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岁的扎塔，在漆黑的凌晨溜出家门跑到小公园的花圃摘郁金香。说是去摘，实是去偷，他偷偷剪下一大捧带着露珠的郁金香在老园丁的大声叱骂下撒腿奔逃，“环抱着花束，生怕会折断，郁金香的花瓣相互碰撞，不时蹭到我的脸上，宽大的叶子也随着我的奔跑呼呼作响，闻起来不仅很像剪草的味道，而且更加浓烈。”不过扎塔偷花，并不是为了讨好女伴，而是想给母亲一个惊喜，他向母亲献花并不代表自己，而是代表失踪了的父亲，为了庆贺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偷花，是近两年来风靡世界的成长小说《白色国王》讲述的第一个场景，准确的说，只是一个忧伤故事的温馨开始。
故事发生在1980年代初期铁幕下的东欧，冷酷的极权威胁着每一个家庭，没有谁的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天下午，罗马尼亚少年扎塔放学回家，在院门口碰到父亲被两名“同事”开车接走。父亲说他接到一项紧急任务必须马上出差，并许诺回来之后带他去看海。告别时，父亲只吻了扎塔的额头，没有抚摸，更没有拥抱，只是嘱咐他要听母亲的话。扎塔敷衍地点头答应，急不可耐地进屋玩游戏，甚至没跟父亲挥手告别。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父亲并不是出差，而是因“叛国罪”被秘密警察抓走，送到劳改营挖多瑙运河；父亲之所以没拥抱他，是因为腕上戴着手铐。从那之后，扎塔和母亲相依为命，盼父亲回家，同时继续他天真顽皮、不乏幻想的成长岁月，逃学，踢球，游戏，打赌，斗殴，报复老师，迷恋女生，甚至爬进电影院的密室偷看只有大人物们才能看到的禁片……但是，对父亲的想念已使他本该无忧的日子变得不再无忧。
《白色国王》是匈牙利青年小说家德拉古曼・久尔吉(Dragoman Gyorgy)的成名作，自2005年面世后，不仅在匈牙利几度再版，并先后被译成30余种语言在全世界畅销，感动了无数读者，荣获匈牙利德利文学奖、马洛伊文学奖、尤若夫文学奖、克鲁迪文学奖和IMPAC都柏林文学奖、法国最佳外文书法国图书奖等，德拉古曼・久尔吉一跃成为国际文坛令人瞩目的新秀。
德拉古曼1973年9月10日出生于-罗马尼亚境内的匈族区马洛什瓦沙尔海伊(Marosvasarhely)，1988年移居匈牙利，他在读中学时，并结识了女诗人萨布・安娜，他俩一见钟情时只有16岁。后来，两人用小说、诗歌相互传情，德拉古曼22岁那年与安娜结婚。大学时代的德拉古曼十分刻苦，在布达佩斯罗兰大学同时攻读英语、哲学专业，并且获得了语言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致力于英语文学的翻译工作，先后将贝凯特、乔伊斯、伊恩‘迈克温等大师的作品译成匈牙利语，无疑这对他从事个人创作推动极大。
德拉古曼从13岁开始写作，29岁那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毁灭》历时五年最后脱稿，刚一出版就获得好评，2003年获得布鲁迪文学奖，两年之后，2005年《白色国王》与读者见面，无论在媒体还是评论界都引起了很大回响，并为他获得国际声誉。美国《田纳西报》的书评说：“作者通过儿童的天真视角来观察、描述极权政府制造的恐惧与苦难。然而扎塔的故事超越了政治的藩篱，故事从开始就充满张力，一直到令人酸楚的结局。《白色国王》绝对是一部能与《麦田守望者》媲美的佳作!”
