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0年8月3日，凌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中苏边界，绥芬河火车站。 浓雾笼罩着山城，百姓还在沉睡，边境一片寂静。凌晨四点，26岁的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干事程远行在夜色中匆匆来到绥芬河火车站。
“车站很小，很严肃；没有老百姓，很肃静。”在距离那个清晨57年之后，83岁的程远行对半个世纪前那个浓浓晨雾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表情、每一丝动静，依然记忆如新，“但是作为市里头，是处于一级战备。一旦发生情况的话，我们的人私下都已经作好准备。说穿了就是都早已埋伏好了。两边都有军队。如果是要闹事，一个都跑不了！一级战备！”
程远行是奉中华人民共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之命，到绥芬河火车站执行一项绝密任务。今天，这里将迎来一辆绝密的国际专列。
凌晨6点整，从远处苏联方向传来的火车声打破边境的沉寂。专列在浓浓的晨雾中驶入了车站。车门打开，一队荷枪实弹的苏联军人迅速排开。
“他是第一个下来的，我一下就认出来了，”当时在场的护士赵毓英回忆道，“高高的个子，有一米七多；40多岁，戴个黑边眼镜，他在伪满的时候也戴个黑边眼镜；长脸，穿一个可能是黑色的西装，手拎个皮包。”
“没有黄袍玉带，也没有穿日本的服装，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下来了。当时好像感觉，这是皇上吗？皇上是什么样？皇上应该是九鼎至尊，龙姿龙态，总是摆起那个架子来，至少是威风凛凛吧。没有。很奇怪，好像这是一介草民。”
程远行第一眼看见他，觉得对方有点惊恐：“当时我看他的表情，看出来心情不是特别稳定、忐忑不安，甚至是非常的惊恐，非常的害怕，他不知道要把他怎么的。”
这个神色惊恐的中年男子正是溥仪。爱新觉罗・溥仪，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帝王，14年“满州国”的伪皇帝，在苏联经过五年的战犯生涯之后，再一次踏上了他曾经的“天朝王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中苏双方多次协商，商定将1945年被苏军俘虏的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引渡回国，时间地点确定在1950年8月3日的绥芬河车站。
21岁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赵毓英也接到了上级的秘密指令来到绥芬河车站。这却并非是她第一次面对这个“皇帝”。1938年，时年33岁、身为“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到沈阳视察。年幼的赵毓英就在当局组织的学生欢迎队伍之中。那时的溥仪给她留下的完全是另一副印象。
“早上上学，头一件事就是让大家到礼堂集合，念诏书。红布黄布一层一层包，拿出来，中国校长念一遍，日本校长再念一遍，大伙就行宫廷礼，低头听着。”
“我们那阵就觉得他是皇上，是最高统治者，他是头头，就应该尊重。小时候看到的画像，穿马靴，戴军杠、挂绶带，非常的威严、非常漂亮，那样的照片随处都可以看到。”
而在1950年8月3日的这个雾色笼罩的清晨，溥仪却迎来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为绝望的一天。
（二）
1935年4月7日，清晨，日本横滨港。
当留学日本多年的爱新觉罗・溥杰看到他久未谋面的大哥时，觉得大哥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英姿勃发。
岸上礼炮齐鸣、人头攒动，天空中一百多架飞机编队飞过。裕仁天皇亲自迎接，沿途“满洲国”派日的留学人员和驻日工作人员更是狂喜，夹道欢迎，场面气氛热烈。
在这个同样雾色笼罩的清晨,溥仪迎来了他人生中最为得意的一天。这天，年仅29岁的爱新觉罗・溥仪以“满洲国”皇帝的身份开始了他的首次访日之行。此情此景，溥仪难掩兴奋。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礼遇”，对友邦心生感激，提笔写下：海平如镜，万里远航。两邦携手，永固东方。
1917年张勋复辟后失败，第二次宣布退位的溥仪不甘心将大清列祖列宗传下来的三百年社稷江山毁在自己手中，一心等待着机会东山再起。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不久，中国的东北三省沦陷，急于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以协助统治的日本关东军与溥仪一拍即合。1934年3月1日,在日本关东军的导演下,溥仪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称帝”，定都长春，改为新京、年号“大同”，这是年仅28岁的溥仪第三次称帝。
尽管不情愿地身穿着日本关东军陆海军大元帅制服、而并非象征着清朝皇位的皇帝袍褂，但此时的溥仪仍然幻想着借用日本的军力，帮他恢复大清的社稷江山。“不能愧对列祖列宗”是他此刻唯一的想法。
