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举世瞩目，小说以四条婚姻线索为主线，反映了爱情与婚姻的辩证关系。毫无疑问伊丽莎白小姐与达西先生的爱情纠葛为主线上的经典，夺人眼目。但这四起婚姻与贝内特太太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具有重要的功能：是推动故事发展、婚姻美满的不可缺少的典型线索。贝内特太太自私自利，异常粗俗，缺乏理性，言辞激烈不得体，但她的无休止的唠叨不是没有缘由、不是无理取闹，而是基于她当时所处的社会语境。在男权社会里，她只能从唠叨中寻求慰藉。文章立足于当时英国的社会背景，立足于贝内特太太的性格形成的根源，追溯其性格与其时代语境吻合的合理阐释。
关键词：社会背景；维多利亚时代；贝内特太太；成功者
《傲慢与偏见》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小说文坛的一朵奇葩，英国文学大师毛姆将其列为世界十大名著之一。作者简・奥斯丁是此时期不可多得的女作家，在继承当时英国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之际，推陈出新，另辟新径，将现实主义推向高潮。从乡间这一小窗口探视到当时整个英国社会形态及其社会意识，具有承上启下的巨大历史意义，其作品堪与莎士比亚的作品类比，耐人寻味，经久不衰。作品以全知视角展示出人物的性格丰满、庄园的宏伟壮丽、关系的和谐紧密。贝内特太太是其中一个次要人物，爱慕虚荣，趋炎附势，受到现实的严肃讽刺，但在故事发展的脉络上如果没有她的存在，就会感到枯燥乏味，正是有了她的穿插，女主人公与男主人公的爱情才不至于落入单调的俗套，在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之时，她似乎是一个呐喊助威者，尤其是在自己女儿的婚姻上，有权有势是她亘古不变的真谛。环境是塑造人物性格的最初，在作品中贝内特太太的喋喋不休似乎无处不在，令人生厌，然而细细咀嚼，不会不发现这与她所处的社会环境无不紧密相关。文章将从社会环境、经验主义、现实再现、妇女性格常态化等方面探析贝内特太太性格的合时代性。
一、社会背景
《傲慢与偏见》的作者简・奥斯丁生于维多利亚时代，以日常生活为素材，细致入微描绘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处于保守和闭塞状态下的英国乡镇生活及世态人情，以此来讽刺当时仍然沿用的中世纪封建婚姻家庭继承法，即在等级森严的父权制度下盛行长子继承制而排除女性继承权。十九世纪初男女权利不平等，男士除了享有合法继承权外，还享有正规教育权。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种畸形的社会意识形态充斥着每个家庭，即女性的智力远远没有男性高。就连出身于中产阶级的简・奥斯丁也没有受到正规教育，其创作生涯也是隐藏在家里狭小的门后。承担社会责任与女性毫不挂钩，男性在社会事务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女性将来辉煌的唯一出路是出嫁，不能受到正规教育的她们为了能有一个好的归宿，有的请家庭教师，有的受父母教育，有的自学来填充无知的心灵。她们大多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由于当时社会舞会盛行，因此，小姐们在跳舞与弹钢琴上，尤其显得博学。她们以此来为的优势，作为砝码来取悦有钱有势的达官显贵。而在即有钱又有势的绅士与渴望中的纯情少女比例悬殊相差很大，很多有才的小姐仍然找不到如意郎君，不得不成为被人取笑的闺中老妇女。作者简・奥斯丁终身未嫁，或多或少也有此原因，不免对社会现实滋生严重不满，抨击了只注重物质、门第而不注重男女双方之间的爱情的婚姻，而完美的婚姻应该是物质与爱情的结合。作品《傲慢与偏见》以多角度深层次的女性视角挖掘了暗藏心底的女权主义，如果说伊丽莎白小姐是女权主义的隐形人，那么贝内特太太便是其典型代表。
二、经验主义中的贝内特太太：成功者
