰文学圈、公众社会对此案的反响。想起以前，我和朋友们总对法国左岸文艺圈的缤纷动态羡慕不已――精英和天才密切来往，互相刺激，写作者同样担负着社会责任，是真正的思潮领袖；事实上，爱尔兰１９世纪末的知识界也相当活跃。而现今的爱尔兰变富了，独立了，他们愿意投资很多心力、金钱去维护人文资产，重现当年的爱尔兰灵魂。
西南小镇Ｋｉｌｌａｒｎｅｙ的书店里挂着一张“爱尔兰文学地图”被我拍下来当作留念，都柏林旁的名录占最大尺寸，贝克特、乔伊斯、王尔德、斯威夫特都榜上有名，总共三十四位作家，可见我有一大半都是闻所未闻。还有科克市的名录上有八位，总算认得一位弗兰克・奥康纳。但倘若爱尔兰人到中国旅游，所知作家必将更少。
从何时起――作家成了旅游局的重点资源――已然不可考。但作家博物馆被列入Ｃｉｔｙ Ｔｏｕｒ的一站确能追溯到源头。最早是由记者、作家Ｍａｕｒｉｃｅ Ｇｏｒｈａｍ向旅游局呈交提案，找房子找了好多年，最终定在这栋帕内尔大街的老宅里，距离乔伊斯中心大约五分钟路程，距离Ｈｕｇｈ Ｌａｎｅｓ美术馆两分钟。这栋小楼外表并不起眼，在一整排整饬的乔治王朝风格的红砖大楼中，只占一个门牌号，只开一间厚重的深木色大门。
作家博物馆１９９１年正式面向大众开放，说起来，不过十多年历史，馆藏资料主要以１９―２０世纪作家为主。
贝克特的解说词中，有这么一句，“在巴黎时期，他和乔伊斯成了密友……但贝克特不属于任何国家。”事实上，这里展出的很多作家最后都背井离乡，抛下了萧条贫穷的爱尔兰。但恰如Ｄｏｎａｇｈ ＭａｃＤｏｎａｇｈ在诗作Ｄｕｂｌｉｎ Ｍａｄｅ Ｍｅ中所说，
Ｄｕｂｌｉｎ ｍａｄｅ ｍｅ，ｎｏｔ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ｐｏｔｅｅｎ ｓｔｉｌｌ
Ｔｈｅ ｒａｗ ａｎｄ ｈｕｎｇｒｙ ｈｉｌ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ｈｅ ｌｅａｎ ｒｏａｄ ｆｌｕｎｇ ｏｖｅｒ ｐｒｏｆｉｔｌｅｓｓ ｂｏｇ
Ｗｈｅｒｅ ｏｎｌｙ ａ ｓｎｉｐｅ ｃｏｕｌｄ ｒｅｓｔ
……
Ｉ ｄｉｓｃｌａｉｍ ａｌｌ ｆｅｒｔｉｌｅ ｍｅａｄｏｗｓ，ａｌｌ ｔｉｌｌｅｄ 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ｉｌ ｔｈａｔ ｇｒｏｗｓ ｆｒｏｍ 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Ｂｕｔ ｔｈｅ Ｄｕｂｌｉｎ ｏｆ ｏｌｄ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ｔｈｉｓ ａｒｒｏｇａｎｔ ｃｉｔｙ
Ｓｔｉｒｓ ｐｒｏｕｄｌ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ｒｅｔｌｙ ｉｎ ｍｙ ｂｌｏｏｄ
都柏林磁力非凡，１９世纪的知识分子、艺术家聚集于此，正是爱尔兰的灵魂所在。诗人看得到爱尔兰穷苦、沉沦的一面，以及都柏林自负清高的另一面，在反省式的宣告中狠狠评价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祖国，也狠狠地在强调自己身为都柏林人的忧愤悲喜。
不禁想起上星期去观赏贝克特小说《初爱》改编的现代派小剧场话剧，只有一个演员，Ｃｏｎｏｒ Ｌｏｖｅｔｔ，很棒，他至今已演出了十六个贝克特笔下的人物，是爱尔兰最受尊崇的演员之一。那天，他独自撑起一个多小时的戏。吐字清晰极了，听起来不费力气。他控制着幽默、悲伤、停顿和偶然的怒吼。演出结束后，身旁的两位老妇人（很多观众都是老人）问我是否享受，我回答，我喜欢他这种独白，赞赏他对贝克特的理解，我也很感慨，来剧场看现代派话剧的老年人这么多，这是在中国无法想像的事情。可老妇人说：这恰恰是爱尔兰的悲哀，上个世纪的辉煌被保存下来，被大家反复传诵，引以为豪，但现代生活迅速改变了年轻一代，无论是消费、还是创作，都被改变了，所以，爱尔兰的老人观众并不以己为豪，反倒是忧心忡忡。
