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都知道北洋海军的悲惨命运。 我两去刘公岛,常想起北洋海军的不幸命运。 甲午战争前,几乎没人预见北洋海军的最后结局。李鸿章有担心,有隐忧,也有一点底气;朝廷有信心,有期盼,也有相当的盲目;国外军事观察员有言胜者,有言败者,有言中日海军旗鼓相当者,但无言一败涂地者。结果是一败涂地,比涂地还涂地,要多悲惨有多悲惨,而且没过多久,连带着葬送了一个王朝。
在感受北洋海军悲惨的同时,也感受一种宿命。
生不逢时运偏消?还是某些必然性在发挥作用?
战争过后,关于这场战争的话题,之于王朝、之于民族、之于历史、之于某些人物的话题,纷纷泛起,众说不一,争论从来没有中断。
历史成为公共餐厅,或者,一道极普通的菜肴,谁都可以叼上几嘴,任人说三道四。但历史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真理常常唯一,关键是谁能找到,怎样发现。毫无疑问,有些历史的真实相貌会永远沉埋,千年万年,考古发现不断地推翻一些历史结论就是证明。但这不妨碍人们倾注对历史特别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热情,因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去接近,去发掘,从而获得推理成果、理性思考、现实启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赢得了当代史的价值。
从刘公岛回到北京,总有些挥之不去的东西在萦绕。
关于晚清、关于北洋海军、关于近代抵抗战争、关于百年屈辱,等等,总有一些沉重的东西,敲打着一个军人的神经。
国破、国伤、国难,都是军人的耻辱。
位卑不敢忘忧国。
然而,军务匆忙,没有时间和精力对一段历史理性地全景审视,对一个重大事件进行系统考察研究也力不从心,却又心中耿耿,手头发痒,遂以偷懒的方式,对一场大体算得上战役的北洋海战,作一些零散的梳理。
有云,清政府对北洋水师的投入不大,其实不完全正确。
当年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7000万两,但拨给或计划拨给北洋水师的达到400万两,从而建造了据说世界排名靠前、亚洲第一的庞大舰队(据1891年《英国武备报》载,当时中国海军名列世界海军第8位,位居亚洲之首)。北洋海军的军舰都是从当时世界上发达国家德国和英国购买的,其“镇远”、“定远”的排水量达到7000多吨,这在今天仍然称得上是大型军舰。舰上的军官相当一部分是在国外培训的,至少中层以上军官多有留洋的经历。
北洋海军军官的待遇很高,收入颇丰,具体薪水标准是:
海军提督年收入8400两,是绿营提督的3.2倍;
海军总兵年收入3960两,是绿营总兵的1.97倍;
海军副将年收入3240两,是绿营副将的2.75倍;
海军参将年收入2640两,是绿营参将的3.55倍。
这还不算各种其他收入。
士兵呢?北洋海军一等水手年饷120两,一等炮目240两,鱼雷匠288两,电灯兵360两,岸上杂勤人员也有36两。
什么概念呢?提供一点参照。当时,一家中等水平农户的年收入40两左右;
东北金矿一个护卫队员的年收入35两左右;
宁波一个纺纱工人的年收入20两左右。
当然,从海军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看,朝廷的投入也不能算充足,特别是没有足额到位,有被克扣挪用的问题。
王家俭先生在《李鸿章与北洋舰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中统计,北洋海防及北洋舰队的建设经费大致在3000万两左右,除了购舰,每年的实际支出不足200万两,钱都跑到哪儿去了呢?除了腐败官员的腰包,就是满足奢华生活而大兴土木。比如三海工程(北海、中海、南海),挪用海军经费不少于140万两。颐和园工程简直是狮子大开口,占用海防捐2154000两,海防新捐2500000两,海军报销银两465700两,海军衙门拨款457000两。致使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未置一舰,甚至未添一门快炮。
此间,甲午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新式舰艇21艘,其中9艘是1889年以后购置下水的英国和德国造最新型快速巡洋舰,装备有10英寸左右速射炮数十尊。当时世界最快的巡洋舰(时速23海里)“吉野”号便是此时列装的生力军。
此间,三海和颐和园工程耗资巨大,用费在2000万两左右,主要目的或唯一目的是为一个掌握国家大权的老太太祝寿。这笔钱若用来购买军舰,可置“定远”型军舰(当时世界最大的军舰)10余艘,或买“致远”型军舰20余艘。
此间,慈禧太后一天的生活消费大致是纹银40000两。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唐德刚先生(《晚清七十年》的作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折成实物,那就是宫廷半月之费,就可购“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资,可购一艘超级主力战舰;一年之用,至少可以装备一支高踞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
还有一笔账,《马关条约》(1895年)我们赔了2.6亿两,6年后的《辛丑条约》(1901年)又赔了4亿两,有这么多的钱去赔款,没钱买船?
