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语：去年，《北京文学》创刊60周年，本刊发起的“《北京文学》60年”征文吸引了广大作家、编者和读者的来稿，即便过了截稿时间，来稿仍源源不断。为尊重各界朋友对《北京文学》的厚爱和期望，本刊拟从今年第1期起继续开辟专栏，诚邀广大作家、编者和读者拿起笔来，以“我与《北京文学》”为主线，写一写您与《北京文学》相识、相知的经历与感受，也可以写一写您对《北京文学》的期望、寄语与建议，题目自拟，篇幅以1000～2000字为宜。来稿请寄：（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编辑部，请在信封上注明“《北京文学》60年征文”字样；也可将电子稿件发至：bjwxjcyd@vip.省略，主题注明“我与《北京文学》征文”。来稿一经刊用，稿酬从优。
本刊编辑部
我是一名自由撰稿人，以撰写反腐报告文学题材为主，已经有近10年的历史了。我与《北京文学》的接触，虽然只有5年，可我从内心来说，总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有时，我一闭上眼睛，回忆起与《北京文学》相识、相交的一幕幕情景时，禁不住地使我大声地呐喊：《北京文学》―――我的铁哥们儿！
初识相交时，他们像朋友一样善待和宽容作者
2005年9月，我在《报告文学》第9期发表了报告文学《卖官鬻爵第一贪―――马德写真录》。作品很快在全国十几家报刊上连载。当时，我正在全力备战“全国第一女贪官韩桂芝”的采访工作。
一个隆冬的夜晚，我刚刚观看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突然，家中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我操起话机问：“你好！你找谁？”话筒里传来一位南方口音男子的声音：“我是《北京文学》月刊社的杨晓升。”我听后感到特别惊讶：“你是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和《告警》的作者杨晓升老师么？”
这时，杨晓升老师开始将话语转入正题，他十分坦诚地向我约稿，并一再嘱咐我要与《北京文学》建立密切关系。虽然谈话时间很短，却感到杨晓升老师与我说的每一句话，分量重，情谊浓啊！
后来，由杨晓升老师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的《反贪档案》一书，将我的报告文学《卖官鬻爵第一贪――马德写真录》收录于内。杨晓升老师这一举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当样书通过邮局寄到我手里时，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事隔不久，杨晓升老师又给我打来电话，问我现在写什么内容的报告文学。我告诉他，正在撰写长篇报告文学关于中国第一女贪官韩桂芝呢！他问：写完了没有？我回答说：还有10天就结稿了。他又问：写好了能否寄给《北京文学》？我迟疑了一下：等我写完了再作决定怎么样？杨晓升老师笑了：你不要为难，我也不为难你，你想好了我再与你联系。
说实在话，自由撰稿人完全是依靠微薄的稿费来度日的。哪家杂志社刊登的字数多，给的稿酬高，那就投寄给哪家杂志社。在这之前，我已经答应给《报告文学》杂志社，那里要分三期连载报告文学《在地狱门前徘徊的灵魂―――记女贪官韩桂芝的两面人生》。当杨晓升第三次打电话与我联系时，我已经是语无伦次了，什么话都没有说出来。杨晓升老师就像早已窥探我的内心世界似的：“好了！我知道你们自由撰稿人的难处。这部作品不投寄《北京文学》也没有关系。不过，你记住，《北京文学》的大门随时随地为你敞开的！”
虽然我与杨晓升老师的通话结束了，可我内心的愧疚，如同一记记皮鞭在抽打着我的心房：为了眼前一点点蝇头小利，我却失去了《北京文学》这棵参天大树，我却失去了杨晓升老师啊！我还能采取什么方式来弥补这一重大损失呢？如此的内心折磨，足足闹腾了半年之久。
2006年国庆节期间，我怀着别样的心情，来到黑龙江省肇源县、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的家乡采访。带着“大逃亡”的疲惫，回家还不到10分钟，《北京文学》杨晓升老师将电话又一次打到了我家。在电话里，杨晓升老师压根儿就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只是询问我近期的身体和家庭状况。越是这样，我越觉得特别的尴尬。我谈起了准备撰写《田凤山：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的想法，杨晓升老师没有直接向我约稿，而是耐心地教我如何将田凤山这个特殊人物的内心世界反映出来，并嘱咐我在创作中应该注意的几个事项。放下了电话，我一边写作，一边在内心里告诫着自己：这篇作品如果不投寄给《北京文学》，那我可就不是人了！