溥仪的生父醇亲王和22岁的弟弟爱新觉罗・溥任与父亲一同北上看望刚刚登基的“满州国”皇帝的溥仪。
“我父亲就不赞成（他称帝），就带着我去看了他一下。”如今已经94岁的爱新觉罗・溥任先生回忆道，“溥仪还挺得意，我记得他在那儿说，明年这时候，咱们就不在这儿了，就到北京到宫里头去见。”
然而，溥仪终究也没有能够实现“到北京的宫里头去见”，而他的父亲醇亲王则再也没能见到他。
（三）
1945年，8月9日，早晨。“满州国”首都新京，伪皇宫。
侄子爱新觉罗・毓�刚走到“同德殿”门口，就看见溥仪拉着李贵人，慌慌张张钻进了殿前的防空地下室。毓�还感到奇怪，突然听到城里响起了刺耳的空袭警笛声，南边远远的地方火光一闪，接着传来了不大的爆炸声。他向南张望，听到头上螺旋桨声扑扑拉拉地向北而去。
１９４5年，二次世界大战到了最后的阶段。尽管日本关东军司令一再对溥仪宣称“满洲国”军队和日本皇军正在“奋勇战斗”，但是种种不利的消息还是陆续传来。根据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与美英盟国达成的协议，苏联加紧了对日本作战的准备工作，在远东屯兵近180万人。而日本关东军的总兵力只有75万人。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震惊全世界。这些消息令溥仪坐立不定、寝食难安。终于在８月９日，溥仪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日本关东军高参吉冈安直来到溥仪的办公室，一反往日盛气凌人的常态，消沉地告诉溥仪，几千辆苏军坦克已经越过“国境”，预计次日即将到达“首都”新京附近。时间紧迫，要求溥仪立刻撤退。关东军打算带着他据守通化，走之前还撂下一句“要做好战败自杀的准备”。
1945年8月9日凌晨10分，苏联一百五十多万军队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在四千多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大兵压境，预计次日到达“首都”新京。皇宫内早已乱作一团。而此时的溥仪心中最为恐惧的，竟然并非是苏联军队，而是与他朝夕相处的日本关东军。
“溥仪的作息时间表全乱了，”毓�说，“我见他一清早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内廷里东一头、西一头，漫无目的地看这看那。”
整个伪皇宫都开始紧张地为逃亡收拾行装，而溥仪更是成了惊弓之鸟。他有一本每天做功课摇卦用的《诸葛神课》，在装箱时不小心被红药水染红了一角。溥仪认定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红色是流血的象征。他因此大为烦恼，认为是不吉之兆。然而,此刻溥仪认定的血光之灾，却不是大兵压境的苏联军队，而是与他朝夕相处的日本关东军。他害怕日本人在倒台之前的最后一夜，会把他杀掉，杀人灭口。
1945年8月11日晚，溥仪在伪满洲国皇宫的日子走到了尽头，这座让溥仪曾经寄托了恢复大清基业无限幻想的伪皇宫，也在兵荒马乱之中，成为了一片废墟。
爱新觉罗・毓�回忆说：“伪皇宫里头汽车已经没有了、司机全都走了。后来溥仪带那么多东西怎么运到车站去呢？是日本关东军来的大卡车、还有日本关东军来的日本兵装车运走的。那个伪宫内府内什么车啊、司机全没有了，全完了。当时出了伪满皇宫的院子马上就看到身后燃起了一把大火。”
溥仪等一行人从火车东站上车了，火车装载着伪满洲最高统治集团一路疾行，经吉林、梅河口奔向通化。预备在通化大栗子沟暂避，再作打算。
“连一顿正经的饭也吃不上了，别说他当皇帝的时候正餐起码要48道菜，现在是一道不道了，”毓�回忆说，“只有特殊给他呢，做了一顿面片儿吃，实际就是糊涂汤。而且做片汤也没擀面杖，只有随便找了个空酒瓶子擀的面，其他的人还吃不到。”
逃亡的第5天，心神不宁的溥仪终于从广播中得到了不愿意听到的消息。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这让溥仪大为惊慌。“他害怕日本人说他现在没用了，对他下手、下毒手。”毓�回忆说，“过去是叫什么‘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就怕完了日本把你消灭，特别害怕这个。”
听闻战败消息，溥仪马上站起身来，当着众多日本人的面，冲着东方跪下。一边磕头，一边自颊其面。念念有词喊道：“我对不起天皇，我满洲国没能帮助你太平洋圣战，事已至此，这是我的罪孽，我满洲国没帮上。”