有一次，扎塔的母亲为了营救丈夫向一位高官求情并遭受欺辱，被关到另外房间的男孩则进行了一场象征性的反抗，从一个魔怪般的机器人手中夺下一枚棋子――象牙雕刻的白色国王。从那之后，他总把它攥在手心，揣在口袋，相信它会保佑自己：一是不被战胜，二是战胜自己。虽然他还只是个孩子，但在残酷的现实中，他必须学会成年人世界的生存法则，不能让意外的打击将自己战胜，同时要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跟郁金香一样，白色国王也是少年内心的情感造影，前者表达了爱，后者铭记了恨。抱着郁金香奔跑，男孩的心里充满美好的渴望；攥着白色国王狂奔，他心里生出顽强的抵抗。郁金香与白色国王，都暗喻着少年内源的光，都是自由生命的意志象征。
《白色国王》结构独特，即是一部由18个故事结成的短篇小说集，又是一部由18个章节构成的长篇小说，18个有头有尾有高潮的故事，都围绕着一个核心主题――父子情。我在这期《小说界》里翻译的三篇小说《角色》、《挖沟》和《电影院》均选自德拉古曼的这部作品。扎塔在盼望父亲归来中倔强地成长，他用自己的方式安慰母亲，保护母亲，了解爷爷，并且学着理解生活中陌生的脆弱，直面无孔不入的残忍强权，他要应对一系列超出少年理解力与承受力的残酷谎言：家庭的谎言，体制的谎言，教练的谎言，军官的谎言，建筑工的谎言，班主任的谎言，玩伴的谎言，大使的谎言，秘密警察的谎言，商店里的谎言，葬礼上的谎言，还自己为自己编的小小谎言……父亲的失踪改变了生活中的一切关系，他突然掉进了谎言的世界，本能地挣扎，自卫，并怀疑。
“迄今为止，在这个地方谎言一直是真理，然而现在，就连谎言也不再真实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的这句话深刻揭露了冷战时期东欧社会的残酷现实，独裁的淫威无处不在，灾难悬在每个人的头顶，家家蒙难，人人自危。对于一个不得不在谎言世界里成长的少年来说，成长本身就是场战争。虽然孩子的抵抗纤弱无力，但也能留下一排清晰的齿痕，虽不能致命，能让人很疼。
作者采用第一人称讲述的方式，绘声绘色，细腻之极；讲述的语言并不像拍照片那样只从某一个角度，而是像拍电影一样通过逼真的再现和丰富的想象，让情节的发展随着摄影机镜头慢慢移动，让读者不由自主地身临其境，跟着他一起开心或伤心，历险或脱险，困惑或解决。讲述者从不跳到故事之外或凌驾于时空之上做道德判断，而是用孩子的语言、按照孩子的逻辑为了讲述的快感而讲述。因此，他不像成年人那样严肃悲愤地控诉苦难，而是瞪着一双无辜的眼睛，如实陈述自己与周围世界的暴力、恐怖、无奈、依存的关系，并对自己讲述的一切都抱着理解或被理解的美好希望，这正是小说最打动人的地方。
在极权社会里，孩子不单单体验到苦难，他在度过苦难的过程中，始终不失天性的顽皮、幽默、幻想和快乐，即使怀疑也藏着信任，即使恐惧也抱着期待，即使叛逆也流露温情(除了父子情、母子情、祖孙情外，还有对弱者的怜悯之情)。对孩子来说，没有什么苦难的是绝对的，任何不幸的地方都可能有幸福的陷阱在窥伺他，哪怕是幸存后的侥幸之乐。这些故事尤其对我这样在“文革”期间生出、长大的人来说，更唤起五味混杂的回忆的共鸣。
扎塔的成长故事，生动刻画了孩子们站在残酷的成人世界的门槛感到渴望、尝试与无助的内心宇宙。我在翻译它的过程中，不仅体验到心惊肉跳的紧张、感同身受的共鸣、隐隐撕裂的伤感和悄悄泛起的柔情，还体验到自己阅读期待获得满足后的释然和快感。正像《纽约时报》评论的那样：“德拉古曼的作品充满阴郁的美感，成功描绘出极权国家中，残酷的现实与底下小人物的温柔。”
责任编辑 韩 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