天下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有个幸福的归宿，贝内特太太身为人母也不例外，她没有过高的追求，尽管在行为上显得粗俗难耐，言语上激烈有失大体，但目标只有一个：希望五个女儿都能嫁给权钱、地位兼而有之的绅士。简・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开卷伊始便称“凡是有钱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取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贝内特太太以此为希望，认定女儿们将来必要嫁入豪门。当时英国的社会年轻有为的男士并不可多得，贝内特太太既急切盼望，又焦虑不安，唯恐被别人抢了先去。在那个年代里女性要生存，要获得足够的经济物质基础，只能寄托于男性的权力与地位，由此可见嫁女心切，不只是贝内特太太的心理期待，而是当时为人父母的普遍心态，能使女儿嫁给有钱有势的人成为父母的必生努力。梅里顿来了一位富有的单身汉宾利先生，为人随和，态度诚恳，贝内特太太认定这是女儿们的福分。一得知此消息，便迫使贝内特先生速去拜访，恐被邻居占了先，贝内特先生不但没有答应反而讽刺她的真理。贝内特太太为此痛哭流涕，懊恼不已。女儿们对母亲的哭哭啼啼不予理解，贝内特太太只能与敌手邻居为舞，然而最终大女儿与宾利先生、二女儿与达西先生缔结姻缘，每年有过万磅的收入，一直受世人讽刺的贝内特太太成了最终的胜利者。
三、现实主义中的贝内特太太：现实再现
作品通过贝内特太太真实再现了十八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维多利亚时代不合理的继承权。由于没有儿子，贝内特先生的财产只得由侄子柯林斯继承，这也就意味着五个女儿会内有生活保障，而且在贝内特先生去世以后，他们全家将可能被柯林斯夫妇赶出家门，贝内特太太为此烦躁不已，憎恨柯林斯，对限定继承权更是痛恨至极，还多次愤怒地斥责丈夫:“你的财产不传给自己的女儿，却让别人来继承，这是天下最冷酷的事。假如我是你，我早就设法采取对策啦。”[1]当柯林斯先生告诉她为了弥补他继承财产的内心的不安而要从女儿中选出一个作为未来的妻子，尽管柯林斯先生性格卑微、自以为是，可贝内特太太认为他会继承一笔财产，而且在城里又有权，哪个女儿嫁给了他，在经济生活上也就不用再愁了，这如意算盘敲得精细，却被伊丽莎白打破，母亲气的捶胸顿足。贝内特太太的喜怒哀乐、阴晴不定甚至全部心思都维系在家产继承权这一问题上。简・奥斯丁塑造这么一个喋喋不休、缺乏修养、令人讨厌又有些神经质的贝内特太太，通过她对限定继承权缺乏理性的激烈言辞及露骨批评，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限定继承权制度，对剥夺女儿们生存权利进行批判。
四、妇女性格中贝内特太太：常态化
简・奥斯丁的时代妇女不能外出工作，等于没有权利，她们的幸福来自于她们的出嫁，尽管结婚前，为得到绅士的青睐，专心于书画、音乐，但结婚后为了给女儿铺路，渐渐陷入凡尘，被诠释为自私、爱钱、愚昧。这一基本思维定性恰好界定了贝内特太太的妇女性格。她缺乏悟性、孤陋寡闻、喜怒无常、固执己见、缺乏修养、是非不分、自相矛盾、逻辑混乱，她一辈子的营生就是为了把女儿嫁出去，而且嫁的要好，她积二十三年之经验，还是没能摸透丈夫的脾气，可见她是又一个悲剧婚姻的牺牲品。而这一切的罪根都是由于所处的男权时代所致：男性忙于交际，与女性交流甚少。贝内特太太为莉迪亚与威克姆私奔的事卧床不起，没有主意，只一味的哭诉，一方面她既不希望丈夫为了逼威克姆与莉迪亚结婚而与他决斗，她担心年老的丈夫不是威克姆的对手，另一方面，当贝内特先生没有找到莉迪亚而回家时，她又责怪丈夫回来以后没人跟威克姆决斗逼他取莉迪亚。在得知威克姆答应取莉迪亚为妻的时候，她神经高度紧张，然而却不忘记订结婚礼服的事，足以见得贝内特太太妇女性格中的常态性。
五、结语
由以上可得出：贝内特太太的性格的形成不是没有根由的，十八世纪初到十九世纪末的维多利亚时代语境促成了贝内特太太性格的圆润。
参考文献
[1]简・奥里斯丁著，孙致礼译．傲慢与偏见[M]．译林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刘晓静（1988- ），女，河南安阳人，供职于西南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电影美学；张文慧（1988- ），女，河南新乡人，供职于西南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电影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