当天晚上，溥仪颁布《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第三次宣布“退位”。第二天，溥仪带着弟弟溥杰、侄子毓�、毓�、毓�等人组成九人“亡命团”，打算乘坐小飞机到沈阳后，换乘大飞机、逃亡日本，而将皇后婉容、贵人等人抛弃在大栗子沟。此处一别，溥仪与皇后婉容再无相见之日。很快婉容被俘虏，第二年就在流亡中病逝，终年四十岁。据说她去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后来的人们其实已经无法推断，如果溥仪真的踏上了那一片他认为可以庇护他的国土，接下来的这一段历史应该如何书写。因为事实上正是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出现了被历史学家们后来津津乐道的一幅非常有戏剧性的画面：当溥仪的飞机降落在沈阳机场上，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8月16日中午，溥仪等人正在沈阳机场休息室里，忽然听到一片震耳的飞机马达声。往外张望，见几架苏军飞机降落，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走了下来。不一会儿，机场上到处是苏联军人。“到那儿下飞机一看，大飞机确不少。一排大飞机，都是苏联的飞机，早到了。”毓�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一看那边还有一个大鼻子俄国兵、还拿着冲锋枪。”
当天，苏联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在中国的沈阳机场俘虏了“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及其侍从，并随即押赴苏联关押收容。世界舆论哗然。而这也是溥仪最后一次以“皇帝”的身份出现在世人眼中。
（四）
1945年8月21日，早晨，苏联赤塔。
“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今天见到他的这位“老朋友”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索性一句话也没有说。
在长春被苏军逮捕时，苏联人问张景惠，是不是很久没有见到你们的皇帝啦？想他吗？没关系，很快你们就可以见到他啦。很快张景惠与各部大臣等若干高级官员被押送到了这个收容所。皇帝、大臣，“满洲国”的最高统治集团，竟然在苏联的异国他乡再次聚首，这有些荒诞不经的一幕仿佛是历史跟他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只是如今，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君君臣臣”。甚至更多了一些冷漠，曾经的“王侯将相”，如今也是各怀心腹事。
“下边伪满的大臣根本跟溥仪不见面，见到溥仪我叫你什么，你叫我什么？我还叫你皇帝陛下，现在都不是，现在咱们都是俘虏，谁叫谁去！”毓�回忆说，“张景惠拿木头做了麻将，和军部大臣、教育大臣和农业大臣四个人凑一桌，天天打麻将；日本人就爱打扑克牌、下围棋；王之佑（伪满官员）他会说书，现编现讲，一天讲那么个二三十分钟大伙听听，今天大破什么镇，明儿讲大获什么岛。爱干什么干什么，没人管。”
与伪满大臣的冷漠不一样，侄子毓�和皇室家族的其他族人们对这位同为“战俘”的溥仪依然尊敬有嘉，“我们这几个人伺候着他，小奴才，死心塌地的。他吃饭，我们上食堂去，把这饭拿个盘给端回来，端到屋里边，他一个人单吃；喝水，我们拿壶给他打开水；衣服给他洗，铺铺床、叠叠被，也还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末代皇帝在红色的苏联并未受到太多的刁难。相反苏联方面还在衣、食、住、劳动方面给予了溥仪优待。他们特意为溥仪安排了单间居住，甚至还配备了佣人帮助溥仪料理起居。苏联人在溥仪的住处里摆放了不少红色书籍供溥仪“学习”。斯大林、列宁，对于这些陌生的名字溥仪没有一点兴趣。他的侄子毓�看到好奇想翻一翻，被溥仪白了一眼。
“什么斯大林、列宁，哪知道啊？那会看到书才慢慢知道，瞧见挺新鲜的，没接触过，”毓�回忆说，“我想瞧瞧列宁长什么模样、斯大林是怎么回事，就翻翻书。溥仪看到我翻书，一脸不高兴，还念呢，学共产主义党，学共产党的书了，你不是造反了！”
溥仪的特权甚至延伸到了马列主义思想和联共党史的学习课堂上。几个侄子为他单独放了一个大一些的椅子，让他坐得更舒服一些，还要沏上茶；领头读报、读书的人还得首先向他报告，他点了头了，才可以开始学习。
熬过了每天例行的学习，算卦可以说是溥仪的一点可怜的精神生活。“他在屋里头算卦，我们在门口得看着，放哨，”毓�回忆说，“跪在床上算卦，拿着铜钱，哗啦哗啦在那摇晃。苏联兵来了，他就把钱收起来在那坐着，假装没事。苏联兵一看没事，走了。他就接着算卦。”
早晨算得好卦就有了希望，得到了安慰，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不得上吉之卦，决不罢休”。这点希望和安慰似乎只是当日有效，因为第二天又重新算起来，而昨天的希望和安慰都已经破灭了。
溥仪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只是但求活命，住了不久，我又生出一个幻想，我也许还可以从这里迁到英国美国去做寓公，我带着大批的珠宝首饰，够我后半辈子用的。”
1945年溥仪在伪满皇宫仓惶出逃时，还不忘带上大批价值连城的珠宝，五年后，在中苏双方的战犯移交仪式上，作为中方官员的程远行曾目睹过，这批珠宝的冰山一角。程远行回忆说：“我感到很稀奇的就是有一样东西，就是这个夜明珠。鸭蛋黄那么大乳白颜色的，摆在桌子上什么也看不出来。阿斯尼就弄了个大衣蒙在我头上。等我蒙在头上以后才发现这个珠子确实在发光，就是有蓝的，绿的，红的，黄的光，还一闪一闪的。
溥仪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随着国民党军队在中国大陆的节节败退，溥仪越发感觉到自己未来的处境不妙。“那一天他算了一卦，那卦写着‘彩云秋后治’，”毓�回忆说，“这秋后的话，不可能有什么好消息。他就整天琢磨这些个。”
