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浩波自从“出道”之日起，其写作长诗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尽管写作这些长诗给他带来了难以相间的痛苦和挑战，甚至曾有一段时间沈浩波不得不因为各种原因而放弃长诗写作。而近期沈浩波的长诗《蝴蝶》（2008年4月开始写作，2009年10月底完成，2010年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出版）更是让诗坛同行们侧目。尽管在为数不少的对这首长诗的评价文章中不乏哥们、朋友式的叫好和追捧，也不乏溢美之词，甚至《蝴蝶》出版时在勒口处的文字“里程碑意义上的史诗”还有待时间的进一步考验，但是平心而论《蝴蝶》这首长诗确实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一个不小的收获，尽管它不可避免仍然存在缺憾，比照而言，该长诗的第三辑我有些不太满意。但是这首长诗是一个诗人的精神成长史和一代人的被迫颠三倒四一样的“家族”寓言，更是一个生命与时代、伦理、现场和历史惨烈碰撞之后的不无悲壮的嘶鸣之声与嘶哑而尖厉的叫喊不绝的审判、自供和忏悔以及“不原谅”、“不宽恕”的高音量告白。诗中不断出现的“母亲”、“父亲”、“祖父”、“妻子”和“儿子”等家族谱系是诗人借以对畸形的、不正常的历史秩序、国家神话、政治叙事、生存语境和现实存在的一种融入了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符号性象征和诗歌精神推进的寓言化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沈浩波的诗歌文本中的由“儿子”――“我”――“父亲”――“祖父”所构成的循环的“父系”形象，而这个循环系统在沈浩波这里构成了一种可怕而宿命性的难以挣脱的巨大力量，相互焦灼、相互排斥又难以挣脱和剥离的胶着。而在伊格尔顿看来“父亲”是政治统治与国家权力的化身，而在沈浩波这里“父亲”还没有被提升或夸大到政治甚至国家的象征体系上，而是更为真切的与个体的生存体验甚至现实世界直接关联，而诗人与“父亲”以及以“父亲”为象征的关系则是尴尬、焦灼和拉锯式的状态。这是一口黑黢黢的深井，既想回到本真性的亲切又不能不面对强大的血统、伦理乃至文化上的巨大差异、隔膜和逆反，甚至还有挑战，“上帝为男人发明了10000种小丑的姿态/每一种都属于我的父亲/我是虚伪、紧张、不甘/和简陋、怯懦、绝望交媾的产物”（《蝴蝶・第二辑》）。
沈浩波的长诗写作其时间意识是相当显豁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时间意识是与生命的体验、现场感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直接相关的，这种时间意识不仅具有宽泛的哲思性更具有真切的个人性，同时这种时间意识在诗人所发现和创设的意象、诗歌节奏、语言方式和诗歌的整体构架中得到了近乎精确的个性化呈现。这种呈现既是个人的也是历史的，既是记忆的也是现场的，既是诗学层面的，也是社会学层面上的。说到长诗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所谓的“跨文体写作”，换言之就是诗人将散文、戏剧、书信、歌曲、小说、日记、随笔、广告等文体元素掺入到诗歌文本中，而我对此却不敢苟同。真正的诗歌是从来都不会仅限于抒情或叙事的一元的牢笼，而是会尽可能地以多种话语方式增强诗歌的容量、张力和空间，长诗写作尤其如此。长诗的精神维度和诗歌结构显然更为重要，这既是关涉诗歌语言的，更是关涉生存本身的，当然也有社会和历史文化上的考量。沈浩波的长诗写作在迅速摆脱早期的青春抒情和诗歌学徒期之后显现出在生存现场、个体生命和历史文化的临界点上维护诗歌的本体依据的先锋特征以及知识分子的良知感（包括诗歌语言和技艺上的良知）和历史意识。沈浩波多年来的长诗写作呈现的是急速的节奏中暴风骤雨般的狞厉的、寓言化的、荒谬性的戏剧性景观，无论是与诗人的生存直接相关的往事记忆、生活细节还是想象和经验中的更为驳杂的场景、事件、历史、幻想都在质疑、反讽的基调中呈现出难以规约的诗歌的真实状态。