撰写结束后，我在第一时间拨打杨晓升老师的手机，一口气将自己创作的过程，还有对《北京文学》的不敬，以及今后我对《北京文学》的态度，一股脑儿地和盘托出。就这样，我的报告文学《田凤山：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很快在2007年第2期《北京文学》上发表了。《成都商报》《南方日报》等12家报刊纷纷连载，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将此作品编入《2007报告文学精选》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此作品编入《2007年报告文学年选》一书。同时，该作品在“2007年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榜上有名。2009年，该作品荣获新世纪第四届《北京文学》优秀报告文学奖。
遇到困难悲伤时，他们像亲人一样
为作者送去春风、春雨
我是破产企业的一名失业干部，由于几次工作调动，我的人事档案至今丢失没有下落。为了实现自我，我毅然决然地下海经商。可惜呀！一下水就被“海水”呛得险些“溺水”身亡。我陷入妻离子散的地步。多亏现在的妻子，依靠她的月工资和拾捡废品，为我积攒着创作活动中的费用，把我从死亡线上救起。到目前，我还是属于只有户口，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黑户”。为了捍卫、保护、坚守报告文学这一最圣洁的天堂，我始终如一地与腐败分子进行着斗争。
可是，像我这样既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又不是挣着国家工资的“报告文学作家”，想要写出具有一定社会价值、又要轰动全国的作品来，那真比登天都难啊！首先，你以什么身份去采访事件的主人公？要是以普通作者出现，对方根本瞧不起你，不但拒绝你采访，而且还用鄙视的态度将你扫地出门。像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是经常发生的。
2006年下半年，全国A级通缉犯张显光已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被捕，然后又被羁押到沈阳市公安局。根据他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决定从张显光的人性挣扎上大做文章。可是，我手里只有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证，其他什么“显赫”的证件和证明都没有。一时我为难起来，几天都是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稳。后来，我想到了《北京文学》，想到了杨晓升老师。我壮着胆子给杨晓升老师打去电话，说明了情况，提出了想法。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杨晓升老师一口答应，并要用特快专递将采访介绍信邮寄过来。然后，他就这一采访和挖掘上，与我深入一步地进行了探讨。放下电话以后，我兴奋得手舞足蹈起来，在我的屋子里，一边唱着《永远是朋友》歌曲，一边来回地踱着步。我妻子问：“有什么喜事，看把你高兴成这个样子？”我回答说：“《北京文学》是我真正的铁哥们儿！”
随即，我来到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龙沙分局、沈阳市公安局、张显光的辩护律师梁守仁、张显光母亲居住的黑龙江省鸡西市郊区，经过近一个半月的采访，终于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回到家后，我将自己关在屋里，利用20天时间，撰写了报告文学《一个罪恶灵魂的人性挣扎》，并在2008年第3期《北京文学》上发表。同时，龙源期刊网2008年top100文章排列第16名。
2008年上半年，我又将目光瞄准陕西省宝鸡市司法局干部曹长征身上，他曾经“十年扳倒‘三秦第一贪’”，被世人称为“中国反腐英雄”。当我将这一构思向《北京文学》说明时，杨晓升老师立即为我出具了采访介绍信，并嘱咐我：“经济上有困难时，你一定要提出来，我们支持你！”
别说是“经济上支持我”，就是有了《北京文学》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来到陕西省宝鸡市，又随同曹长征来到北京市，进行了面对面、跟踪性的采访。就在我第二次来到陕西省宝鸡市进行核查当事人时，杨晓升老师打通了我的手机。第一句话就问：“你是在陕西省宝鸡市吧？你有什么困难请提出来！”
还有什么可说的！杨晓升老师的问候，就像久旱的禾苗逢甘霖，我的眼睛模糊了，也不知两滴泪珠是怎么流出来的：“谢谢《北京文学》！谢谢杨晓升老师！我没有困难。”
我将报告文学《铜筋铁骨》投寄给《北京文学》时，很快地在2008年第12期《北京文学》上发表了。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远在辽宁省营口市、我多年的最好朋友周会双。周会双激动地对我说：“哥呀！每期《北京文学》一上市，我都购买一本。这本杂志办得最有特色了！你什么时间将这一期《北京文学》亲自送到我的手里？”
我回答说：“你那里不是有卖的么？”
周会双着急地说：“有是有，可还需要等到15天左右才能看到啊！”