这天，溥仪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给斯大林上书，要求留在苏联。这封信就明确地要求：长期留居苏联，他把从国内带过来的两箱珍宝交给了苏联方面，在“献宝之前”，自己先挑选了468件最为珍贵的藏匿在自己皮箱的夹层里，而剩下的大件珠宝，他害怕苏方怀疑他留一手，于是命手下将其全部毁掉。上厕所也往里扔、往烟筒里头也扔、垃圾堆里头也往里埋，那个火里头也往里填，等于把剩下的那几百件就这样把它损毁了。就这样大量宝物被溥仪销毁在异国的土地上。
然而，三封信却都如泥牛入海，杳无回音。
（五）
1946年8月16日，早晨，东京，远东军事法庭。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看到溥仪的时候，溥仪情绪激动，拉着他的手失声痛哭，管他叫“同志”，这让向哲浚始料未及。向哲浚回忆说：“我记得头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看见我好像顾虑重重，因为他知道我是中国人，他担心中国是不是要审判他。”向哲浚告诉溥仪，要放下包袱，好好到法庭上去。
中国皇帝将在国际军事法庭中出庭作证，这在审判史上是空前的，这也是末代皇帝溥仪沉寂五年后首次回到公众的视野中。溥仪的出庭引发了全世界媒体史无前例的关注。日本的《朝日新闻》把溥仪的出庭说成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天的法庭也显得极为拥挤，记者席上早已坐满了各种肤色的手持摄影机和记录本的记者；连台阶上边的旁听席也拥挤不堪。
上午11点25分，法官传证人到庭，整个法庭顿时紧张起来，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把目光投向这位新证人。溥仪身穿一套浅蓝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因为没有戴帽子，可以看到他那满头厚厚的头发，其中有一绺垂在宽阔的前额上。通常护送证人的都是一个宪兵，但溥仪出庭始终有两个美国宪兵和一个苏联军官站在他的身后。
“我1906年出生于北京，名叫溥仪。依满洲习惯在名字之前另加爱新觉罗四字。1909年登上清朝的帝位。”在法庭宣誓之后，溥仪开始用稍微有点嘎声的北京话，回答季南检察长的亲自讯问。
他管孙中山叫“伟大的人物”，用“腐败”形容清政府，说中国革命是“非常进步的运动”，这一切都成为当时报纸上的奇特新闻。
“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满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当年12月中华民国成立，与此同时我便退了位。”从一个末代皇帝口中说出这样的话，也许真的是在苏联“学习”的成果。
出庭之前，控方的律师告诉溥仪，这八天的时间他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提防被告律师设定的陷阱，尽全部可能证明自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完完全全的傀儡皇帝。照他理解，自己傀儡程度越高，自己需要承担的战争责任就越低，但事情的发展并非像溥仪预料的那么顺利。
溥仪研究学者王庆祥在分析溥仪当时的心理时认为：“刚开始时，他也是很激动的，他也揭露了一些问题。但是后来呢，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都出来指责溥仪，就讲溥仪本人也有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你有责任，在那个问题上你也有责任。这就让溥仪真的像一个热锅上的蚂蚁，想推推托不掉，想承认，害怕自己今后受到严厉的惩处，所以他这几天真的过得很不好受。”
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之后正在天津的溥仪，曾经给日本当时的陆相和黑龙会首领写过一封密信。主动向日方提出希望利用“九一八”之后的形势，日方在武力上支持他在东北恢复祖宗的基业，溥仪的想法和日方不谋而合，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满洲国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日方战犯辩护律师拿出了这封密信，作为指责溥仪和侵略者其实是同伙。
溥仪这才意识到，东京这个审判虽然没有针对着自己，自己呢，没有站到那个被告席上。但是早晚有一天，他会站到另外的一个被告席上，会被清算他的罪行；而那些罪行呢，又是和现在的这些日本战犯的罪行，连在一起的，关联在一起的，如果现在揭发了他们，那么以后也会成为自己的罪证。
开庭的第八天，溥仪在结束做证前提出一个爆炸性的建议，他主动提出第二天可以讲一讲日本天皇，毕竟溥仪在两次访日的期间都与日本天皇有过密切的接触和密谈。
当晚正当溥仪为明天的作证做准备时，突然接到了法庭的通知，告知他的作证已经结束，他可以返回苏联。
（六）
1949年，新中国成立。