沈浩波的长诗写作极其强烈地张扬了一代人对自我、世界、生存、诗歌、历史、乡村、城市、异乡的经验或想象性认识，诗人以极其强烈的介入现实和历史的姿态呈现出快速的令人眩晕的目不暇接的驳杂景象，这些长诗更像是一个个人化、历史化、欲望化和寓言化的生存文本或一个诗人的灵魂档案和历史见证，一份关于社会、历史与个体的白皮书。基于此，黑暗、荒谬、悖论、假象、龌龊被诗人从浮华的帷幕背后拖拽出来，而个体作为一个匆促的生命过客，强大的社会规训与惩罚显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制约，再加之难以抗拒和改变的宿命力量的压制，生和死都不能不是沉重而尴尬的。
沈浩波2008年开始创作的长诗《蝴蝶》前后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两年时间，在我看来这种“难产”的过程更像是“70后”诗人在这个时代诗歌写作情势的一个绝好的象征，或者“窄化”一些这首诗起码对于沈浩波自己而言是具有着“个人里程碑”的意义。到了沈浩波这样的年龄和诗歌写作时间段，诗歌不可避免进入了瓶颈期和冰河期，这在其他同时代诗人中都普遍存在。而形成悖论和反讽的是，大量的诗人在网上和刊物上夜以继日的制造着大量的诗歌作品，而实际上这些文本因为瓶颈期的到来而呈现出高度的重复和自我复制。当沈浩波在2009年10月27日饿着肚子在北新桥的“等待戈多”咖啡馆终于完成这首长诗《蝴蝶》的时候，我们是否看到了一个时代的沉滞低洼地带的艰难的精神“飞翔”或者是坠落时的痛楚与分裂？以沈浩波等人为代表的“70后”诗人为什么在如此急促、沉重、暧昧又如此轻飘、浮夸、虚肿的时代生存景象中还要进行写作长诗的努力，“在这样的时代，没有巨大的象征性的民族北上，没有战火与集体的创痛，如何承载这么长的一首诗的重量，用什么来承载？”① 在我看来从1970年代以来的30余年的时间里，“70后”一代人见证了不同的时代，从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的红色政治年代过渡到商业化、娱乐化、物欲化、传媒化的经济主义时代，剧烈的时代震荡和社会转变，夹缝中生存的尴尬和无奈的城市之累都如此强烈地淤积在“70后”这一代人的内心深处，甚至一些强烈的倾诉和抗议的愿望已经在短诗中无以完成，只能是在长诗写作中才能逐渐完成一代人的倾诉、对话、命名。随着时间的推移，“70后”的长诗写作会越来越成为显豁的诗歌史现实。概而言之，沈浩波写作长诗的努力印证了中国当代诗人写作长诗的可能的和某种远景，当然这种可能性和远景的实现只能是由极少数的几个人来完成的，历史总是残酷的，这在平庸的年代更是如此。在巨大的减法规则中，掩埋和遗忘成了历史对待我们的态度，而语言和诗歌永远比一个国家更古老，更具有生命力，一些诗人用语言创造的自我和世界最终会在历史中停留、铭记，历史在寻找这个幸运者，这个幸运者肯定也是一个在个人和时代的轨道上发现疼痛和寒冷的旅人。沈浩波的《蝴蝶》等长诗写作蕴含了一种独具个性而又相当重要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深入现实的精神向度，一个诗人对日常和“平庸”生活的逼视本身就是绝好的现实之一种。这种个人的历史想象力较之1980年代以来的带有青春期写作症候的美学想象力而言更具有一种深度和包容力。历史想象力是指诗人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话语方式去处理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显豁和噬心的问题。换言之历史想象力畛域中既有个人性又兼具时代和生存的历史性。历史想象力不仅是一个诗歌功能的概念同时也是有关诗歌本体的概念。沈浩波的长诗写作有力地在历史想象力的启示下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肖像和一代人的诗歌史、生活史和社会史面影，这些诗作也可以说是历史想象力在一代诗人身上的具有代表性的展现与深入，清醒与困惑的反复纠缠，自我与外物的对称或对抗。
