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急剧升温，“战争”到了爆发的边缘。6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清单，中国政府迅速予以同等反击后，特朗普政府甚至宣布计划对额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在这场谁也不能轻易示弱的角力之中，理解美国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中国能够应付好这场危机的前提。
复旦大学华民教授是国家发改委“十三五”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国家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在他看来，中国的产业政策带来贸易条件的“不对等与不公平”是这一次贸易战的核心。而这种“不对等与不公平”与美方一再指责的中方利用补贴等产业政策破坏全球贸易规则，以及在创新、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等问题上的担忧紧密相关。
在这过程中，更牵动国人神经的，是我们在面对技术“制裁”时显示出的脆弱。在完成了一系列让步换得制裁“暂缓执行”以后（实际上美东时间6月1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国防法案修正案，又再度恢复此前美国政府对中兴的出口禁令），中兴通讯6月13日复盘以来，截至21日，A股六个交易日全部跌停，H股更是暴跌53.5%，市值蒸发将近566亿港元。
一时之间，“举全国之力发展国产芯片”、“中国芯片必须掌握核心技术”的呼声不断出现。国家选择、直接投入的产业政策是否合理？除此以外，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
贸易摩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财经》：您认为中美之间巨额贸易失衡的根源是什么？
华民：美国之所以会产生巨额贸易赤字，不是像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的那样，是因为消费大于储蓄，而是因为它是投资大于储蓄的国家。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近几十年来产业链分工带来的“端点解”使得美国成为超资本要素密集工序，也就是研发的集聚地。研发是最花钱的，所以对资本需求很大，需要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上主要就做研发这一件事情，这样配置于商品生产部门的资源就少了，商品自然就需要进口， 从而产生了较大的经常账户逆差。
美国人口规模大，人均收入高，又因为是国际发钞国，有很低成本的融资能力；并且投资支出大于储蓄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和传统经济学所说的消费大于储蓄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投资增长可以带来就业与收入的增加，从而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福利增加的，在本质上是一种融资行为，而不是消费行为，故而是可持续的。所以，在过去几十年间美国就给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顺差市场”：谁和美国经济挂上钩，建立起良好的贸易关系，谁就能获得大量贸易顺差。中国1979年开始对外开放，2001年正式加入WTO，并迅速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随之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因此，贸易失衡对于中国也是有利可图的。
《财经》：这种巨额的贸易失衡给中国带来的利益何在？
华民：上世纪70年代，中国首先开始了自身农村改革，产生了剩余劳动力和剩余资本，并且流向城市；于是80年代有了城市工业化改革，放开价格、改革国有企业、给出了市场信号，改变了资源配置的方式。但是在刘易斯增长方式下，只要产能一释放，就会面临国内总需求不足的约束，也就是农民数量比较多，缺乏消费能力。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人口占比为79%左右，到2010年为51%，目前仍然高达46%左右。 农村居民作为非工薪劳动者，是很难为总需求增加带来贡献的，但是他们却可以为总供给的增加带来巨大的贡献。要平衡刘易斯增长所释放出来的产能，需要找到一个能提供顺差的市场。
于是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通过三大正确的政策把出口通道打通了。1992年推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降低了进入美国市场的汇率风险；1994年对高估的汇率进行调整（官方人民币汇率贬值），提升了中国出口企业的竞争力；2001年中国加入WTO，正式进入国际贸易的“合规”市场。利用美国提供的“顺差市场”，中国的经济也快速增长。这是中美贸易失衡给中国提供的机遇。
《财经》：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华民：加入WTO时的中国并不完全达标，但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允许中国加入WTO，其附带条件是，中国在15年内完成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的转型。通过加入WTO，我们突破了需求约束。
中国产业政策中确实存在政府补贴与贸易保护，当这种补贴与保护政策指向幼稚产业的时候，原本也是国际惯例。当这些企业对外出口、或者侵犯他国知识产权的时候，那就可能产生外部性问题，进而产生贸易摩擦。此外，如果政府在贴国内企业的同时，又对国外企业实施准入限制，会产生不对等的问题，也容易产生贸易摩擦。综合起来看，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问题不是贸易失衡，而是背后的贸易条件是否对等与公平。
《财经》：您认为美国这次采取紧缩性贸易政策的真正意图是迫使中国消除“不对等与不公平”的貿易，还是用一切手段抑制中国？
华民：两方面都有。
尽管我们利用了美国的“顺差市场”，但这还说不上不公平，因为中国加入WTO是经过长期谈判认可的。问题在于加入WTO之后，市场化改革的力度仍然不够，我们有些企业享受了太多的政府补贴。这些享受国家产业政策补贴的企业不仅出口商品，有的还到境外收购美国与欧洲的公司，这就造成了不公平竞争与不对等贸易。
到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的今天，美国觉得有必要严肃对待与中国贸易逆差的问题。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贸易带来的外部性的问题。中美贸易失衡不仅规模太大，而且由贸易带来的外部性效应也过大。这种由贸易带来的外部性问题主要是由全球产业链分工所造成的。全球产业链分工将各国之间的产品分工推向了“工序”分工（trade in task），使得参与国际贸易的各个国家从产品贸易变成了产品内贸易，从而使得国际贸易的一般均衡解变成了产业链分工下的“超边际端点解”，结果，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成为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的某一道工序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