了解到苏联和中共的密切关系，溥仪预料自己的大限已到，引渡就在眼前。1950年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向斯大林提出将一直关押在苏联的，中国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一批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苏方同意了中国的要求。溥仪最为恐惧的那一天，越来越近了。
揣着一颗无比忐忑的心，溥仪回到了阔别了五年的中国。1950年8月3日，溥仪等日伪战犯从苏联的闷罐车被押解上中方的客车，出于保密需要车窗都用报纸糊上，这让原本就如惊弓之鸟的战犯们更感前途叵测。
溥仪在其自传中写道：“我相信太阳一出来，我的性命也将如同窗外的露水一样很快就消失了。有时，一个相反的念头也会在我心里冒一下，希望索性快些天亮，看看新的中国政府对我究竟怎么样。”
当时负责战犯押送的程远行回忆说：“一上车的时候我就很好奇就看着前面的这些大臣这些人，坐那儿呆若木鸡，坐那儿一动不动，两腿并齐，手放在这里，目不邪视，就是这样坐着一动不动，然后我就看，盯着这个溥仪，我就看这个小皇上，溥仪一上了车就和他们不一样，他就手摸摸，东看看，西看看，就不停地摸。”
“预备米饭，面包，又是咸鸭蛋，所以他们一吃上饭吧，心情放松多了，放松多了，看这样好像不像马上要枪毙。他就不如他弟弟溥杰，溥杰就是胸有城府那个劲儿，虽然也恐惧，但就没像他那种慌张，很肤浅那个劲儿，和我们平时当中想象的皇帝那个距离太远太远。虽然他那么恐怖，那么害怕，但是一看白白的大米饭，食欲也非常好。”
填饱了肚皮之后溥仪又试图和身边这些穿着解放军军服的人搭讪，期望从他们口中套出一点关乎自己命运前途的蛛丝马迹。
“他说我给你讲，我很想家，我很想家，我家里也有亲人啊。他们都是妻儿老小家里头有很多所以我这个想家的心情，就像是当年苏武牧羊，陆曦就给他指出来，他说我还必须要给你指出来，苏武，他的大节是好的，忠于自己的祖国，而你溥仪，你的大节不好，你投靠了日本，当了皇帝。哎呦，又尴尬又紧张，就是在那儿但是又不好说，他马上就说，马上就接着等了一会吧。啊陆代表，你说的对，就是这样的，你说的对，我的大节不好，他们的大节也不好，就指着那些大臣说，他们的大节也不好。”
列车员小王为了消除溥仪的紧张情绪，特意送给他一袋花生米，溥仪如获至宝竟然跑到车厢的前半部分，把花生米分发给自己的那些“大臣”们。
“他说，哎，这个，这是牡丹江刚刚新炒的五香花生米，非常香，来，我分给大家尝尝，分给你们尝尝，就拿了一颗，那个大臣就赶紧两只手捧着接这一颗花生米给那个也两个手捧着，站起来翘起屁股非常恭敬地接收皇帝的恩赐，这一颗花生米一面吃一面就说，哎呀，真香啊。小王就过来了，小王就说，你怎么不吃啊？哎呀，我舍不得吃啊，如果有奉天的啤酒一块吃就更香了。然后小王就说了句，以后有机会我请你喝啤酒吃花生米，说完了以后呢，小王又加了一句，不过有没有这个机会还不知道，这下子溥仪，所以这个人是很不简单的，非常敏感，马上就抓住这句话是不是我没有这个机会了。”
溥仪在他的自传中写道：“火车到达终点就是我沉底的时候，我深信不疑我的生命和旅途同样是越走越短，我这时真像一个快淹死的人，举目四望，看有什么救命的东西可以抓住。”
（七）
坐落在高尔山下、浑河北岸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已经有着70多年的历史。这里曾经被称为是远东最神秘的监狱。自从1931年建立以来，这里曾经关押过各种肤色、各种国籍的犯人，包括日本战犯975名、国民党战犯354名和伪满洲国战犯71名。从1950年收监到1960年特赦，溥仪在这里度过了整整十年的时间。而这十年也是战犯所历史上最为传奇的十年。
1950年8月5日早晨，管教黄国城将一套新的囚服递给溥仪的时候，觉得溥仪有些情绪。
“他对这衣服有想法，他总觉得这个衣服好像就像寿衣、死人衣裳，穿上这衣裳就完了。”黄国城回忆道。
当溥仪拿到自己的囚服时，看见囚服的胸前的绣着编号“981”。从此这成为了他在这里的名字。
溥仪一生有过多种称谓：1908年他三岁登基的时候，老北京都管他叫“小皇上”；1932年“满洲国”成立后，他又成为“康德皇帝”；1945年到了苏联后，迫于时局，身边的人改口称他为“上面”或者“溥大爷”。这些称呼溥仪一个都听着不顺耳，反而这个“981”倒让他觉得免去一分尴尬。
“那一开始见，我觉得很奇怪，溥仪怎么是长得这么个样。”黄国城回忆道，“以前那照片，那是相当威武的，没想到这小子这么个德性，也不怎么的。戴个近视眼镜，和正常人也没啥区别，说话完全是北京口音，生活非常孬糟。啥也不是、什么也不会，就这么个玩意儿。”
如何处理这一千多名日籍、伪满以及国民党战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为了让战犯安心改造管理所投入了3００多万新建俱乐部、体育场、图书馆和露天的舞台。同时，管理所内部还制定了“三个保障”：一是要保障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不打不骂，二是保障生活条件，三是保障身体健康。犯人的伙食是根据级别分小、中、大三个灶别。溥仪和几个大臣吃小灶，翻译吃中灶，跟他来的那些随从吃大灶。
战犯每日三餐吃的都是细粮，而当时管教人员的饭碗里却还总是能见到黑窝窝头。
在管理所中，很多工作人员都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对他们而言，记忆中的“满洲国”可谓不堪回首。很多人的家人惨遭日伪杀害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大家思想上都有些想不通。