在我看来沈浩波在《蝴蝶》中呈现了近年来他始终坚持的在看似日常化的真实生存场景和地理学场域中设置大量的既日常化甚至庸俗化但又不乏戏剧性、想象性的同时寓含强大精神势能、暗示能量和寓言化的场景。在这些苍茫的黑色场景中纷纷登场的人、物和事都承载了巨大的心理能量，更为有力地揭示了最为尴尬、疼痛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时代的华美衣服的肮脏、褶皱的真实内里以及更为沉暗的个体生存的体验和时间的巨大黑色斗篷下的生命的寒冷和同样寒彻刺骨的记忆。我想正是由此，沈浩波在《蝴蝶》等诗中所持有的更像是“聚光灯”之外的黑暗诗学，精神自审、西绪弗斯式追问、现场逼视和历史省思的维度之下，诗人已经没有必要再重复光明、天空和灿烂的前景，作为创造者和发现者代名词的诗人有必要有责任对大地之下的黑暗之物予以语言和想象的照亮与发掘。基于此黑暗的地下洞穴中细碎的牙齿所磨砺出的“田鼠”般的歌唱正契合了最应该被我们所熟悉然而却一直被我们所漠视的歌唱。好的诗人都是时代的兢兢业业的守夜者，这个守夜者看到了夜晚如何把中国变成了一口夹杂着欲望和现代化怪兽的深井，看到了一个推土机和搅拌机如何建造起一个个虚无的钢铁之城。
《蝴蝶》是后社会主义时代诗歌精神气象和个人诗歌地理学正在丧失和消弭的挽歌。
沈浩波在长诗《蝴蝶》中对“身边之物”投注了尽量宽广的考察视阈，他在审视和叩问的过程中并没有呈现出简单而廉价的二元对立的冲动与伦理机制的狂想，没有在个人与整体、农村与城市、底层与中产、历史与当下、沉落与救赎、挽留与拒绝中设置鸿沟和立场，而正是这种融合的姿态反而使得以上的二元对立项之间出现了张力、弥散和某种难以消弭的复杂和“暧昧”。这种还原的历史主义和田野作业式的诗歌话语方式恰恰是在多个向度上再现与命名了诗人所经历的传统农耕社会的理想主义、革命教育与生活方式和此后工业和市场的无限推进的后社会主义时代泛政治语境下的尴尬心态、无根的失落和莫名的恐惧，“在灰色的城市/不再想念白云/只是依然试图/去写明亮的诗”（《蝴蝶・第一辑》）。在一个写作如此多元、媒介如此便利的语境之下，诗人很容易跌坠入自我幻觉和日常叙事的天鹅绒当中去，很容易在丧失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维度的前提下承担、不介入、不担当、不决绝、不抵抗的暧昧与讨巧中来！这多像我们当下娘里娘气的“中性”和“去势”的时代。而沈浩波的诗歌显然并非扮演了个人和日常叙事中小感受、小反思者的角色，而是有意识在文本的尽可能拓展的巷道上延展自己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展现个人的命运轨迹和更为深切的家族历史。
我看到了一个“民间”家族的深埋地下的苦涩而顽健的“草根”，看到了看似颠覆和嘲讽“父辈”和传统“母亲”形象背后的无处不在的深潭般的泥泞和内心。这种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真切言说基础上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就在最大程度上打开了现代诗歌应有的空间视阈，将消逝的和正在消逝的事物与情感交织在类似于无物之阵的迷津之中。简单的肯定和否定都只是少年和青春期写作的表征，而中年式的在肯定、犹疑、前进、折回之间展开的辩驳和诘问方式在沈浩波这样的“70后”诗人中不能不日益显豁地呈现出来。
对于《蝴蝶》第一辑、第二辑和第三辑的诗歌形式、语言节奏和句式等特点我想暂且搁置，而诗歌写作作为一个人的内心“宗教”和乌托邦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清洁”和对社会进行矫正的功能，但是我们看到的仍旧是无边无际的日常景象中的龌龊、喧嚣、混乱和荒诞。在《蝴蝶》呈现给我们的一个时代遗留的影像和个人精神成长史中，沈浩波以其沙哑而尖锐的咳嗽，以各种令人触目惊心但又极其日常化的场景镌写着一代人在紧张的工业时代的孤独与不安。时代和成长经历所造成的生活的琐碎、偶然背后的宿命之手和难以挣脱的规训与惩罚，使得沈浩波的一些诗歌呈现出某种病历性的特征。