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胶东、生在长春、长在乌鲁木齐的我，对新疆这片土地充满了深情。这就是前些年哥哥去了广州，弟弟去了威海，妹妹去了北京，而我却依然留下来的原因。每当我望着新疆的地图，禁不住总要朝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多看上几眼，因为我与巴州有着特殊的情缘。在这片土地上，父辈曾经为祖国的核试验抛洒过血汗，这里更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驿站……
一
1970年6月2日，17岁的我与全国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一样，踏上了上山下乡之路。这一天，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汇集着上百辆卡车，分载着来自各中学的知青奔赴天山南北的农村、牧区接受再教育。6月3日，我们乘坐的卡车向南翻过天山干沟，驶出库米什山口，前面就是广袤无垠的焉耆盆地，继续西行，天际间隐约可见的是博斯腾湖的氤氲之气。那情景，就像多年之后我在清人徐松的《西域水道记》中所见他东行至此的记载：“前望山口，如树双阙，落日西衔。右瞻海气，苍茫之色，与天相接。”中午时分，车到乌什塔拉停下来，这就是我们几十名知青的落脚点（事后才知道，我们未经和硕知青办批准，就被乌什塔拉公社截留了）。从当地部队转业的革委会主任孙贤尧向我们讲了一番欢迎鼓励的话，我印象最深的一句就是介绍乌什塔拉是新疆南疆的门户。来自实验中学的我和张彦川，一中的崔彬、孙大龙，四中的花显文、范淑琴、何艳慧，七中的王立平、韩龙生，七男二女一共九个人被分配到较偏远的二大队四小队（今称大涝坝村）。下午，拖拉机载着我们去报到，由公社南去3公里进入一座小城市，当介绍这就是核试验基地马兰时，我的心里一怔，接着就是激动不已，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记得1959年我刚上小学那年，父亲到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的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第二年到西安党校学习了一年，回来就带领一些人参加了哈密三道岭露天煤矿的会战。几年后回到乌鲁木齐，不知又去了什么地方。问母亲，母亲也含糊其辞地说“挺远的地方”。父亲倒是有时写信回来，信上只是简单地说最近工作忙，要我们听母亲的话，好好学习。信封上的地址是“新疆永红×字××信箱”。1964年底，父亲回来了，春节期间，他与叔父喝酒时高兴地说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情形，我这才明白父亲这两年是干什么去了！我上前问父亲，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父亲只是摸了摸我的头，什么也没说。父亲撤回来了，可叔父又去了那“挺远的地方”，而且一去就是12年！这一次，我对叔父去干什么也就猜出了几分。1966年底，13岁的我参加红卫兵大串联从北京回来，春节时趁着父亲与叔父正在喝酒的高兴劲儿，上前去对他们说，我在北京听说南疆乌什塔拉以东多少公里是原子弹爆炸地点。没想到话音刚落就遭到父亲和叔父异常严厉的斥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问什么了。眼下，我竟然也来到这“挺远的地方”。
拖拉机驶进马兰广场，再往前1公里多，迎面有两棵高大的榆树夹道而立，过去就是岔路了，左边一条是简易沙石路，这便是通往核试验场的路。拖拉机拐向右边的黄尘浮土路，前行了2公里就是我们要去的大涝坝村（村后就是通往核试验场的路），从此我在这里度过了整整三年的时光。
几天之后，我乘坐乡亲们的毛驴车到马兰邮局发信，信中告诉家里我下乡落户在乌什塔拉，还问了怎样能找到叔父。我刚把信发出去，继续乘车去公社，就见迎面一辆吉普车驶来，刚过去又掉头追我们而来，汽车停下来之后，从车上下来的竟然是叔父！对我的突然出现他很惊诧，真是奇巧得说不清。只能说我和父辈皆与巴州有缘分。
二
说起农村三年的遭遇，真是一言难尽！自是有苦也有乐。我刚来不久就赶上了夏收，割麦是农村最苦最累的活儿。一天十几个小时，就像唐人白居易《观刈麦》诗中所描述的：“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北方的冬天人称“猫冬”，意为猫在家里。而我们第一年的冬天，既到村南几公里外一座人称“烂城子”的废墟里拉焦土做农肥，又到冰封的博斯腾湖畔搞副业——割芦苇。