“炊事员也不干了，”原战犯所管教黄国城回忆说，“谁能做谁做，给他们吃这么好，谁出的馊主意。我看这要是猪啊喂肥了还能吃，你说给这些玩意儿，这些战犯干脆给他杀了得了。做那个饭啊、淘那个米啊，基本上做完了就搁水过一过就是；这菜呢切得长短不齐，洗得也不干净，搁刀叭叭叭能切上往大锅（一扔），炒的油少、爱吃不吃吧！”
想到自己竟然要为这些可恨的日伪战犯服务，很多工作人员想不通，甚至有些人还提出要离开管理所。根据周恩来做出的“一个不跑，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的指示，所领导只能做这些同志的思想工作。实在说不通，就干脆以命令的形式，将善待战犯作为原则确定下来。
战犯所为了更好地锻炼溥仪的生活自理能力，刻意将他与家族的小圈子分开关押。失去了陪伴在身边30多年的左膀右臂，溥仪连最基本的生活也无法保障。“981逸事”居然成为了战犯所犯人的笑料。
“挺遭罪的，”当时的护士长赵毓英对溥仪有几分同情，“他也没法，他的家人都与他分开了，现在与他同屋里的人没有义务帮着他。他就跟不上人家，早晨到了钟点该叠被的时候，大家很快把被整理好，像军队那样的。他被子叠不上，穿衣服穿不上，大家上外面集合去了，他也跟不上；衣服更不会洗，所以他这个阶段衣服根本就没洗过。想求人家他也开不了口；洗衣服，弄个盆，鼓弄半天也弄不上来，就挺遭罪的。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有一次，贺龙来管理所视察，”管教罗凤臣回忆说，“他提出要见见溥仪，正好我那天值班，拿传票到号把他提出来了，我说溥仪你出来一趟，结果他舞舞喳喳忙活了半天，出来一看衣服不对扣、斜的，鞋带也都不会系，裤子也是皱巴巴的。就这样见首长了。”
“战犯所组织劳动糊纸盒子。溥仪糊纸盒子笨死了，这纸盒子糊出来，哪个盒子最次，最难看、最歪的就一定是他的。”罗凤臣说。
一些小的“计谋”倒是可以解决最直接的困扰。
――洗澡。溥仪他不愿意和其他人在一起洗澡，怕别人埋汰。轮到他的监号洗澡的时候，溥仪第一个冲出来，跳进浴池赶紧洗。赶到别人来下水，他已经洗完出来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倒马桶。每个监舍都会安排值日生，轮流打扫卫生，倒马桶、扫地等等。溥仪一听说要倒马桶就慌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所长注意到了溥仪的情况，发话说值日的事情溥仪就免了吧。溥仪才长吁一口气，就像大赦了他一样。
“没有精神”是管教罗凤臣回忆时对溥仪最深的印象。“你看他晃荡晃荡，跟个傻子似的。不像电影电视里演的那样，做皇上的时候那么精神，”罗凤臣回忆道，“其实当皇上的时候也是傀儡，也不是那么精神。他非常孤立，原来大伙都围绕我，现在都不理我了，大臣也不是大臣、下属也不是下属、侄也不是侄，就我一个人被完全孤立了，所以那个阶段的溥仪是非常苦恼的。”
被嘲笑、受歧视、被孤立、碰钉子。这是40岁的溥仪从未遭受过的。大多数时候，溥仪选择了沉默，与舍友不说话，与族人也不说话，有的时候受了一肚子气，被逼急了的时候，还有他实施“报复”的方式――占马桶。
“他也会使点坏，坐在马桶不起来。他的那味儿太大，别人受不了。别人要用马桶他也不让、占着，”管教刘家常回忆，“别人白天不是说他坏话吗，他还击不上来；别人不是讽刺他吗，他不吱声憋气。到了晚上我熏死你们。”
（八）
195３年4月16日，早晨，中国抚顺。
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夫人郑英顺刚出家门准备上班，就在门口碰到了一个裹着头巾，挎着包袱的农村中年妇女。
“我就问她你找谁呀？”郑英顺回忆说，“她说我找溥仪，我是溥仪的妻子。”
李玉琴生于长春市一户普通人家，1943年，年仅15岁的李玉琴被选入伪满洲国的“皇宫”中，并被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封为“福贵人”，成为溥仪的第四位妻子。1945年，日本投降，李玉琴被溥仪留在了大栗子沟，后几经辗转，一直在北京生活。1950年以后，李玉琴经多方打听得知溥仪在抚顺关押，立刻筹措了路费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了分别10年的溥仪。
抚顺战犯所经过请示上级，特别批准在所内辟出一个单间，用两张单人床拼起一张双人床，专门供探望期间溥仪与李玉琴居住。战犯管理所的管教意图用溥仪这段最后的婚姻，帮助改造。
“看到溥仪，李玉琴还是吃了一惊。”负责安排李玉琴接待的郑英顺回忆说，“已经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了。她的想象中，当年这个康德皇帝是很年轻、很英俊、很帅气的那样一个年轻皇帝；而现在呢，变成了一个糟老头。背也有点驼了，说话也比较好像笨重了。”
“而且呢，还有一些细节也让李玉琴感觉到了距离。比如她带来了一些糖果，溥仪一看到糖果，也许挺长时间没有吃过，赶快就拿过来掰开就塞到自己嘴里，也不说另外掰一块，说玉琴你也吃一块，所以这些都让李玉琴的心里起了一些变化。她会在一些细节上非常关注这些事情，结果她觉得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好像眼前这个人呢，不是她当年的丈夫，有了距离、比较生疏了；也不是像当年那样好像非常的有为，而是比较老态龙钟的样子了。”