显然这种“低烧”和疾病状态并没有使诗人在虚幻的理想乌托邦面前长久的沉坠，反倒使诗人获得一种对抗的勇气。实际上饥饿更是一种严重的时代疾病。作为在成长经历中经受了精神和物质双重饥饿的“70后”一代人而言，这一代人的诗歌几乎无处不印证了这种“尴尬”和“饥饿”状态，“总是回忆起/一生中的一顿饭//蹲在椅子上/光着膀子/吃煮得很烂的面条/使劲的喝面汤/一口气吃了三大碗/全身是汗/如被水洗//那叫一个美啊/从此之后/天下再无美食”（《蝴蝶・第二辑》）。而正是这种“饥饿”和由此而产生的觅食飘荡――在生活、社会、精神中的漂泊和游移――的状态使得沈浩波不断在纷乱的生存现场中将视野不断投注到那个逝去的年代，实现自我的一种渴望机制。“饥饿”甚至成了“70后”一代人的宿命。
沈浩波所持有“70后”一代人的生存经历、情感经验和思考方式使得他更多地充当了理想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双重角色，而很多人在青年时代都是愤青，而随着年龄的变化这种带有本能性的愤怒与批判就不断走向了衰竭，而沈浩波尽管其诗歌写作在更为广阔的多元空间同时掘进，但是他的诗歌一直有质疑的立场。“因为拒绝诉说/我把自己锁成冰柜”，一定程度上沈浩波和他的《蝴蝶》等诗毫不留情地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骤然寒冷的时代冰库，每一个读者都会为其中的一个个难以避免、纷至沓来的寒风和暴雪不停寒噤，所以从精神和文化的角度来考量沈浩波以及其他“70后”一代人的诗歌写作在很多方面都像是在一个发着低烧的时代以内心波澜不断的抒写在为时代提交着一份扭曲而尴尬的病历表。这些病历共同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病症和顽疾，也说出了他们视野中的衰老、占领、死亡和“母亲”、“父亲”的经验价值观的降价、贬值。在沈浩波的很多诗歌中他不无有效地呈现出一代人面对的生存黑幕的压力和灵魂的低沉自白，不断与现实摩擦甚至冲撞，不断在龃龉的现场中发出质疑，并在日常的背后揭开由想象的真实、语言的真实和诗歌的真实所构成的常任难以发现的空间，这种发现秘密和日常诗意的强大势能反倒是印证了诗歌、语言和记忆的力量，也同时更为感同身受地意识到有很多东西和事物比我们脆弱的生命要强大得多。
在沈浩波这里，我领受了“日常”和诗歌交锋的无形而巨大的力量，我也最终看到了一代人的生存就像是黑夜厨房中的一场暗火，尽管硝烟不再，但是他在维持内心的尊严和发现的痛楚时付出的代价并不比以往任何时代要少，“抱起一只母鹅/揍她丰满的臀/让她飞翔/像圣洁的天鹅/令人落泪”（《蝴蝶・第二辑》）。他在驱赶着世俗和现场的黑暗的同时也撕开了一道道并不醒目但却难以愈合的伤口和无言的苍凉与自嘲。作为个体和诗人，沈浩波在不断培养着个体和家族面对时间、社会、历史、生存和死亡的勇气，在交叉的小径花园中高高的举着内心的灯盏，努力寻找着与时代与历史对话的机会，但这样的机会不是稍纵即逝，就是永远不来。沈浩波在《蝴蝶》中不断构筑自己的精神“基地”的灵魂地理学。他不断将散落在各处的日常化的空间场景以诗化的意义，不断在日常化景观中呈现一个当代诗人的微观地理学图景。那些宏大的、虚假的、卑劣的、龌龊的政治文化、乡土文化、城市文化以及三流诗人的自大、自闭传统所一起构筑起的广场谄媚学和纪念碑早已在无比令人惊悸的黑暗与痛苦中烟消云散。正是在真实场景和想象空间的交织中，一个诗人在语言的空间和自身生命履历的轨迹上呈现出波诡云谲的气象与心像，梦呓与白日梦，现实与寓言。
霍俊明简历1970年代出生于河北丰润农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人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汉江安康诗歌奖”评委会主任，《星星诗刊》编委。著有《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曾获2009“诗探索”诗歌评论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