生产队就派我们这些知青到部队去烧锅炉，报酬由部队与生产队结算，生产队给我们每天记工分。这样，下乡三年期间，我有两年春节都是在部队度过的。第一年是给马兰俱乐部烧锅炉，第二年是为山里的红山气象处烧锅炉。
到了山里才知道，马兰只是核试验部队的后勤部所在地，重要的指挥机关和研究机构都是在山里。就拿我去的气象处来说，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名牌大学毕业后应征入伍来这里的。一位北京大学地球物理专业的大学生是林立果的同班同学，在与我聊天时告诉我，这里的气象员比中央气象台的还要多。我们在观看有关原子弹试验的新闻纪录片时，我发现有不少气象处同志的身影。看到他们，我感到既高兴又亲切。以前，每当看到一批批载着各种动物、小飞机、坦克、舰艇等试验物资从村后走过，我们就猜到又要进行试验了。这次在气象处，是见到他们忙碌地进行各项准备而猜想到的。
核爆的那天，我与气象处留守的同志一起上了楼顶，他们神情严肃地看着手表，也在小声地读着数，当最后一个数字读完，大家齐刷刷地把目光聚集到一个方向，生怕错过了那激动人心的瞬间。蓦地，一道巨光横贯长空，紧接着就是闷雷般的爆炸声。通过高倍望远镜，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百里之外的红火球。
据说每次试验，都要组织一批党政军领导到现场观看，可谓是一种殊荣。作为知青，我能这样近距离地看核试验，十分难得。几天后，我见了通讯团四连的女兵王文勤（她是连队派到我们生产队支援麦收与我相识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她告诉我，她曾经随北京来的首长乘飞机去过试验场区，近距离地看到过核爆炸：先是火球涌动，冲击波随之而来，于是昏天黑地，小飞机、坦克、舰艇等都起火或爆炸。
后来，我的这位好朋友转业到了天山电影制片厂，做了几年导演助理，后到乌鲁木齐海关从事宣传教育工作，现在广东海关缉私局。当年是为了铸造祖国的核盾牌，现在是坚守着国门。而我们的友谊则是从巴州这片土地上开始的。
三
下乡三年的时间，我们绝大多数的时间还是在生产队度过的。对我影响最深刻的是生产队长马文新，他是一个敦实的回乡知青，方脸，大胡子，工作埋头苦干，为人非常豪爽。他算是村里的文化人，因此与我们知青相处得很好。空闲时常来找我们男知青聊天，给了我们不少的关照和帮助，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离开几年后，乌什塔拉改为民族自治乡，马文新当选为乡长，一干就是八年，后来当上了和硕县政协副主席。我们每次去南疆路过乌什塔拉，都要去看望他。他每次来乌鲁木齐，只要我们知道了，当年的知青都要为他聚会一次。回忆往事，友谊是让人最难忘怀的。 公社的会计肖振忠，因为娶了我们村的回族姑娘周玉华，家也就安在我们村了。他虽然是公社的干部，每天都要回村来，有时还与我们一起干活，因此我们与他也很熟悉。老肖为人忠厚朴实，是能写会算的文化人，还会做木匠活，而且是一位好丈夫。婆姨们劝我们在村里扎根安家，让我们向肖会计学习。后来，老肖出任乌什塔拉乡党委书记、和硕县委副书记。大涝坝村虽然条件不怎么好，可也是出人才的地方啊！
有一年，马文新带了六七个年轻人来到我家，不用说我就知道他们是大涝坝的乡亲。我离开时，他们有的很小，有的甚至还没有出生。我挨个问了他们家的情况和父母亲的名字，我就从他们的长相上尽力寻找他们父母亲的影子，脑海里又闪现出当年的情景。妻子做了羊肉抓饭招待他们，吃着抓饭我们说起了村里那位寡妇。那是一个十分善良温和的少妇，年纪轻轻的就死了丈夫，独自拉扯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羸弱的肩膀上担负着何等的沉重。有一次我从大队供销社买了两个暖瓶回来，在村头她家门口看到她，我就送了她一个。她虽然不善言表，但我还是看出她的感激。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她家门口拴着的一只大绵羊受惊围着柱子狂奔，最后被活活勒死了。按伊斯兰教规定，信徒是不能食用自死的牲畜，我们知青便用低价买下了这只羊，美美地吃了几顿好饭。当时以为是拣了便宜，后来我深感对不住她，应该多给她一点钱才对。马乡长告诉我，她的孩子已长大成家，现在生活还不错，我心里才有了几许欣慰。