应当说,北洋海军的装备是不错的。
1888年成军之时,有战船、守船、练船、运船共计25艘。即:“镇远”、“定远”铁甲战船2艘;“济远”、“致远”等巡洋舰7艘;“镇中”、“镇边”等炮船6艘;鱼雷艇6艘;“威远”、“康济”等练船3艘;“利运”运船1艘。其中,购自英国的12艘,购自德国的10艘。
此后,户部明确停购船械两年,两年后直到舰队败亡,除福建造船厂制造一艘“平远”外,竟未再添任何新舰。
1886年8月,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四艘铁甲舰,包括亚洲最大的德国造巡洋舰“镇远”、“定远”,驶进了日本的长崎港。有什么目的已经很难说清了,历史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是日本从此加紧了侵略扩张的准备。而且是雄心勃勃,倾全国之力整军备战,不仅天皇的老婆捐钱建设海军,妓女也争相捐款。迄至甲午战前,日本海军已拥有各型军舰31艘,尚有两艘万吨级的军舰在购买和制造中。
此消彼长啊!
也是1886年,日本在全国中学里开设了“兵式体操”,在对学生进行军训时,每每以清朝北洋海军的“定远”、“镇远”舰模型为假设敌。1887年2月,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一份《清国征讨方案》。同时,有6件参谋本部海军部炮制的进攻中国的构想。
同一时期,李鸿章感受到了日本的“异动”,对日本在朝鲜和台湾两个方向上对中国造成的威胁,明言其“志不在小”,“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李文公全集》,朋僚函稿,第20卷,第14页)但这基本止于李鸿章个人看法,朝野未能形成共识,更未能引起以慈禧为首的高层统治者的重视,就是李鸿章本人,也未能坚持始终。
事不止此。李鸿章到北洋水师阅操,看到“艨艟云集,舳舻相接”的壮观,颇生自满之情。1891年巡阅海军后,李鸿章放言:“综合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怎样的“深固不摇”啊?
战争是人与武器的结合。
人,常常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先看看北洋海军的顶层人物吧。
1885年,清政府设立总理海军衙门,相当于外国的海军部,晚于德国14年(1871年),日本13年(1872年)。顾名思义,海军衙门总得有懂海军的官员吧,不然,在这个衙门存在的十年间,先后共有十位海军总理大臣、会办大臣和帮办大臣任职,但无一人出身于海军或受过海军专业训练。至于这个衙门的总办、帮办和章京们,则几乎都是八旗出身,他们不仅没有海军知识,还千方百计地谋取私利。当时海军的待遇高,名声好,是有前途的朝阳事业,因此争相以进,至于打仗什么的,国家什么的,所虑者寥寥。
此间有个人们熟悉的人物可置一笔。
这个人叫严复(1854～1921年),十几岁就考入福州海军学堂(1866年)、二十几岁(1879年)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懂海军没问题,但做海军的指挥官不行,严复不服气,于1885、1888、1889年,三次参加“结果都没有录取”的乡试。还不错,政府最后给他个北洋水师学堂校长干。严复在英国海军学院的同学中有一个伊藤博文,就是此君主导或实现了日本的崛起,他也是侵略朝鲜、中国的甲午战争的策划者、发动者。严复晚年郁郁不得志于病榻之上的时候,马汉正在为美国的扩张运筹帷幄(《严复传》,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
北洋海军顶层领导外行多,或者说全是外行,北洋海军的将领多数不外行。当然,少数比如舰队司令比较外行,也够要命的。
北洋海军名义上收归中央,实际上李鸿章说了算,但也不是绝对说了算,这是体制上所不能允许的。不过,在重要人事的安排上,基本由李大人拍板。
