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邓小平从重庆朝天门出发，走出国门，去寻找自己人生的道路。 1949年，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一道率领人民解放军进驻山城，并主政西南，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个新的征程。
在重庆的这段日子，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一道，为百废待兴的重庆谋划发展、运筹帷幄，并开创了重庆城市发展新的历史时期，“大礼堂”、“文化宫”等令世人惊叹的建筑先后拔地而起，为古老的山城留下了一笔永久传承的文化财富。
重庆标志
每一个到重庆的人都会去参观这座城市的标志―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这座酷似北京天坛的明清式建筑，是新中国第一座风格独特的民族建筑，也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留给重庆人民的文化财富。
建国初期的重庆，是中国西南行政区党政领导机关所在地。然而这个当时管辖云、贵、川、藏四省的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却没有一座像样的集会场所。为此，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作出决定，筹建一座能容纳数千人集会的大礼堂。
1951年9月，由著名建筑设计师张家德先生设计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开工建设。
大礼堂的建造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重庆的建设者在没有大型吊车的时代，采用“堆积法”，运用35000多根楠竹、木板搭架，把40000多颗铆钉连成的总重量为280多吨的半圆型球壳顶盖，支撑在混凝土柱上，整个顶盖可随热胀冷缩，在支点座上内外移动44毫米，抗震效果非常突出。
人民大礼堂属于典型的民族建筑形式。它不仅重檐斗拱，色彩鲜艳，雕梁画栋，仪态庄重，而且体现出了现代建筑的四个特点:一、实用性。礼堂内部直径仅46米，但却能容纳4000多人;二、坚固性。它经历50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然巍然屹立;三、经济性，它在当时只花费了437亿元（当时旧币1万元=人民币1元）。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在刘、邓的支持下，派西南军区工兵部队承担主要施工任务，由此节省了一笔巨大的费用，它是当时的党政军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四、观赏性。设计师张家德在设计过程中查阅、参考了古今中外大量资料，设计出汇明清风格，融天坛祈年殿和天安门城楼特点于一体的大礼堂，整个建筑典雅大方庄重肃穆。
然而，正是由于大礼堂酷似天安门城楼和北京天坛的造型，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1955年4月，新华社记者纪希晨来到重庆，写了一篇杂文:《豪华的大礼堂，花钱的无底洞》，对工程无端指责。 陶维全（市委办公厅离休干部）回忆道:“据说周恩来总理看了报道很生气，对大礼堂工程提出了批评，其实，修大礼堂占用的是荒山、乱坟岗，当时这个地方叫马鞍山，没拆迁一间民房。”据陈虹（市顾委办公室主任）回忆，1956年周总理来重庆时，“我跟着陪他从人民支路的石梯坎往大礼堂去，总理对大礼堂的风格很赞赏嘛！”后来纪希晨表示后悔，认为报道失实欠妥。
大礼堂最初命名为“西南军政大会堂”，建成后命名“西南行政委员会大礼堂”，1955年更名“重庆人民大礼堂”至今。这座竣工于1954年3月的建筑经典被载入了《世界建筑史》。在首批入选的四十三项新中国当代建筑中，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排列第二位。
大礼堂的建设翻开了重庆城市发展的第一页。直辖以后，重庆人民又在这里成功举办了AAPP会议，迎来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迎来了新世纪，迎来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申办。
文化牙祭
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也是小平亲自提议修建的“文化工程”。1950年12月，西南城市工作会议在重庆召开。据现仍健在的魏仲云回忆，邓小平在会上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打文化牙祭”。
“打牙祭”原是四川民间的方言，其含义是逢年过节，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邓小平提出“打文化牙祭”意思是，要在提高群众物质生活的同时，还要关注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满足广大市民的文化娱乐的需要。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重庆市委、市政府很快制定出修建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计划，并立即拨出130亿元（旧币）在原川东师范学校旧址修建文化宫。文化宫与重庆人民大礼堂、大田湾体育馆并列，成为重庆解放初期的三大民心工程之一。1951年7月1日，文化宫正式开工奠基。在修建过程中，邓小平多次亲自审查工程图样和工程模型，并到工地上视察工程进展情况。