此后，李玉琴后又多次来到战犯管理所，但与溥仪之间的夫妻关系却每况愈下，而溥仪释放的日期又遥不可知。最终，李玉琴提出了离婚请求。1957年5月20日，河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裁定准许离婚。
“离婚的打击对溥仪非常大，”管教刘家常回忆说，“原本在里面好像还有一个奔头，还有一个希望，现在连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人变得非常消沉。”
1954年5月的一天，全体伪满战犯被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坦白和检举大会。伪满战犯公开坦白罪恶，面对面做揭发。这是第一次、其实也是最后一次。直到这一年的年底检举认罪进入了定案阶段。12月25号，溥仪被叫到了询问室。工作人员把一大堆材料放在他面前跟他说：这都是别人对你的检举。你认为对的，就在上面签字；认为有出入的，就写上你的意见；认为不对的你还可以指出来、可以不签字；一时记不起来的那些，也可以再想一想，然后再表达你的态度。总而言之，要实事求是。翻开厚厚的材料，溥仪这才发现，自认为掩盖得很好的诸多事实早已被周围人揭发。他颤巍巍地拿起钢笔，在一份份材料上签了字，随后走出了审讯室。
溥仪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慢慢地顺着甬道向自己住的地方走着，我觉得喘不过气来，心里翻腾着。我想现在反正是一切都完了。我的一切所作所为，愿意说的和不愿意说的、我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我的凶暴和怯懦、我的表面和内里全亮出来了。我像一个赤条条的、一丝不挂地站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人，任人展览，听候最后裁判。”
（九）
1959年9月18日，对于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几个年头的溥仪来说，这一天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就是在这个普通的日子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听到了一个让他难以置信的消息，也正是这个消息，从此改变了这位末代皇帝的后半生。高音喇叭里播送了这样一条新闻：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溥仪从来没有预期到自己会这么快被释放，”当时在特赦大会现场的管教黄国城回忆说，“论罪恶他最大，他是伪满的皇帝嘛，是第一号；论改造，也不能说好啊，生活自理能力还是很差；论学习，他的弟弟溥杰比他强多了很有政策水平，而且说起来头头是道；溥杰写了十个字了，那溥仪可能一个字还没写出来呢，所以当时怎么想，从哪个角度上考虑，溥仪也不认为第一个特赦可能会是他。”
弟弟溥杰捅了捅他，他才往前走了几步,深深的鞠躬，然后抬起他的双手，接了那份特赦通知书。管教黄国城说他看到了溥仪眼中的泪水。
回到监舍，收拾起自己不多的盆盆罐罐，同屋的人都向他道喜。溥仪没有说话，只是低头撕掉了衣服胸口的编号“981”。临行前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将一只怀表递到了溥仪面前。这只表是溥仪当年的英文老师庄士敦陪他买的一块法国金表。1959年12月8日溥仪带着他的“诸多宝贝”里的唯一一块怀表，踏上了回京的火车。
溥仪在他的自传中写到：这是我第一次和劳动者坐在一起，这是我和人民在一起的生活开始了。
（十）
1960年的5月1号，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张灯结彩，举行盛大的游行集会，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万人的队伍清早就在天安门广场东侧集结，场面相当的宏大。据说也正是在这次游行当中第一次喊出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气氛相当的热烈。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当时十万人的游行队伍当中，有一个不起眼的中年男子。他身穿着军黄色的上衣，头戴着军帽，眼睛高度近视，完全被淹没在了激动的人群和巨大的口号声浪当中，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
原中科院北京植物园员工刘金槛回忆说：“一到天安门那儿，这队伍就有点都往上看。一见到毛主席在天安门上都挺激动。什么毛主席万岁呀、呼口号啊。人们就停留时间长，就不大愿意走，好不容易看见（毛主席）了这样子。所以后边就踩他的脚。一踩呢他的鞋就掉了。走走的就紧着，自个儿拿脚那么提一提的就穿上了。掉了两三次，通过了天安门广场了以后，他说：‘唉，不错，毛主席挺精神的！’”
在此半年前的1959年12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关押十年的溥仪，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颁发的特赦令回到了北京。这也是溥仪在1924年被赶出紫禁城后，第一次重返故都。