王家俭先生统计,北洋海军的基干人员即军官有105人,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的45人,占42.86%;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的13人,占12.38%;留学于英国、美国、德国的32人,占30.04%;其他不详。以福建籍人数最多,41人以上,且官居舰队要津者最多。左右总兵(舰队副司令)刘步蟾、林泰曾,10个战斗舰的8个舰长、三艘练船舰长,均为福建人。10个战斗舰的副舰长及轮机长中,也有半数为福建人(《李鸿章与北洋舰队》,第317页至325页)。
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出身陆军,缺乏海军技术的训练,不论在习惯与才干方面做一个舰队司令都很勉强。试举一例,丰岛海战中,“济远”舰长方伯谦得机而回,是否怯战逃跑,百年间争无定论。但对这次海战,这家伙敢于吹牛,如“竭力拒敌,鏖战四点钟之久”(实则一点多钟);日舰“提督阵亡,‘吉野’伤重途次已没”。海军提督丁大人信以为真,并为之请奖。幸得远在天津的李鸿章以其未经证实而拒予应允,否则笑话就大了。
两位舰队的副司令,林泰曾(左翼总兵)性格“失之于柔”,刘步蟾(右翼总兵)性格“失之于粗”,而且心胸不够开阔,排挤海军总查琅威理,遗患甚巨,并能捞权,刘步蟾以其懂海军而有“实际提督”之称。甲午海战,丁汝昌受伤,刘一度代理提督,亦无所表现。至于颇有英名的邓世昌,因撞船事故受过处分,并把爱犬带在军舰上把玩,是否比之清舰水兵在炮管上晒衣服,缺乏纪律性,更具象征意义,不得而知。
其他官员,包括上述顶层军官,说他们腐败也许不算过分。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然而,许多管带在基地及其附近兴建私宅。如方伯谦,在调入北洋舰队当年,就移眷至大沽,先后在烟台、威海、刘公岛建三处私宅,并有妻妾随侍。上行下效,军士也都去船以嬉,“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刘公岛赌馆、烟馆林立,妓院七十多家。冬巡上海、香港,官兵相率登岸淫赌。就是到了日本长崎,不仅嫖妓,还因此与日本警察互殴,玩出了人命。在姚锡光《清末海军见闻录》等著述中,北洋官兵假公济私,捞取钱财之事也屡见不鲜。
军队中的人不顶用,或者腐败了,战斗力就打折扣。
战斗力平时体现在舰队的管理和训练上,这方面不能不说到“升旗事件”(也有叫“降旗事件”或“换旗事件”)。从军事角度看,评估战斗力,这个事件的确意味深长。
建设海军自然需要懂海军之人,以当时情况看,请外国专家实是必然为之。因此,舰队请了大批“洋员”,他们中的一些人也牺牲在甲午海战中,如“定远”管炮教习英国人尼格路士和余锡尔均为阵亡。到底在北洋海军中请了多少“洋员”,王家俭先生也没准确数字,大体有五六百人。
“洋员”有临时雇用的,如1885年从德国购三舰运送到国内,即雇外员455人;1888年于英、德购四舰运回国内,雇外员232人。有专业性军事顾问,李鸿章身边就有。有专业性教习,如鱼雷营、练船驾驶等数十人。最高位置的外员是负责全军教育训练的总查,前后有五人,其中英国人琅威理任职最久,贡献最大。
这个琅威理是李鸿章费了很大周折请来的。1882年11月到任,不仅负责操练教育,还可以副总督名义发布命令。薪金是月银600两。因中法战争,英国采取中立政策,琅威理于1884年4月辞职返国。中法战争后,琅威理再受聘用,可以说是重用。表现有三:
其一,职称除总查之外,赋以提督之衔;
其二,职权除负责全军教育训练,并有建议及奖惩之权;
其三,薪金增加为月银700两(与提督丁汝昌相同)。
但也是有条件的,要求他承诺五年内将中国海军训练提升到一定的国际水准。琅威理出身英国皇家海军,经验丰富,热情负责,任职后治军极严,成效明显,并引进国际海军礼节,扩大海上活动范围,很快使北洋海军有点像模像样了。然而,1890年在香港竟以“升旗事件”使琅氏愤而辞职,北洋海军的训练管理随之日渐废弛,为四年后的甲午战败埋下了隐患。
这一年,北洋海军按惯例赴南洋度冬,泊船香港。提督丁汝昌率四舰巡逻海南岛,琅氏留港主事。总兵刘步蟾和林泰曾立即降下提督旗改升总兵旗,琅氏因授提督之衔,当然不允,矛盾闹到致电李鸿章请示的程度。想不到李大人含糊以应,没有看到外国人也好“面子”,没有想到是舰上青年军官的有意而为,致使琅氏愤然坚辞。
