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为主体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有重要影响，其积极影响表现为能节约成本、提供信息与就业保障，消极影响表现为过多信赖社会资本导致阻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
作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列的第三种“资本”，社会资本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新解释范式。社会资本，在这里指的是“广泛存在于社会网络关系之中并能够被农村劳动力投资和利用以便实现自身目标的社会资源。”并把这种资源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基于个体层面的个人的关系型社会资本，指个体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的资源，另一个层面是基于团体层面的契约型社会资本，指个体从社会联系（如协会、社会团体等）和社会制度如组织、制度和规范等中获取的资源。本文主要关注社会资本对以贵州省为代表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带来的影响进行剖析，正如社会学家李培林和赵树凯指出，市场化的变革和农民职业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的依赖。社会资本能对农村劳动力亲邻相带的转移模式能作出强有力的分析，并带来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 节约成本功能
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支持性的关系，它可以减少人们达到目的的成本；对于寻求外出务工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言，社会资本可以转化为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减少他们为获取资源所需的成本，这样就相当于他们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支持。（卜长莉，2004）。社会资本发挥节约功能的空间主要是非正式支持网络和自然支持网络的涵盖领域，其中包括家庭、家族、亲戚朋友、基层自组织共同体中包含的支持关系以及同非营利机构（主要指民间组织）建立的信任和支持关系所及的领域。
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的作用集中反映在节约成本上，这其中包含了节约农民工搜寻工作的时间成本、心理成本、经济成本，具体表现如下：
①时间成本：由于农民工掌握的信息量有限，尤其是对于迁移距离较远和陌生的城市，他们能相信和信赖的，就是利用城里同乡这种社会资本获取较为充分的就业信息，从而大大降低其转移的盲目性和风险，并可以作出是否转移的决策。另外，社会资本存在于一个为农民工熟悉的网络中，因而信息的传播流畅而快捷。一般农民工在转移前，已经事先在其拥有的社会资本那里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帮助和信心，通过对贵州省农村劳动力的实地调查，有89%的农民工在进城时已经在城市中拥有各种的网络关系。可见，社会资本大大节约了农民工工作搜寻的时间，大部分利用了社会资本的农民工在转移一个月内会找到工作。
②心理成本：社会资本可以减少迁移的心理成本。在迁移理论中，迁移距离是阻碍迁移的重要因素。从表面分析，距离增大了交通成本，但就农民工的收入扣除交通成本后的净收益来看，还是远较在乡务农为多，交通成本并非难以承受。事实上，农民工普遍有着浓厚的恋乡、恋土情结，作为对乡里乡亲有着深厚情感的人，迁移中的心理成本也是不可忽略的制约因素。在我们的调查中就印证了这一点。在询问农民工为什么不想出去打工时，最首要的原因（占22%）是因为主要的社会关系不在城里这一因素。对于身处异乡和挣扎在具有歧视心态的城市中的农民工，亲情的安慰颇为珍贵。社会资本的存在可以满足农民工对亲情的向往，如果一起出门打工的就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和老乡，对他们的心理成本会大大减少，消除很多对未来不确定和无把握的忧虑感，从而增强了农民进城务工的可能性。
③经济成本：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民工就业过程中，以亲缘、地缘等关系为基础建立的非正式社会网络能在其遇到困难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暂借资金甚至无偿给予他们短期经济援助，大大降低了其流动及风险成本。另外，在外出务工尤其是农民工首次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务工时，总是事先找好“投靠人”和暂住地，由先到者在某种程度上担负起“保护人”角色，为初来者提供基本生存保障，让其以最小程度的付出工作搜寻成本。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67%的农民工在转移时，除了信息上得到社会资本的支持外，还在金钱、住所方面得到其它人或多或少的帮助。
2 提供信息功能
有效而真实的就业信息能降低求职风险，减少流动成本，是农民工通过社会资本实现转移并获得工作的最重要资源。政府等正式社会关系网络一般采取较大范围的公告、招工等方式，公开发布就业信息，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有利条件。而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提供就业信息时则往往具“连锁流动”的特点，使求职形成了一种主要依靠亲友的“传（传递信息）、帮（帮助寻工）、带（带动一群）”模式。且社会关系网络为外出流动者带来许多政府、劳动中介机构和大众传媒所无法提供的有用信息。同时，在目前转轨时期的中国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和充斥着大量虚假或无用的信息。比如很多“黑中介”的产生，这些信息如果由农民工自己——搜集然后加以判断，显然是一项艰苦费时并且不太现实的工作。社会资本的本质在于信任，信息的真伪很大程度上只能由彼此信任的程度来决定，基于农民工是风险厌恶者的假定，他们对大众媒体或弱关系中的信息往往会有一些疑虑，在作出转移决策前往往会再三求证或放弃，但若是强关系带来的信息，他们往往会相信其真实可靠性，会果断作出转移的决策。
