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不朽。”愚以为,在先秦众多思想家中,能够全面实现此“三不朽”者,唯管仲一人而已。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云水翻腾、风雷激荡的大变革时代,在思想领域里也呈现出诸子争鸣、百家蜂起的繁荣局面。
这样一个时代,确实为形形色色的“土”提供了脱颖而出、崭露头角的广阔舞台。但仔细比较一下,则不难发现,此一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唯有管仲和商鞅这两个人不仅有自己的一套思想,而且身居要职,手握重权,因而就有贯彻自己的主张、躬亲实践自己的理论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从实践的结果看,二人均获得极大的成功。史载: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而秦孝公用商鞅,“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史记・李斯列传》),使“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战国策》卷三),为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如果再进行一番比较,商鞅虽然事业上成功了,但从个人角度看他又是失败者(最后被保守势力车裂而死);而管仲则不然,他在位的时间长达40余年,功成名就,既是学识渊博的思想家,又是政绩斐然的政治家,可以说是先秦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范。即使在今天,管仲的思想遗产也仍有借鉴意义。
在政治方面,管仲特别强调建立一套严格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级官吏的办法。古人云:“圣人治吏而不治民。”
管仲主张,在官吏的任命与管理上,要“以劳受禄”“受禄不过其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他还激烈地批评以下三种不良现象:“一日德不当其位,二日功不当其糠,三日能不当其官。”他认为这三种现象都是国家的大患、动乱的根源。
他提出的用人原则是:“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肝田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员时,都必须根据其实际的政绩,特别是要有取信于民的真实政绩,而不是虚假的、表面的政绩。
在经济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他还说过一句传颂千古的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古代,人们还无法掌握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但管子的这句名言却与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若合符节。
如何实现“富民”的目标呢?管子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最重要。因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
在古代,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历来为一切有为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所重视,管子与其他绝大多数思想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仅重视农业生产,同时也十分重视工商业。这正是他比先秦的其他思想家更高明、更睿智的地方。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因而管子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
管子之所以有如此高明的见解,原因大概有二:他在从政之前,曾经营商业多年,因而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和实践经验;而主要原因在于,他施展才干的政治舞台不是地处偏辟的西部内陆地区(例如商鞅),而是面临大海、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齐鲁大地。辽阔浩瀚的大海拓展了这位思想家的胸怀和眼光,丰富的实践经验更熔铸成他那深刻、睿智的思想。
在社会政策方面,管仲特别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他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又说“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因此,他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时地调节社会贫富:“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
如何调节呢?他的办法是“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富而能夺,贫而能予,乃可以为天下”。
如何夺富予贫呢?他提出了以下措施:向富者征收消费税;限制富人进入某些行业,以免与民争利;间接运用行政手段,以迫使富人散其财物等。同时,对贫者要“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此外,管子在对外贸易、货币和价格、粮食等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论述,这些论述集中在《管子・轻重》篇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