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顿饱饭就令人难以忘怀。我清楚地记得刚到村里的第一顿饭，队长马文新叫单大妈给我们烙的大饼。菜是凉拌茄子（将茄子放进火里烤熟，剥皮撕成条，倒点醋、撒到盐就成了，没一点油星），喝的是茯茶。开始是单大妈给我们知青做饭，后来是周玉霞给我们做饭，再后来是我们自己做饭（因我年纪最小，大家只让我打下手。以后上大学和工作了又吃食堂，婚后妻子很贤惠，所以到现在我也不会做饭）。我们吃的是生产队磨的面粉，有些碜牙。村里有一口30米深的水井，使劲用辘轳吊上来的是浑浊且带有咸味的水。烧的柴火，是赶着牛车到戈壁滩上砍来的红柳、梭梭。许多天吃不到油荤，男知青甚至说“苍蝇也是肉”。
其实这话是有缘由的。每年入秋天气一凉，苍蝇就往我们屋里钻，密密麻麻落在顶棚上，扫不尽赶不走，做饭时锅里热气一蒸腾，苍蝇就掉入锅里。在煤油灯下吃饭，黑糊糊的，难以看清，发现碗里有黑点就挑出来，没有发现就吃到肚子里，有时觉得肚子不舒服了，就知道一定是吃下苍蝇了，就得赶快往外跑。于是，其他人就开玩笑说“苍蝇也是肉”。
为了解馋，我们就想办法和部队上的同志拉关系，几个队的男知青联合起来，星期天到部队进行篮球友谊赛，无论输赢，他们总要好好招待一番。
下乡三年间，叔父因为忙，仅两三次来看望我。我有时去看他，就在他那儿吃饭。而更值得一提的则是部队水电工程师李长春，我称他李叔，是父亲在哈密三道岭和马兰的同事。他是河北白洋淀人，告诉我电影《小兵张嘎》就是在他的家乡拍摄的，摄制组的人还在他家里住过。我经常到他那儿去，他们部队的伙食当然比我们知青点好得多。有时他还给我澡票，笑着叫我这位农村老乡“打扫卫生”，还亲自给我理发。后来李叔回到家乡，担任过建筑公司的经理，前几年因病去世。每每想到他过去给予我的关爱，他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神态，与我开玩笑时那亲切的话语，就扑面而来。至今我对他还充满着怀念和感激。
我们与县上下来的支农干部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来往较多的是文化馆的黄大连、刘昆黎和法院的秦绍坤（后来他们都调到库尔勒工作了）。黄大连是搞美术的，刘昆黎、秦绍坤酷爱文学，也不时搞点创作。我曾经在刘昆黎家看到他正在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牧马人之歌》。一开头就是电闪雷鸣，大雨滂沱，烟波浩淼的博斯腾湖畔奔腾的马群，真是令我神往。后来我也从事过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就是受到那时的启发。
值得一提的还有1971年夏收前，我搭乘部队买菜的车去了和静县城，真是感受到了平和与宁静。当时县里正在召开知识青年先进分子代表大会，我就进了会场，没想到在台上作报告的竟是我们实验中学高三的老大哥周原。他曾是校学生会主席，有能力，肯实干，我对他很崇拜。他发完言下来就看见了我，问我在哪里下乡。
他是1969年第一批下乡的，当时乌拉斯台农场接受再教育。中午，他给我买了饭，边吃边聊，我那时感到真应该跟他一块下乡。后来听说他上了石油大学，毕业后去了克拉玛依，从钻井队干起，终于脱颖而出，历任新疆石油局和塔里木石油会战指挥部的领导，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委书记，现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虽然如今很少联系，但我却始终不能忘却当年的情景。作为当年巴州的一名知青，我想他对巴州这片土地，一定会充满感情的。
四
我说巴州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驿站，是因为我走向社会，首先是在这里得到了磨练，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可以使我受用一生；还因为巴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奠定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
下乡之前，我基本上能够背诵《唐诗三百首》的绝大部分诗篇。下乡期间，我始终坚持看书学习。不敢说是我带动了宿舍的学习风气，反正每天晚上，我们都守在煤油灯下看着各自想看的书，或学基础课，或做读书笔记，我还爱写诗。但当时对巴州的了解还是太少了。以后回到乌鲁木齐，我在大学学的是文学专业，因为在巴州生活过，所以特别留心关于巴州的文史书籍，看了这些书，我才明白当年到村南几公里拉焦土用以肥田的那座烂城，原来是唐代著名的张三城守捉；才知道清代乌什塔拉军台以东有三块和田大玉，因嘉庆帝停止四方贡物的谕旨而弃于此地，后来下落不明。我首先写出了《乌什塔拉和田玉》一文，发表在《新疆日报》上。