高中生金毓嶂放学回家见到自己从未谋面的伯父时，觉得伯父看上去像一个老实人。
“戴一棉帽子，穿一身棉裤棉袄，就是劳改制式的服装，”金毓嶂回忆道，“比我父亲个子还高。而且跟我们握手特别有劲，刚回来的时候身体还是可以的。而且精神状态也比较好。”
“我就叫他伯父，大伯父，他是我的大伯父，也叫大大爷，北京老话就是这样。哪里会再提以前的那套！都是以亲戚相称，他是我的伯父，我是他的侄子。”
溥仪的胞弟，今年九十四岁的爱新觉罗・溥任回忆说：“我以为他跟溥杰那是没有了、已经死了。后来忽然接到通知，说他还活着。”
回到了阔别三十年的故都，溥仪在北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住处。他只能暂住在五格格韫馨的家中。溥仪在家中见到了自己大家族的成员。亲生父亲载丰在十年前就已经去世，原先的二格格、二妹韫和被分配在街道托儿所工作，五格格当上了饭馆的服务员，自己的兄弟溥任则和七妹开始创办私立小学。曾经皇族的金枝玉叶，如今都散落在京城各处。
溥仪的归来却给这个刚刚回复难得平静的家族激起了不小的波澜。爱新觉罗・溥任回忆说：“他们都不理他，家里头去连一碗饭都不给他吃，后来他没法子就到我这，我给他饭吃，还给他买几件衣裳。他感动得都哭了。他说我以前对你那么不好，竟打你。现在就是你还帮助我。”
溥仪在他当时的日记中写道：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自己过去的罪恶，我一定要继续立功赎罪。为祖国和人民贡献我的一切，直到我的脉搏停止。相信我的誓言，相信我一定会忠于我的誓言。
回京后的第二天上午，溥仪到北京派出所办理了户籍手续，成为了在北京市有正式户口的普通市民。户口本上写着：姓名“爱新觉罗・溥仪”，工作单位“无业”，婚姻状况“离异”。
随后溥仪来到天安门广场，在背衬着天安门城楼西侧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金水桥边照了一张相。
这天，溥仪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天安门广场我是早已从电影、报刊以及家信中熟悉了的。我从银幕上看到过举着各项建设成绩标牌的游行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在我面前，巍峨的天安门是祖国从苦难到幸福的历史见证，也是旧溥仪变成新溥仪的见证。
（十一）
2007年清明节，河北义县华龙皇家园林。
这里虽然同属于清西陵景区，也被贯以皇家之名。但与附近雍正、嘉庆、道光、光绪皇帝的陵园相比，溥仪的坟墓却与普通百姓的紧挨在一起。在坟墓两旁陪伴他的是皇后婉容的衣冠冢，和他最爱的妃子谭玉龄。
1964年9月底，溥仪和李淑贤跟随全国政协参观团返回北京后，溥仪一直精神不振，并开始伴随有尿血的症状。最终被确诊为肾癌。1967年10月16日，溥仪的病情突然加重。他的朋友老范和老李来到北京协和医院看望病危中的溥仪。晚上十一点，老范和老李与溥仪告别说：我们要走了，明天再过来看你。溥仪说：“老李老范，你们别走、你们别走。我应该还能活，我要活。因为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没有完成。我要活下去。”这应该就是溥仪先生在去世之前清醒的时候，最后说的几句话。
1967年新华社10月19日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爱新觉罗・溥仪先生因患肾癌、尿毒症、贫血性心脏病，经长期治疗无效，于10月17日2时30分逝世于北京，终年六十岁。火柴盒大小的一条简短的消息宣布了溥仪的死讯，登在《人民日报》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角落。据说那还是周恩来总理过问之下才得以刊登的。讣闻上之字未提溥仪过去皇帝的身份和旧日的经历，只是提起了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而后在人民医院举行的告别仪式上也仅有少数几个爱新觉罗家族的亲友参加。他的追悼会一直到了13年之后的1980年才得以举行。
起初溥仪的骨灰是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日后又被移到了河北义县永宁山下的清西陵。这里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个皇帝，九个皇后，56个嫔妃以及王公公主76人。据说早在1908年溥仪登基之初就已经确定这块地方是他的陵墓。而在60年后，溥仪才终于可以在这里见到了自己的列祖列宗。
溥仪日记：“我这一世当过皇帝，也当了公民。归宿还好。现在总算是已经走到了尽头。改造我这样一个人不容易。把封建统治者变成公民，无论什么国家都很难做到，中国共产党办到了。”
尽管大半生都为恢复祖宗传给他的大清江山社稷而奔波，但溥仪的坟墓还是与他的列祖列宗有着一墙之隔。他一生经历过三次登基、三次退位。当过末代皇帝宣统、“满洲国”皇帝康德、苏联战俘、新中国的战犯。在他死后，墓碑上只有六个字：爱新觉罗・溥仪。
责任编辑：徐晓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