作家博物馆没有收录２０世纪后半叶的作家，这很能理解，毕竟，尘埃还未落定，对作品的赏鉴、作家的地位也有待时间来定论。想要知道爱尔兰现代的创作，就必须走出博物馆，去书店。
当我沿着走廊上的画家油画走上二楼时，突然被眼前绝美的装饰惊呆了！彩色玻璃上绘着女神，墙上、天花板上的藤蔓金饰仿佛是剔除了繁复结构、抽取最精粹的古典派，乔治王装饰艺术绝无哥特和洛可可式毫无节制的奢华，我仰头看着天花板上金色的放射和收敛，文艺复兴派油画的嵌入，只觉是一幅白底上的刺绣作品，那饱满的弧度、细巧的线条、简练的颜色、重叠中微妙变化的单元，真是美不胜收。二楼，显然是原主人会客之所，或许还是筵席舞会之所，如今，是博物馆用以开设讲座等活动的专用地域。这才终于明白，选址为何花费那么多年，因为前来仰慕作家的人毕竟是少数，为了不让大多数人失望，这栋博物馆必须还有“附属价值”――二楼的华美装饰艺术便当此重任，也确实不会让全世界游客失望了，至少，这就是我在爱尔兰所见到的最漂亮的天花板了。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Ｋｅｌｌｓ”的展厅就在圣三一学院内，面对一块长方形的草坪，学生坐在草地旁的台阶上吃三明治、喝咖啡，鸟儿飞来飞去、踱来踱去，就等着人一走，它们哄抢面包屑。
“凯尔经”是一本两千年历史的手抄新约圣经，能追溯到公元８世纪，共有四卷，将近七百页。这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手写福音书。９世纪，在一次维京人的洗劫中，原本存放在苏格兰海岛的这本福音书被转移到了爱尔兰。１１世纪，被盗一次，镶满黄金和宝石的封面被撕去，书册被弃入沟渠，封面就此销声匿迹，但除了遭受水害之外，该书终于被保存下来。１５４１年，英国政局动荡，福音书被转移到罗马天主教会妥善保护，直到１７世纪才重返爱尔兰，教皇把它交给了当时的圣三一学院，直到今天。
展览设计者将繁复细腻之极的绘图、拉丁文饰放大到满墙那么大，真是又聪明、又骄傲！你能看到每一丝滑润的曲笔，每一种颜料逼真地还原矿物质，每一种被神化的兽的表情……那样一本福音书，即便到今天已无法再传递宗教神圣，却依然爆发出神圣的艺术美。在那种图案面前，任何文字描述都是徒劳的。
尤其是在存放真品的控温展厅里，屏息凝神的人们凑近大玻璃柜里的小小一卷、一页，恨不得用高倍放大镜去看巴掌大的原物。在我等待他人移步的时候，始终心存感激地看着暗室中满墙的灯箱画――谓之灯箱画实在有辱其美，但这是事实，展览设计者将光对准放大百倍的局部还原图，在暗室里唯一的光芒中，某些早已失传的技艺成为永恒的焦点，试想在没有放大镜的条件下，是如何画出那些细若游丝、用上等天然染料勾勒的图纹啊，无异于微雕。
我站在一方嵌入墙面的屏幕前仔细看，短片演绎了当年是如何制造、装订书籍的：选用上等犊皮纸，落笔的霎那会看到墨迹洇入……最后，汇编成册的纸张被仔细裁好，钻孔，穿绳，上浆，干燥，最后，皮革被蒙上纸面，用特制的固定器扣牢，干透了，再将边角向内折合。所以，古老的书本上才会有锐利工具留下的痕迹，甚至匠人的指纹。所以，在大型印刷业发达之前，人类才那么尊重书本，每一本中世纪的大书小书都兢兢业业地保有尊严。这段录像，我看了两三遍，匠人灵活而粗糙的手真是让人感动，摩挲羊皮时的声响也被收录起来，在如此安静的展厅里，像呼吸声一样扣人心弦。
