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渭县榜罗镇附近的秦家坪，有一座东汉时期的合葬墓，里面安睡的是一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极其少见，在甘肃古代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诗人夫妻——秦嘉和徐淑。 秦嘉和徐淑都是东汉汉阳郡平襄县（今甘肃通渭县）人，生卒年月不详，大约生活在东汉桓帝（147—167年）前后。据《通渭县志》记载：“秦嘉，字士会，桓帝时为郡吏，岁终为郡上计簿使赴洛阳，除黄门郎，病卒于津乡亭”。“徐淑，秦嘉妻，天性聪明，有才识，长于诗文……”这对才子才女婚后感情甚笃，美满幸福，不忍分离，秦嘉到郡治任职时夫妻携手同往，然而徐淑不幸得病，为了不影响丈夫公务，不辞而别回家乡疗养。两地分居，山重水隔，夫妻二人只能书信传情，诗文寄意。秦嘉客死他乡后，徐淑肝肠寸断，悲痛欲绝，亲往扶柩以归葬。当兄弟逼她改嫁时，她毁形不嫁，哀痛伤生，抑郁而终。秦嘉和徐淑不仅是珠联璧合、情意相投的恩爱夫妻，而且都是富有才情、心存灵犀的多情诗人，他们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因为他们的诗文赠答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相传秦嘉和徐淑的诗文作品有二百多首（篇），但流传下来的不多，仅存诗文12首（篇），除徐淑《为誓书与兄弟》外，都是夫妇间往来叙情之作。
秦嘉率性自然，是一个清醇的文学之士，他虽身为上计掾、黄门郎，却不沉溺功名，不看重浮华，关注的是自己的情感世界。从他的《与妻书》“不能养志，当给郡使……当涉远路，趋走风尘，非志所慕，惨惨少乐”中可以看出，秦嘉的理想、志趣根本不在风尘利禄之中。他对能娶徐淑为妻，觉得非常幸运，在描写婚礼的《述婚诗》中，“君子将事，威仪孔闲。猗兮容兮，穆美其言……神启其吉，果获好逑。适我之愿，受天之休！”真情真性，情致博雅，字里行间洋溢的都是喜悦和幸福，毫不掩饰对妻子的赞美、钟爱之情，以及自己珍惜爱情，希望天长地久、永远相爱的愿望。这在以含蓄、自谦的中国古代诗文中，是非常罕见的。
秦嘉的诗歌，一反汉代铺张恣肆的风气，从日常生活琐事入手，从个人情感落笔，让诗歌文质兼顾，婉转动情，开婉约诗之先河，不仅语言朴实，情真意厚，缠绵凄怆，而且在语言的通俗化、题材的广泛性、内容的生活化方面，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赠妇诗》三首，其一写即将赴京之际遣车迎妇，妻子因病不能前来，面对“空往复空返”的车子，惆怅不已，“临食不能饭，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其二从自身的“少小罹茕独”的身世说起，写夫妻离多聚少，天各一方的思念之情，“把人间平凡的夫妇之情，用平易和缓的笔调叙出”。其三写启程赴京时以礼物赠遗徐淑，遥寄款诚。“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一句承前启后，把诗人的情绪和赠物的思绪相牵连，让诗歌的叙事和抒情合二为一，体己中见伤感，豁达中含辛酸，充满着感恩和温情，尤其对妻子的爱，总觉有一种不对称的亏欠，表现在诗中为“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这是标准的中国式爱情和古典型的夫妻所特有的心理流露。
徐淑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深厚文学功底的女性，一生为情而活，为情坚守，为情发光。她的作品虽多用骈文写成，但立意高远，气韵飞动，至情至理，酣畅淋漓，尤其是书信体散文，文约义丰，语言朴实，感情充沛，用典工丽，一扫汉赋堆砌铺陈的陋习，事事细节，处处生活，堪称书信中的上乘之作。《答夫书》婉转动人，一叠三叹，文辞华美，希望丈夫以孔子不耻“执鞭”为榜样，积极上进，建功立业。还引用《诗经》中“谁为宋远，企予望之”的句子，表明自己与丈夫虽然分隔两地，心中无时不在思念的纯真情感。同时徐淑也是一个大胆直言的女性，敢于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又报嘉书》中她对秦嘉“敕以芳香馥身，寓以明镜鉴形”的“关切”进行了直言反驳，以为“此言过矣，未获我心也”，并以“素琴之作，当须君归；明镜之鉴，当待君还”为誓言，表达自己对爱情和婚姻的忠诚不二。尤其是当丈夫亡故，兄弟把她像财物一样再许他人时，她内心油然生发人的尊严、自由和对爱情的权利，促使她做了最激烈的反抗。面对兄弟的威逼利诱，她愤怒地作《为誓书与兄弟》，驳斥他们的丑恶行径，表明自己“杀身成义，死而后已”的决心，展露出女性人格美的光华。徐淑的诗作虽仅存《答夫诗》一首，但形式独特，具有五言骚体的典型特征，是“四言诗体与五言诗体的集合体、结晶体，是五言诗体发展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活标本、活化石”。
秦嘉和徐淑以诗文赠答，抒情寄意，开创了中国赠答诗体和婉约诗体的先河，是中国古代文苑中的一朵奇葩，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秦嘉夫妇往还曲折，具载诗中，真事真情，千秋如在，非他托兴可以比肩”的说法，是最中肯和公正的评价。
编辑：马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