以后我又接触到土尔扈特东归的这段历史，本应到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采访，因为当时按上海电影厂要求修改我的电影文学剧本《格登山碑》，到了伊犁昭苏，接着又去了塔城的和布克赛尔县牧区，采访了仅次于渥巴锡领导东归的第二号人物策伯克多尔济的后人们，写出了《土尔扈特蒙古部落调查记》，发表在兰州大学《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还在《新疆大学学报》和《社会科学战线》上发文谈乾隆皇帝关于土尔扈特归来的诗篇，探讨土尔扈特部落世系。后来又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东归》。我常常在夜深人静、妻儿熟睡之际，独自在台灯下写作，被自己设计的剧情和人物感动得热泪盈眶，泣不成声。还应约写了四集电视专题片脚本《东归》，虽然没能拍摄，但脚本的主要内容发表在2004年1月20日的《新疆经济报》上。为庆祝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成立50年，我还撰写了论文《土尔扈特东归诸因素分析》。 土尔扈特研究之后，我转向林则徐在新疆的研究的我读起他南疆勘地的《乙巳日记》时，林公笔下的巴州风光在我看来是那么的亲切。如他记，乌什塔拉以东有大玉三块，“由和阗入贡，运至此地，忽抬不起，奏奉谕旨不必运送。今视之若小山然，盖未琢之璞也”；清水河“闻此处所出之芨芨草甚壮，可以为著”；铁门关“沿峡绕行，怪石林立。中有一河（孔雀河）向西南流，及入峡中，汹涌尤甚，滩石激而作浪，与（福建）建溪颇相似”；库尔勒“土脉细润，水亦甚充，居民百余家，每年可出木棉百万斤”等。下乡期间，我曾于1973年去了一次库尔勒，这座南疆重镇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环城流淌的孔雀河，郁郁葱葱的杨树和榆树，宁静而安详。
在对林则徐的研究中，我的研究领域又扩大到清代新疆所有的流放人物，我曾在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清宫流放人物》，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清代新疆流放名人》，在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林则徐诗选注》、《林则徐在新疆》等著作。虽然这些研究看上去与巴州关系不大，但我始终未能中断对巴州的感情，最重要的是楼兰情结。
从马兰部队的同志来乌鲁木齐向我讲述寻找彭加木的经过，从新疆考古所首次考察楼兰，我的目光始终关注着罗布泊、楼兰。我曾在新疆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细细翻阅了黄文弼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也读了孟凡人等先生的著作。于是楼兰成了我神往之地。
2003年11月，我终于得机会到库尔勒参加楼兰学术论坛及考察活动。这是我1973年离开巴州30年之后重新踏上巴州的土地，当我看到库尔勒美丽的风貌，心中真是欣喜不已。我为巴州发生的巨变而高兴，同时也对自己未能报答曾经养育过我的这片土地而羞愧。
在几天的学术活动中，我曾担任会议主持人，当时感觉自己就是巴州人，应当为巴州出点力。我当时的报告题目是《中外罗布泊考察中的罗布人》，要点是应加强对罗布人向导的整体观察和研究，加强对现代罗布人人种学的研究，加强对罗布人生态环境学的研究；加强对对罗布人生存现状的研究。在10天的考察中，我们经过了铁干里克、台特玛湖、米兰、阿不旦、罗布泊洼地、楼兰古城、土垠遗址、雅丹地貌、古墓沟、营盘古城等。当我走进风沙弥漫的楼兰古城时，真像是在作梦，心情非常激动，这终于圆了我的一个梦。当我走进黄文弼发现的土垠遗址，也幻想着能发现一枚汉简，让我观赏和解读。
在沿库鲁克山返回途中，我们经过了当年核试验场的废墟：地下指挥所、清洗消毒站、开屏机场等，看到了戈壁滩上用砖头拼成的“保守机密，慎之又慎”的标语，我一下子理解了当年父亲、叔父为什么要严厉斥责我了。在开屏机场断垣残壁下露天而卧，我久久不能入睡，想念着已经去世20年的父亲……
哦，巴州——华夏第一大州，在这片土地上，父辈曾经为祖国的科学试验抛洒过血汗，我与父辈同样与巴州有着难解的情缘。我发自内心地祝愿巴州繁荣富强，祝巴州各族人民幸福安康，愿巴州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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