当时，我思索了一会儿：“我最近到北京有两件事情需要去办。待我将《北京文学》拿到手以后，我亲自到营口市送给你！”
来到北京市，来到《北京文学》月刊社，我的责任编辑师力斌老师将5本《北京文学》送给我。因为有一极为特殊的事情，我放弃了与中国作协一位老师的约会，急如星火般地乘坐火车在沈阳北站下车。然后，我又乘坐由沈阳发往大连的公路客车，准备在营口市高速公路口下车。当我走下客车，与周会双电话沟通时，他第一句话就问：“哥！《北京文学》带来了没有？”
我回答说：“大老远的来到营口市，不就是送给你《北京文学》么！”
周会双笑着说：“那太好了！我肯定是报告文学《铜筋铁骨》的第一读者了！”
其实，我和周会双通话时，一眼看见他正在高速路口桥下向我招手呢！就在这时，从大石桥方向驶来一辆发疯的小轿车，一下子就将周会双撞出20米多远。还没等我的大脑反应过来，又一辆卡玛斯大货车残暴地从周会双的身体上横压过去。
我惊愕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我的最好朋友周会双，就在几秒钟的时间，离开了人世。突如其来的车祸，从天而降的噩耗，已经将我击打得体无完肤。就在那一段日子里，可以说是半年之久，我一闭眼睛，脑海里浮现的是好朋友周会双血肉横飞的尸体。我一闭眼睛，耳畔就响起好朋友周会双急切要阅读《北京文学》的笑声。
就在我被一位文学老师误解和失去我最好朋友的双重夹击下，一个特殊的场合，我与《北京文学》月刊社杨晓升老师见面了。一见到杨晓升老师，我的心立刻就酸楚起来，我孩子般地向他哭诉着我的朋友周会双想要第一眼阅读《北京文学》而遭遇车祸的前前后后。听着我的哭诉，杨晓升老师的眼睛也湿润了，声音低沉地对我说：“不要过分悲伤，化悲伤为力量。你只有今后写出精品、写出人民群众最喜爱的作品，那才是对你死去的朋友最好的回答呀！”
当我再一次地提出索要2008年第12期《北京文学》，准备在我朋友周会双去世一周年祭祀时，杨晓升老师和师力斌老师分别将自己保存的杂志送给了我。可惜，由于多种原因，我的愿望至今还没有实现，那期《北京文学》一直还在我身边。
修改作品时，他们像严师一样
对作者一丝不苟
和《北京文学》月刊社的编辑老师们相识、交往已有5年时间了。可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秘密，《北京文学》的编辑老师们不管你是“大师”级的，还是“无名小辈”级的，只要是作品精、立意新，他们选编的文章统统是一视同仁。除了严把作品质量关以外，《北京文学》对待尚需提高的作品，更是百般地呵护，真正承担了良师益友的重任。为此，《北京文学》每期发表的作品，达到了“篇篇好看，期期精彩”的目的。
2009年年初，我准备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俄罗斯的中国农民》，已经被中国作家协会列为重点扶持作品。从4月份开始，我沿着黑龙江两岸奔波，与中俄两国农民面对面地采访交流。然后，我在紧锣密鼓中于2009年6月完成了初稿。随后，我带着一种特别满足的心理，将作品寄给了《北京文学》。还不到20天时间，我的责任编辑师力斌老师将电话打到我的小灵通里：“虽然你的作品准备节选发表，但还有很大的改动。具体意见，我已经发到你的电子信箱里。看完后，你我共同商议一下，好么？”
我急忙打开自己的电脑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写满了3个页面。大大的问号，充满了我整个脑际。我完全可以看出，他们对我的作品既有一定的肯定，又有需要改动的建议与理由。同时，长达18万字的篇幅里，红底、粉底、黄底的标明，包括括弧里的解释和说明，完全倾注了编辑老师们的心血啊！
此时此刻，我被《北京文学》编辑老师对作者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感动了。我的脸部发热了，汗水顺着脸颊流淌了，从内心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北京文学》的编辑老师，我服了！《北京文学》认真对待作者的态度，我服了！
就在叹服和感慨交织下，我心悦诚服地对这部作品重新进行了修改，又投寄到《北京文学》后，在2009年第10期《北京文学》上发表了。此作品发表还不到一个月，就被俄罗斯的《莫斯科华人报》连载。没有想到，我的作品竟在国外“抛头露面”了。
《北京文学》月刊社责任编辑师力斌老师，对我的每一部作品不但是认真审阅修改，而且对我写作的语言风格倾注了许多心血。在2009年第5期发表的报告文学《英雄埋名四十年》之前，师力斌老师与我进行长达40分钟的交谈，对我的文学语言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嘱咐我努力克服那些毛病的出现。事后，我仔细地品味师力斌老师的建议，感到一语中的，合情合理。从那以后，我渐渐地调整和理顺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不足之处。
恰逢《北京文学》成立60周年之际，我再一次地发自内心地呐喊：《北京文学》―――我的铁哥们儿！
责任编辑 王秀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