3 就业保障功能
社会资本除了为外出找工作者提供支援体系及地位和资源获得的重要组织纽带外，还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正式制度中“工会”的职能，增强了农民工的博弈能力。首先，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信任。信任、团结、合力构成了合作对抗的基本要素。其次，社会资本的特征使农民工群体内部个体协调十分的便捷，内部的交易成本和组织管理成本低下。第三，社会资本使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个体价值取向和利益趋向一致。第四，社会资本增强了农民工的“集体用脚投票权”。比如出现什么经济纠纷或极端不公现象，农民工就会出现集体辞职的情况。
此外农村劳动力离开家乡后依循亲缘、血缘、地缘、业缘关系新构建的社会资本，可以对抗来自城市的歧视、排斥，或拖欠工资、工伤事故得不到有效解决等诸多不平等待遇。因为正式保障制度中缺乏针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部分，事实表明，城市农民工失业后，多数靠积蓄生活，或向亲友、老乡举债度日。相当多的失业农民工未曾得到过劳动单位或地方组织的帮助，或那些帮助不足以让农民工解决实际困难。可见，社会资本能够降低农民工就业中的风险，发挥劳动保障的功能。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内生于农民工群体的制度，及时地填补了正式保障制度的空白。 案例：贫困地区的致富路一关岭县花江镇
提到花江镇，也许很多不熟悉贵州的人都知道，它以“花江狗肉”而闻名于全国。作为农民勤劳致富的典型，花江镇农民何以得以在同样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环境下，能创造贵州“犹太人”的神话呢？因此，笔者专门到花江镇进行了深入调研与访谈。
花江镇位于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西南的214国道上，距县城约25公里，总面积158.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9万亩，花江镇全镇辖25个行政村、2个社区共252个村民小组，总人口45290人，其中布依、苗、黎等民族占29.7%。初中以上文化程度19860人，目前从业人员28765人，其中外出从业人员14100人。外出务工人员主要以餐饮、中草药营销和制造业工人为主。
花江原是贵阳到贵州黔西南州和广西的交通要道，正好处于中点位置，所以一般来往车辆都要停在花江进餐或住宿，造就了其饮食业的发达，花江镇的街道其实就是一条绵长的街道，沿街的上百家的门面几乎全是餐馆，而每家几乎都经营着花江狗肉，凭其秘制香浓口味而闻名。可是随着贵黄高速、关兴高速路的建成，几乎所有的客车、货车都不经过花江镇而直接上高速路了，花江镇的前途怎么办，农民刚富裕的日子怎么办，是不是又会陷入贫困，曾是让很多人担忧的问题。可本次调查的事实的确让人吃惊，花江经济不仅没有受到冲击，而且还化压力为动力，本镇上的生意不好做了，就走出去，反而还打下了全国的市场，让“花江狗肉”的名气越来越大，也让更多的花江人走了出去，共同增收。据花江镇政府介绍，不完全统计的情况下，花江人在全国各地开的“花江狗肉馆”2300余户，从业人员约9600人，按户均纯收入3万元保守估算，年总经营纯收入6900万元。经营地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但主要集中在中部省市，如长沙一地，就有200至300家的规模。事实上，大部分经营户一年就可以赚到二十万元以上，花江镇资产上百万的农户至少有三、四百户。这在贵州农村而言，是非常难得的。
那么，社会资本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呢？这还与“花江狗肉”经营的特殊特点有关。第一个特点很有趣，就是基本上是每年只经营半年，因为消费者更倾向于冬天吃狗肉而不是夏天，所以每年到秋收一结束，在花江镇上就会看到这样热闹的场景，一帮又一帮的花江人挑着药罐，结伴而踏上奔赴全国各地的客车，去开设他们的狗肉馆。这一帮人中，其中一个是老板，其它的是他带去的伙计。而到春季，一帮又一帮的人又结伴回来，不过此时一部分是自己开着新买的车回来了，同时车上还载着另外城市带回来新奇的货物，又带回到本地来卖。所以他们每年都是在外半年，在家半年，典型的候鸟式的迁移。第二个特点是花江狗肉的秘制配方，由于怕外乡人掌握到其独特的制作过程与方法，所以才会出现刚才所述的一帮又一帮人结伙外出，如果一个农户到外开餐馆，他不是就地招工，而一定会在花江本地，带上服务人员一同前往，而寻找伙计的途径，也一定是先找亲戚，然后是朋友、熟人的资源，最后是老乡。开得较大的店，一天经营收入达20多万，服务人员就有80多个，最小的店也有5个左右的服务人员，一般都是开一家店带10-20个本地农民工外出。而这些跟着外出务工的服务人员，稍有些头脑意识的。在帮工两三年，学得技术和经验后，也会自己开馆子，然后再带一帮人出去。这就形成了“滚雪球”式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良性循环。这个案例对社会资本群体模型作出了实证，一个群体的社会资本等于群体中每一个体的社会资本之和，而每一个体的社会资本分量可表示为其社会关系及其对应社会关系度之乘积的和，个体社会资本分量决定其群体社会资本高低程度，而群体社会资本高低又会促进网内个体社会资本存量的高低。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或是恶性循环。
借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中的中心度分析法，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图：
图中中心点是花江镇地区的核心产业，外面的结点是农村劳动力，在共同形成的习俗、信任及规范下，花江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是借用这样一个产业优势，以少带多，以点带面，亲邻相传的发展起来，为贫困地区劳动力的转移和增收致富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
