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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韬光”的误读及其可能的译解_林译小说 名词解释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1-17 04:41:40 点击:

      “韬光养晦”已经成为一个与中国外交政策直接相关的基本概念,其使用频率颇高,被误读的程度也颇高。就政治家的外交策略而言,无论怎样理解“韬光养晦”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从对外宣传的角度看,关于“韬光养晦”的解释一旦失当,反而会为“中国威胁论”增添一个注脚。
      特别是当“韬光养晦”被通译为hide one’s capacities and bide one’s time(隐藏实力、等待时机)的时候,似乎多少会给人一种居心叵测的感觉。大概是虑及于此,目前新版的《辞海》已经对“韬光养晦”的释义做出调整,以正视听。但是现代人的《辞海》并不能改变历史留下的典故,有关“韬光养晦”的直接联想恐怕仍然是刘备“后园种菜”的“韬晦之计”,或者杨慎“虽知己者莫辩其本心”的《韬晦术》。对于西方世界,如此轻易地修改《辞海》甚至可能引起更大的疑心。
      其实如果我们回到西方人译解的中国典籍,会发现这一不断被后世所引申的说法本来未必如此。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理雅各(James Legge)为《道德经》第七章所做的一条注释。
      《道德经》第七章是讲“天长地久”的原因和“圣人法天”的品质:“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理雅各如实翻译了这段话:
      Heaven is long-enduring and earth continues long.The reason why heaven and earth are able to endure and continue thus long is because they do not live of, or for, themselves.This is how they are able to continue and endure.Therefore the sage puts his own person last, and yet it is found in the foremost place; he treats his person as if it were foreign to him, and yet that person is preserved. Is it not because he has no personal and private ends, that therefore such ends are realized(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 the Texts of Taoism, translated by James Leg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1;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Inc.1962,p.52)后来在美国汉学家韩伯禄(Robert G.Henricks)的译文中,“无私……故能成其私”的意思好像更为明了:The Sage … has not self-interest, that he is therefore able to realize his self-interest.(Lao-Tzu Te-Tao Ching, A New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Ma-wang-tui Text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Robert G. Henrick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9,p.59)
      所谓“不自生故能长生”、“后其身而身先”,实际上完全可能与基督教《圣经》“以小为大”、“以末为先”的逻辑相互对应。正所谓“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可10:43―45)。理雅各显然由此看到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巨大的诠释空间。
      因此他直截了当地提出:《道德经》第七章的意思就是“韬光”(Sheathing the Light)。什么是“韬光”?理雅各认为:这是“教导人们不刻意琢磨、不刻意追求,从而才能成全自己的追求”(The chapter teaches that one’s best good is realized by not thinking of it,or seeking for it.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 the Texts of Taoism, translated by James Legge,p.52)。
      现代人将“韬光”理解为“隐藏实力、等待时机”,而理雅各为什么能从“韬光”看到“不刻意琢磨、不刻意追求”的深层涵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韬光”解释“虚静而不竭”的中国古代智慧。我们有理雅各对《道德经》第五章的译解为证:
      “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May not the space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be compared to a bellow? It is emptied, yet it loses not its power; it is moved again, and sends forth air the more.)理雅各对这一段的注释是“虚用”(the Use of Emptiness),也就是说:风箱“可以被抽空,却并未失去自己的能量”。因此在理雅各对《道德经》第四章的翻译中,老子之“道”一再被比做“空空的容器”(emptiness of a vessel)(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 the Texts of Taoism, translated by James Legge,p.49―50)。
      这种“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道”,本身就是“不刻意琢磨、不刻意追求”的“韬光”。而基督教《圣经》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正是“虚己”(kenosis,腓2:7)。环球圣经公会《新译和合圣经》将“虚己”译为“倒空自己”;柯布(John Cobb)等当代神学家的释义则是“自我倾空”(self-emptying)(John Cobb and Christopher Ives edited,The Emptying God: A Buddhist-Jewish-Christian Conversation,1990);由此,西方人自然还能联想到《圣经》中的“虚心的人有福了”(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太5:3)。至少在理雅各的翻译中,《道德经》之“韬光”和“虚用”有如《圣经》之“虚己”、“虚心”,本是一种相似的“否定性思维”。
      这种否定性思维始终潜在于中国式的思辨之中,成为对主体之限度和语言之限度的一种警觉。而西方的人文学术则可能一度中断了“自我倾空”的《圣经》启示,乃至在现代哲学中特别凸显出主体和语言的艰难。
      如果这样追根溯源,“韬光”不仅可以通过理雅各的翻译回复到《道德经》的“虚静而不竭”,甚至也完全可能在“自我倾空”的意义上被西方人所理解。这显然不是修改《辞海》所能做到的。
      近些年,世界对中国的更多关注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内在要求,引发了中国古代经典外译的新一轮热潮。然而重译中国古代经典的前提,似应是认真整理已有的历代译本,特别是那些研究性译本的相关注疏。由此才能直接切入西方学术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接受,使经典翻译不仅仅是提供新的译本,而是形成真正的思想对话。
      其实自传教士的时代开始,中国古代经典便不断被译介,这正是“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典型互动。比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翻译出版《圣经》的同时,也翻译过《三字经》(The Three-Character Classic)、《大学》(The Great Science)等等。白晋(Joachim Bouvet)对《易经》的译介、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对“中国心灵”的深入发掘,同样如此。更值得注意的则是曾在香港生活三十年、又在牛津大学担任汉学教授二十一年的理雅各。
      理雅各的翻译活动几乎覆盖了所有重要的中国古代经典。他于一八六一至 一八七二年间在香港陆续出版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第一卷含《论语》、《大学》与《中庸》,第二卷为《孟子》,第三卷为《尚书》,第四卷为《诗经》,第五卷含《春秋》和《左传》。返回英国后,理雅各又为缪勒(Max Muller)主编的《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提供译稿,遂有《孝经》、《易经》、《礼记》、《道德经》和《庄子选集》;去世之前他翻译出版了《离骚》,据说一八九七年去世时还正着手翻译《楚辞》(Lindsay Ride,“Biographical Note”for the third edition,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p.19)。
      上述译本在西方早已成为经典之作,其影响远远大于国内译者不断推出的任何译本。同时,理雅各还基于一个西方传教士的理解背景,为译文撰写了大量注释。这不仅为中西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宝贵资料和直接线索,也使我们得以窥见西方人究竟如何面对中国的思想与文化。此外,如果我们能借助这些被普遍接受的译本去回应某些人对中国的误解或者“妖魔化”,显然也更具说服力。
      关于“韬光”可能被误读的求证也应当提醒我们:与其匆匆忙忙地重新翻译中国经典,倒不如扎扎实实地组织中国古代经典英译本的汇释汇校,而这种学术本身的价值也会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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