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美国的一个教堂里做老师，给到美国探亲的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父母上课，教他们扭秧歌。汶川地震发生后的一天下午，教堂的孔小姐打电话提醒我：“黄老师，明天你能来吗?”我回答：“明天我会来，但不能带大家扭秧歌了。中国发生了地震，我高兴不起来。”我建议她把明天的课程改成“太极拳”。
晚上女儿下班回来，带了100张她设计、制作的彩色英文版“中国地震赈灾”传单。女儿说，她的老板不仅允许她用公司的设备和材料制作这些传单，还建议她在午休时间在餐厅里发放这些传单。
第二天，我带上100张传单去了教堂。在等车时，我向邻居们发放了几张。他们都带着凝重的表情诉说着关心，可惜我英文水平有限，只听懂了“可怕的”这个单词。
在去教堂的车上，我遇到了几个台湾朋友。他们赞扬大陆在此次救灾中的“透明度”和解放军的神速。
第一节课，来自台湾的牧师讲起了汶川地震，用投影仪放映了许多图片。在下面听课的中国老人和中国义工，都表示已经知道了这个噩耗。牧师问大家：“我们是什么人?”大家回答：“中国人!”牧师又问：“哪里发生了地震?”“中国!”牧师再问：“我们应该怎么办?”大家回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时，一只“捐款箱”开始在人群中传递。老人们用青筋膨露的双手，拿出自己的零花钱，颤颤巍巍地投进箱子。有的老人没有带钱，竟因此愧疚起来。牧师安慰大家说，捐款将持续一段时间，大家不用着急。
午餐时，我把剩余的几十张传单拿出来，希望大家拿回去送给自己的邻居，或让子女上班时带给同事。大家觉得这是个好主意，纷纷伸手索要。
第三天上午，带着女儿新打印的传单，我到了镇上的一家中餐馆。除了华人，到这里来吃饭的美国人也很多。餐馆的广东老板和我素不相识，他只看了一眼传单，就同意了我的要求。
走出餐馆，我赶到曼哈顿下城的“中国广场”画廊，去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希望通过媒体发布捐款的消息。这个画廊的经理是一个在中国生活过、喜欢和中国人“扎堆儿”的美国女孩，无偿为我们提供了新闻发布会的场地。
虽然我不知道，这些传单能不能让更多的人关注地震灾情、是不是会有人因为看了传单而加入捐款的行列，但我知道，我不能停止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