二、消极影响
除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诸多积极影响外，不能避免地，我们也注意到了其消极影响，表现在：
1 在大范围上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
在人口迁移行为中，基于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资本不具有可转移性和可转换性。福山认为中国社会中家族之外信任的广泛缺乏，使中国社会丧失掉了开展大规模合作的能力。将这一思想延伸，社会资本的上述功能对特定社会网络之外的农民工群体就业是失效的，相反还可能加剧与网络外的农民工群体对就业机会的争夺。这说明，社会资本在更大范围内具有非合作性和非转移性。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对于最早进入某一地区的农民工而言，由于社会资本为零，在没有劳动力市场、劳动中介等正式制度形式支持的情况下，先导式的转移和就业将会非常困难。这将阻碍劳动力向新地区的流动，形成新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同时在某一社会资本存在的地区造成劳动力供给过剩，因而不利于全社会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2 过多信赖社会资本导致阻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绝大部分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且农村劳动力在转移后仍然习惯和依赖于原有的社会关系，与城里人，甚至部分业缘关系的交往很少，也很功利、脆弱。这种社会资本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它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使进城的农民工能很快适应环境，减少了他们的生活、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其沦为城镇化失败者。另一方面，它强化了农民工生存的亚社会生态环境，保护了农民工身上所具有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阻碍着其对城镇的认同与归属。大多数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圈子通常局限于同类之中，形成了“城镇中的村庄”与“城镇中的老乡”这一特殊的居住场合与社交圈，使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减少了互动的广度，而经济社会地位、语言文化的差异，使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缺少生活中的感情性互动，降低了相互沟通与交流的深度。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的薄弱与城镇的排斥力量迫使他们固守在狭隘的交往圈，客观上形成了社会隔离状况，使农民工与城镇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疏离，成为客观上的“城镇中的村民”或城镇中的“过客”。而“村民”心态使农民工对城镇无法产生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只有自卑的“陌生人”的感觉；而“过客”心态使农民工思想上对城镇先进的新事物、新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不是主动地接受，而是被动地适应。同时，由于其社会网络的高度同质性导致该群体垂直流动受阻，可见，基于亲缘、地缘等乡土性关系所形成的社会资本的狭隘性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真正转移进入城镇。
3 过分遵从群体社会资本会导致部分个体正常利益受损
由于社会资本具有的群体约束性，如果群体内有影响力的人居于某些目的煽动群体内的农民工进行某些活动或网络成员发生内讧时，哪怕这些行动不是出于农民工的自愿和本意，但出于关系和情面，他们也会违心的服从，从而会导致部分个体正常利益的受损。
现实中也不是所有来自农民工社会资本网络的信息都是真实可靠的，在“亲邻相带”的转移模式下，有的农民工也会发现，带出自己家乡人出来干活的“熟人”的“威信”并不是绝对的，“熟人”本人也嵌在他自己的社会网络中，也会受到开发商的欺骗或者协助开发商进行欺骗。比如承诺不对线、拖欠工资，或相当一部分外出农村女性受亲友、同乡之骗被拐卖或被迫从事卖淫活动等。换句话说，动用自己的社会资本寻访工作，也不是没有风险的，有的时候带来的问题（比如碍于面子和关系，发生纠纷也不好通过制度途径解决）也比较多。这里一个最为典型的借用社会资本来损害个体利益的现象，就是传销。往往都是亲戚骗亲戚，熟人骗熟人，最后大家都身陷泥潭，深受“社会关系”之害。这些都是社会关系的负面反映。
参考文献：
[1]马红梅，陈抑钦，农村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分析框架卟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2）：10-19.
[2]李金发，社会资本的运行效度与进城农民工就业研究[J]，经济师，2008（2）：77—78.
[3]王文信，徐云，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分析——对安徽阜阳农村的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08（1）：85—90.
[4]卜长莉，社会关系网络是当代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途径和支撑[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17（2）：66-68.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郭渐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