1952年5月1日，邓小平再次来到文化宫施工现场，陪同前来的曹荻秋市长请他为文化宫题写宫名。回到驻地后，小平总共写了三十六个字，又一个字一个字比较，用毛笔在其中圈出了十七个字，最后从十七个字中精选了“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十个字。1952年8月5日，文化宫开幕前夕，这十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安放在文化宫弧形的大门上。
商德伦是文化宫历史的见证人。1950年6月，他作为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筹建工作组成员来到这里，并从此与文化宫结下了40多年的情缘。与笔者聊起文化宫，商德伦老人打开了记忆的话匣:
“1951年，重庆刚解放不久，山城百废待兴，需要建设的项目很多，资金缺口很大，在财力物力都相当困难的情况下，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亲自提议修建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商德伦永远都忘不了1952年5月1号，邓小平来到文化宫施工现场的情景:
“1952年的‘五一节’，邓小平在曹荻秋市长的陪同下，再次来到文化宫施工现场，了解工程进展情况。曹市长邀请邓小平题写宫名，小平欣然答应了。当时我们准备了纸和笔、墨，小平说他要回去好好写。6月的一天他的秘书通知我们去拿，秘书说他写得很高兴，总共写了36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反复比较，用毛笔在36个字中圈出了17个字，最后从17个字中又精选了“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10个字。”
题字风波
在十年文革动乱的日子里，邓小平给文化宫的题字多次遭到严重的破坏。
1966年9月的一天清晨，一伙造反派佩带“北航红旗”、“红卫兵”袖标，手持钢钎，气势汹汹来到文化宫，找到负责人，要铲掉文化宫大门上的邓小平题字。但当时他们没有登高的工具，文化宫的职工也拒绝配合。造反派在此吵闹了半天，只好求助于市杂技团的造反派。杂技团的造反派用绳子做软梯、爬上10米高的大门横梁，将题字全部铲掉。攀登爬高本是那些杂技演员们的拿手好戏，可惜在那个动乱年代，他们不能将这些本事拿到国际上去争金夺银，却在“打、砸、抢”的行动中大显身手。据当年文化宫主任商德伦回忆:当时文化宫领导把造反派的这种无理要求向中央文革进行了汇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姚文元的答复是“他们要铲就铲，要取就取”。这是小平题词的第一次被破坏。文化宫的职工含泪将被铲掉的字一块块捡起来，悄悄藏进防空洞。
造反派将题字铲掉后，还不罢休，他们要斩草除根，穷凶极恶地勒令文化宫将题字手稿交出来。他们冲进档案室，四处翻箱倒柜，最后找不到原稿，只好对办公室的桌椅板凳乱砸乱打一番，以此出气。原来，当造反派在大门前大吵大闹的时候，文化宫的领导和群众已悄悄地将保存在档案室的题字手稿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藏匿起来。
1975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难以忘怀的年代。那一年，周总理病重住院，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中共重庆市委决定立即恢复邓小平的题字。消息传出后，得到文化宫职工的热烈拥护，几天时间，小平的十个大字又整整齐齐地镶嵌在文化宫的大门上。不料风云突变，1976年天安门事件爆发，小平再次被打倒，他的题字第二次遭遇厄运。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重新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小平题字才于1979年重新出现在文化宫大门上。为了表达群众对邓小平的敬意，文化宫专门购买了半斤黄金，送到上海打成金铂，并请重庆罗汉寺贴金方丈将题字全部贴上金铂。至此，小平题字历经了“三起二落”的磨难。
2002年，文化宫全体职工决定，将邓小平题字原件送到重庆市博物馆，由国家永久收藏。市博物馆专家亦将题字定为珍贵文物，决定将它像重庆历史上的重要文物一样，世世代代永久珍藏下去（现题字原件已珍藏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改造王园、礼园和渝舍
枇杷山公园、鹅岭公园、重庆少年宫同样是邓小平留给重庆人的一道“文化大餐”。
邓小平进驻重庆后，深感重庆市民文化娱乐的场所太少，那时国民经济正逐步复苏，人民的生活日趋稳定，这时，小平同志又从更高层次考虑到人民群众生活的另一种需求，即群众的文化娱乐的需要。他多次强调:要把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当成一件大事来抓，要让老百姓有休息游玩的地方。
重庆是西南大区党政机关驻地，当时在重庆有三级机关。一是西南局机关（包括西南军区），二是川东党委和行署的机关，三是重庆市级机关。这些机构办公用房需求量很大，但在当时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大兴土木建办公楼，是不可能的。那时市政府就在现在的重医大附属儿童医院办公，叫“曙楼”，面积非常小，没有办法，就把原国民党重庆市长杨森的“渝舍”作为市政府机关;市委机关的办公地，一开始设在学田湾一处叫“大溪别墅”的地方，也是一个军阀的公馆，后因地方狭小，又搬到了“王园”。