实际后果很严重。
首先是英国的报复:撤退所有在北洋海军中服务的英国技术人员;拒绝中国派遣第四批海军留学人员。更重要的是,海军刚刚出现的正规建设局面、严明纪律、良好形势,却因琅威理的离去而大为改观。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带兵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然而,知道是一回事,能否循理而为,照着去做,就是另一回事了。很不幸,讲道理、喊口号,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实在是传统悠悠。
北洋海军也不例外。
这个当时现代化水平不算低的舰队,琅威理离任后的训练管理出现了颇多问题。甲午战后他们自己呈文总结失败教训时说:“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军兴,同无把握。虽执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如“平日操演炮靶、雷靶,唯船动而靶不动”,“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而行。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操演船阵,先设定阵式,“各管驾只须默记应操数式,其余皆可置之”。而且“一令即出,亦多催至再三,方能应命,用之已惯”。(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8、403、407页)
让这样的军队去打胜仗还真有点难。
让这样的军队不打败仗也是很难的。
这样的军队只有在不打仗的时候威风八面。
如此看,北洋海军无一胜绩,没有击沉一艘日舰,所战皆北,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当然,打了败仗不仅仅是训练问题,还有许多其他问题。
两国之战,不能不说到战略问题。
战略筹划有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未战先败。
北洋海军充其量是陆上海军,以李鸿章的视野和中国的历史传统,打造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几乎是不可能的。看看刘公岛上的炮台,考察北洋海军的设置,陆军的痕迹随处可见,消极防御的意识弥漫海疆。
具体到甲午战争,主战派盲目轻敌,以为“蕞尔岛夷”,没什么了不起的。李鸿章们不愿开启战端,把希望寄托在列强调停解决争端上,真打真准备不够。仗打起来了,在朝鲜已经失利了,高层还没有解决是战是和的问题。给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处分,仍然令其主持战事。战火烧到国门了,李鸿章仍坚持“保船制敌”的方针不变,消极畏战,直至全军倾覆。
没有统一的作战思想,没有充分的战争准备,没有合理的兵力部署,没有完整的作战计划,没有海陆配合的安排,没有海上机动的考虑,没有坚强的战斗决心,也没有相机主动进攻的勇气,自然也没有对日军企图、作战特点、兵力运用等等的了解,那么有的,就只能是失败了。
当然,还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细节。
比如,在黄海海战中,各舰所备炮弹数量不足,“定远”、“镇远”两舰8门305毫米口径巨炮,仅有开花弹3枚,余皆不能爆炸之弹,就是穿透敌舰甲板,也不过打个洞。
比如,1893年乃大修之年,舰队25艘舰船应全面检修,各船应更换老化锅炉共81座。至甲午战争爆发,检修计划因没钱而未能实施。
比如,北洋海军舰速15至17海里,日本军舰是18至23海里;北洋舰炮大炮仅6门,没有当时所称的快速炮,炮速5分钟打1发;日舰有大炮28门,其中快速炮22门本,1分能打5发……
细节有时决定胜败,有时不决定胜败,但肯定影响胜败。
战术运用上的补救有时可以发挥作用,今天的有些战术行动甚至可以达成战略目的。北洋时代当然不具如此功能,但战术运用得当,实现局部胜势和主动还是可以做到的,问题是连这一点北洋海军也不敢令人恭维。
