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政治家被国家事务和公众质疑搞得焦头烂额，他会首先向哪一类支持者寻求帮助？相反，如果一个商人的财富多到对他来说仅仅只是一个数字，他会在哪里寻找自己的下一个目标？ 2010年7月，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出席了在白宫举行的一次特殊会晤，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商讨如何制定美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席间，奥巴马注意到巴菲特皱巴巴的领带过于破旧，于是从自己的衣橱中精心挑选出一条红色领带送给了他。
投资家、慈善家，巴菲特还有另外一个响亮的身份――总统顾问。美国经济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低谷后，巴菲特的直接影响力也早已不再局限于华尔街。
早在2008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巴菲特就已经是奥巴马的坚实拥趸，他在经济方面的建议也影响着奥巴马的诸多政策。在美国社会里，经济与政治相互服务已经不是什么隐晦的秘密，但如巴菲特这样，以商人身份公开成为总统座上宾，直接参与国家政策的商讨，仍然引发了民众的兴趣和猜想。
携手奥巴马，构建无核世界
不久前，巴菲特斥资5000万美元，投入到一个对他来说极不平常的领域――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合作成立“核燃料银行”，这项计划旨在通过国际合作减缓核扩散。在巴菲特看来，这笔投资的意义甚至超过了他在商业领域所拥有的全部资产。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最担心的问题不是全球经济的滑坡，而是恐怖分子可能会利用核武器瞬间摧毁一座美国城市，他说：“这才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事实上，早在4年前，巴菲特就已经开始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积极参与到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倡议当中，并陆续为这个项目投资。2010年12月底，联合国终于批准了建立“核燃料银行”的提议，在预算中，奥巴马代表的美国政府投入5000万美元，欧盟、科威特、挪威和阿联酋集体出资5000万美元。巴菲特的个人投资足可与这些官方机构总和相媲美。
巴菲特关于创建核燃料银行的构想最初源于他的好友萨姆・诺恩。诺恩曾是乔治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1996年离开政坛后，他成立了一家非官方的消除核威胁倡议组织，要求控制全球可用核燃料的数量。“核威胁”在美国政策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当政者一直试图将铀的流通量控制在自己视为安全的程度。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对于核问题的重视达到了顶峰。当政之初，他就提出了一个无核世界的构想，并积极实施。奥巴马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巴菲特在核问题上的投资与奥巴马的无核外交如影随形，但巴菲特本人表示，自己从50年代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些。他说：“在物理学上，我的确不是明星，但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我还是给《华盛顿邮报》投了稿，描述了我对核武器的看法。爱因斯坦说核武器将改变世界时，我就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尽管距离“核燃料银行”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还有几个月时间，但巴菲特对于自己在这个全新领域的投资踌躇满志。一些独立和平组织里的评论家却并不认为他真能对“无核化”做出多大贡献。
卡内基基金专职于国际和平问题的核能专家马克・希伯斯就公开表示，“核燃料银行”改变不了伊朗继续发展自己的核计划。他说：“伊朗因为投入大量资金并且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发展核工业，才有了和大国对等谈判的资本，从这个逻辑推断，‘核燃料银行’同样不能动摇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南非、韩国、土耳其这些野心勃勃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决心。”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质疑巴菲特的动机，认为他是在帮助美国政府以和平的名义达到限制其它国家发展的目的。
巴菲特还不是一个政客，不需要对公众态度做出过多的回应，面对质疑，他淡然辩解到：“这的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轻易放弃将会十分危险，核威胁永远不会消失，我们只能尽力去减少它，一旦魔鬼从瓶子里放出，再想制服它就不那么容易了。”说这番话时，巴菲特更像是在解读自己的一项商业决定，我行我素又坚决果断。
总统座上宾
“核燃料银行”究竟是巴菲特的一场政治秀，还是看准了这笔投资可以给他带来商业回报，抑或真如他所说，自己20岁时就已经在思考核武器对于人类的威胁。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他与奥巴马政府的关系正处在前所未有的“蜜月期”。
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前后，奥巴马与巴菲特的私人会晤变得愈加频繁，巴菲特便是在2010年7月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俩人的一次密谈中收到那条红色领带的。当时，奥巴马的支持率持续下降，共和党对于民主党“不擅经济”颇有微词。
作为奥巴马一贯的有力支持者，面对中期选举的窘迫，巴菲特主动要求会见奥巴马，总统欣然接受，会晤持续了将近一小时，他们在一起讨论了如何与私有部门合作促进经济增长、如何创造就业机会的问题，还涉及到了预算、制度、税务等方面的内容。
巴菲特力挺奥巴马，奥巴马也多次在媒体前公开了巴菲特给予自己的忠告。在接受美国NBC电视台采访时，奥巴马透露，巴菲特曾提醒自己美国经济的衰退造成了产能过剩，还引用了地产泡沫的例子。巴菲特还表示自己会和他一起面对诸多挑战，想方设法共度经济衰退的难关。巴菲特在会见中鼓励奥巴马：“我们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目前我们尚未从衰退中完全恢复，仅恢复了五成左右，我们仍任重而道远。”
对于俩人的亲密关系，媒体不忘调侃一把。几乎是在同时，一家美国族谱网站发表了他们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奥巴马和巴菲特是相隔三代的表亲关系，按照辈分，巴菲特是奥巴马的曾祖父辈，他们的共同祖先是17世纪一个名叫杜瓦尔的法国人，奥巴马是杜瓦尔的第九代曾孙，巴菲特则是第六代。
很难想象，80岁的白人老头和50岁的黑人小伙会是一家人，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和最有权力的人能够走到一起，确有成为忘年交的共同之处。奥巴马的施政受到美国地产业拖累，巴菲特热衷于地产投资，奥巴马政府一直在救助和扶持的美国银行业和汽车业，恰恰也是巴菲特投资较多的领域。共同利益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从“玩家”到“裁判”
巴菲特和奥巴马的最近一次会晤发生在上月中旬，这次和他们一起参与讨论的还有比尔・盖茨夫妇，主要议题是美国的经济现状、教育问题和慈善事业。会后，巴菲特和奥巴马还单独探讨了核削减的问题。除了他们，奥巴马还会与通用电气(GE)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弗里・伊梅尔特和谷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等约20家大公司的领导人举行一次峰会，讨论出口、监管和财政赤字等与经济增长有关的问题。
奥巴马上任之初组建过一个“过渡性经济顾问团”，巴菲特当然入选，此外，包括时代华纳董事长迪克・帕森斯、施乐公司首席执行官安妮・麦卡伊等众多美国知名企业家也进入了“顾问团”委员会名单。
从事微观经济操作的企业家直接参与到国家宏观政治经济政策的制定当中，印证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微妙关系。事实上，在奥巴马与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竞选美国总统之时，双方都在极力拉拢巴菲特。在当时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蒂莫西・盖特纳之外，巴菲特也曾经是美国财政部长的人选之一。麦凯恩曾公开表明，如果当选，愿意选择巴菲特出任财长。
对于政府这样的邀约，巴菲特一口回绝，他表示自己希望原财长亨利・鲍尔森能够留任。鲍尔森同样拒绝留任后，巴菲特又公开推荐了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董事长希拉・贝尔。
巴菲特显然意识到了同时作为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的好处。对于奥巴马的经济政策，他也并非总是支持，不久前他就曾针对奥巴马提出的一项针对企业家的税收政策提出过批评，奥巴马给予了正面回应。即使不是财长，他仍能影响政府。
或许，“股神”晚年的这笔“投资”真的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