“王园”就是现在的枇杷山公园。1937年，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以其父母的坟地在山上为借口，强占了位于城中心的枇杷山，并在山上修建了一座占地面积30余亩的私人别墅，取名“王园”，以独门幽静而闻名。
“渝舍”也是位于市中心的一座花园别墅，占地39亩。在绿树掩映之下，花园、球场、亭台楼阁、一应俱全。这里原是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的公馆。在当时情况下，能够容纳下大机关、交通又方便的地方只有这二处了。但在小平同志心中，人民休闲娱乐的事更重要。他对市委、市政府占用可供市民休闲游玩的花园别墅很有意见。在一次会议上，小平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陈锡联。
他说:你们的群众观念哪里去了？这是脱离群众、忽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缺少群众观念的官僚主义。那么大一个重庆市，连一个公园都没有，你们居然把这么大片非常适合人民游玩的场所“王园”、“渝舍”占了，限定你们搬出，一定还给人民，辟作公园。
陈锡联听到批评后，非常重视，但又苦于无现成的地方可搬迁，心里很着急，于是专门写了一份书面检讨，呈报给西南局，沉痛检查自己没有群众观念的错误。到了1950年9月，陈锡联离开重庆到北京担任炮兵司令，市委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可以搬出，他再次向邓小平作了检讨。临行前还一再向继任的市委书记张霖之、市长曹荻秋交待，一定要尽快想办法从“王园”、“渝舍”搬出。
直到1954年，重庆的国民经济全面恢复，财政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重庆市委、市政府机关才先后从“王园”、“渝舍”迁出。随后。市政府又拨出专款，把“王园”扩建成景色宜人的“枇杷山公园”。“王园”的原市委机关办公楼改建成“重庆市博物馆”。当时建成的枇杷山公园是重庆最好的公园，专门修建的红心亭是全城的最高点，成为中外游客观看山城夜景的最佳景点。
1955年，重庆市政府又在“渝舍”占地26000多平方米的土地上建成了西南第一座大型少年宫，让20多万重庆少年儿童有了自己活动的场所。
王园、渝舍的移交十分顺利，礼园的移交却颇费周折。
礼园，又名李园，位于鹅岭公园内，海拔340―380米，占地39亩，系清末重庆首富李耀庭的乡间别墅，也是重庆最早的私家园林。
礼园，风景优美，山水林木、奇花异石、古朴典雅。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重庆市一览》载:“礼园，据地形之胜，四周有天然助景。园中植松、梅、楠数十种，枝干参天，苍翠欲滴，花径循环互通。东北隅郁然高耸，曰鹅顶。又有鄂不楼，可眺两江，居中正北。南为宜春楼，楼前�池叠石，布置雅饬。楼后偏右临崖有石室，曰桐轩。由轩西北行抵飞阁，俯视绝壁如削，前襟嘉陵江，极目远望，数十里外，峰峦效奇呈秀。”民国初年，讨袁名将蔡锷驻足礼园，留下了“侯千古而无对，览两江之双流”的佳句。
重庆解放后，西南军区接管礼园，又将附近的鲜家花园、童家花园合并，总面积达98.1亩;并在园中广植花木、修复庭园，园内生机再现。上个世纪50年代初，邓小平就指示西南军区将礼园移交重庆，辟为公园，但由于多种因素，一直拖到1958年3月，才移交给市政府。
1958年7月1日，重庆市政府将“礼园”辟为公园，命名为“鹅岭公园”。公园占地91亩，景色外雄内秀，具有雄、峭、险、秀的特色，是饱览两江风光，观赏山城夜景的最佳去处。入夜，园内灯影迷离，如梦如幻，玲珑剔透，成为渝中半岛上一颗瑰丽璀璨的明珠。鹅岭公园的建成，不仅让重庆市民又多了一处文化活动场所，也了却了邓小平多年的心愿。
人民不会忘记
半个世纪过去了，历经沧桑的文化宫、大礼堂、少年宫、枇杷山公园、鹅岭公园充分发挥其各种功能，成为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山城人民不会忘记邓小平，在文化宫工作了40多年的商德伦老人，更是不会忘记。他说:
“今年是重庆解放60周年，建市80周年，也是邓小平主政西南，进驻重庆60周年的日子。我到文化宫，主要是来看看他题写的10个大字，看看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这整座文化宫都凝聚了他老人家的心血和他对重庆人民的深情厚意！我来这里，追忆往事，回味他在这里的音容笑貌，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纪念他老人家。”
在纪念重庆解放60周年之际，笔者采访了原西南服务团成员魏仲云。18岁就加入西南服务团的魏仲云已经是77岁的老人了，但是他却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了12个春秋。 他说:
“作为我来讲，非常激动，感受很多。第一，小平同志一进城就想到了少年儿童，想到了青少年的未来，想到了人民的文化生活。我也是历史见证人，在重庆生活了59年，看到重庆的发展，特别是看到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使我更加怀念邓小平同志。”
“是什么样的精神激励我，是小平同志的教导。因为小平同志在率领我们进军西南的时候，在给我们的报告中，就专门嘱咐我们一定要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事业，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
尽管头发已经花白，步履也有些蹒跚，但魏仲云老人说:他会继续秉承邓小平一心为民的精神，在关心未成年人的思想建设，在重庆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余热，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