说起来北洋海军也够窝囊的,像样的仗只有黄海之战,此后龟缩威海卫,丧失机动空间,连作战机会都没有,只有挨打的份儿。黄海海战的战术运用历来为中外评论者批评,认为北洋战败“原因虽多,要以横阵之不良为最大失策”。“横阵之缺点:第一,最难维护阵形;第二,不能行动自由;第三,不能发挥全舰炮火之威力”。(《中日战争》(6),第72页)
结果显而易见:不能有效维护阵形,受制;不能自由行动,被动;不能发挥舰炮威力,挨打。如果再考虑舰速、炮速等因素,就只能失败了。
现在有许多学者不承认在黄海之战中北洋海军的失败,认为是打了个平手,一个重要理由是日舰首先撤离战场。此战的战斗精神有可肯定之处,但同是11舰,北洋被击沉5舰,日舰虽遭重创,一舰未沉,编队撤出战场,总是现实。
我以为,日本舰队完成了歼敌有生力量的任务,而北洋舰队不能说完成了任务。
甲午之战,北洋海军是有血性的,虽然有个别畏战逃跑者,多数是敢打、敢玩命的,就是用鸦片自杀的丁军门等人,虽有畏罪之嫌,但也从一方面表现了军人的责任感。
不过,战争光凭勇气是不行的,现代武器装备下的搏杀,需要勇气之上的指挥才能、作战才能。北洋海军主帅丁汝昌可以算是立志以身许国的战将,问题是陆军改行,相当多的时候力不从心。还说黄海之战,北洋舰距敌5000米先发攻击,日舰接近3000米时才开炮,旗舰“定远”甫一开战,舰桥被震坍,正在舰桥上观察敌情的丁汝昌随之跌落甲板负伤。接着,旗舰信号装置又被敌炮击毁。由于丁战前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没有指定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开战即失统一指挥,出现了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
战中,确有“致远”管带邓世昌为救“定远”英勇殉国的壮举;但也有“济远”脱逃战场,由于跑得太快,中途竟将“扬威”撞裂下沉的劣行;当然还有“广甲”跑得慌乱,于大连湾之三山岛外触礁(次日为日舰击沉)的悲哀。
甲午战后,日本官吏堀口九万一来到湖北沙市,准备按条约设置领事馆并建立居留地,他吃惊地发现:沙市的清朝官员,居然不曾听说刚刚打过的战争。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28”上海事变都曾出现大体相似的情况。一方战火燎烟,厮杀惨烈,一方浑然不觉,或保存实力,但爱国的口号,大局的调门是蛮高的。
李鸿章言:甲午之战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李鸿章《奏稿》,第78卷,第62页)这话听起来有点不负责。当时的英国人泰莱亦谓:甲午之役“非中国与日本战,实李鸿章与日本战,大多数中国人于战事尚懵然无知也”。(《张荫麟先生文集》,上册,第506页)
一般而论,局外人的看法可能客观一些。
就海军而言,清帝国的福建海军,也叫闽洋水师,虽经中法之战打伤了元气,可仍然是海军;江苏海军,也叫南洋水师,有舰艇19艘,其中“南琛”、“南瑞”、“龙骧”等6艘为德国和英国所造;广东海军,也叫粤洋水师,有舰艇39艘,规模之大,颇可与北洋并驾齐驱。这些都是甲午战前的数字。
甲午海战的硝烟早已飘散。这场战争彻底中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沉痛的重大事件,所谓殖民地半殖民地由此而真正开始。
这场战争的赔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巨额的赔款催化了一只更为凶残的战争之狼。
此战之后50年,中国再也没有建立起一支像样的海军。
抗日战争时,国民党海军228艘舰船自沉长江充当炮台。然而没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又一次被残酷打断。
中国的百年历史中,日本的两次入侵对中华民族都具有致命的性质。
责任编辑师力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