从巴掌大的福音书里抬起头，再走上二楼的书屋长廊，我被空间的强烈对比惊到了。早听说圣三一的古董书长廊很牛，哈利・波特系列电影愿意出高价租用这里拍摄，可圣三一傲气十足地拒绝了。全世界都转载了这条新闻。可我在图片中所见的高阔幽深、堂皇尊严，和现场所见所闻根本没法比。就像面对天空、大海或是沙漠时，你绝对无法用一张图片去概括。凡是走入其间的男女老少都像走进了教堂，无不带着崇敬仰慕的神色。世界在进步，电子化在泛滥，但当我听到旁边几个穿着校服的男生眼睛瞪得大大的，在手绘鸟兽百科全书面前连声惊叹“Ｃｏｏｌ”的时候，我想人人都能确定：来自前代艺术、文学的灵魂将越来越有震慑力，那不可思议的技巧、近乎宗教的仪式感、磅礴的数量……都能让现代人自愧不如。
在爱尔兰某座大教堂，负责收费的老先生问我，看日文说明可以吗？大多数教堂里的指导手册有多种语言，但就亚洲来说只有日文，我只见到过一次中文说明，估计是个华侨捐助的教堂。我答，英文的更好。他又说，据我所知，中国没有真正的天主教堂吧？你们只有木结构的庙。于是，我把我所知道的教堂都告诉了他，从上海徐家汇到云南山区里的。
等我走完一圈又回到他那里时，他接着问我，你不是信徒，为什么要来教堂？我答，我来欣赏建筑的美，来体会教会和民众生活的关系。他有点不高兴，说，你们都不知道教堂的真正作用，教堂是用来祈祷的，我们的教堂是石头做的，就是用火也烧不掉。我很奇怪，因为称赞教堂是建筑杰作似乎损伤了他的某种信仰。
参观大教堂是需要付费的，用火也烧不掉的东西可以挺立几百年，却仍然需要现金来维护保养。在现金面前，石和木平等了。老者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从未到过亚洲。他不知道我们的历史多少有点相近，我们都打过骇人听闻的独立战争，赶跑了殖民者，也都在短短数十年间摆脱贫穷。他现在对中国最深的印象就是奥运会，所以他问我会不会赶回去看奥运。我告诉他，中国太大了，从上海飞到北京相当于从都柏林飞到巴黎，人也太多了，不可能都到现场去看，好比一百个爱尔兰的人口全部涌入都柏林，谁能吃得消，要看还是看电视最好。他对中国的“大”只有模糊的理解，不像他对圣母和基督的认识那么鲜明深刻。所以，他最后的问题是，你会不会为奥运会祈祷？我摇摇头，然后又点点头，因为我实在吃不准该用谁的辞典来定义祈祷的含义。
我把这段插曲讲给爱尔兰朋友听，没想到她的反应很大，大得出乎我的意料。“我不喜欢去教堂，天主教会曾有太大的权势，搞得老百姓民不聊生，也就是这几年才好了一些，有了点言论自由。对年轻人来说，教堂一生最多去三次，出生、结婚和葬礼。”教会影响法律，也必定会干扰人权，别的不说，离婚和堕胎在数年前还是非法的，很多女性必须偷偷飞到国外去流产。她觉得中国女人很幸福，可以选择生育权，哪怕政府规定只能生一个――言下之意，政府也赞成合理的堕胎。我真没想到，从教堂竟然引申出来这些话题，似乎对她这个走三步五步就遇到教堂的本地人来说，教堂建筑再美，也已审美疲劳，早就麻木了。我想起来，当我说要去教堂参观时，她有过不以为然的表情。
人们的生活都很复杂，无论是奥运还是教堂，没一件事情能清高孑然于世，都得忍受千百年民俗历史政治的牵绊。同样，简单地定义一件事的是非也是徒劳的、粗鲁的，用我对教堂拱顶和彩色玻璃的喜爱无法揣度他们对教会和宗教的隐恨，用他们对西方新闻的理解也无法定义我们对奥运或西藏的态度，我们都生活在对彼此的陌生中。从很大程度上说，艺术可以是一种悬空的捷径，让我们从教堂的彩图地砖、彩色玻璃以及种种繁复装饰和铭文中靠近背后潜藏的历史。与此相比，看新闻则颇为冒险，很容易在迅速和反复的误解中远离真相。
在那个教堂的庞大地下室里，有一个玻璃架，展示了１９世纪的一对猫鼠，猫为了捕，鼠为了逃窜，双双陷入管风琴复杂的内部构造中，双双被卡住，猫的爪子还伸长着，够向老鼠，就差那么一丁点。以这样的僵持姿态，双双风干成了木乃伊。过了一百年，当人们清扫整理教堂时，发现了它们，并将之保存下来，成为教堂的一景，和中世纪的某些刑具、圣人的墓碑一起陈列起来。我不知道这仅仅是猎奇，还是为了证明管风琴的精致，或是石头教堂的古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