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看到杜聿明等人中午都是去机关食堂买饭吃，他便向老赵提出要自己去食堂吃饭。老赵便帮他兑换了食堂的饭票、菜票，告诉他如何使用。可他总是搞不清楚。每次买饭菜时，溥仪总是把所有的饭菜票往窗口一放，让食堂的人自己拿。
从1960年在战犯联谊会上与溥仪第一次见面，到1967年溥仪去世，家父沈醉（国民党陆军中将，1949年参加云南起义，1960年11月2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与末代皇帝溥仪一起工作、劳动达七年之久，彼此关系和谐，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晚年，家父曾多次给我讲述他眼中的溥仪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
沈醉第一次见到溥仪
1960年11月28日，家父作为第二批特赦战犯，从北京秦城战犯改造所出来，住进了位于北京崇文区的崇内旅馆；溥杰作为第二批特赦战犯从抚顺战犯所来到北京，也住在了崇内旅馆。当时，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和北京市民政局在崇内旅馆为第一、二批特赦战犯举办了一次联谊会，家父这才第一次见到溥仪、溥杰。溥仪是1959年12月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人第一批被特赦的。
初见溥氏兄弟，家父由于以前的成见，真不知道应该怎样与他们相处。溥仪看上去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反而显得有点呆头呆脑；而溥杰则显得彬彬有礼、谦虚谨慎，见谁都点头弯腰，一副“礼多人不怪”的样子。后来，家父才从杜聿明等第一批特赦人员那里得知，溥仪这位三岁登基的末代皇帝虽然在待人接物和生活能力等方面都显得笨笨的，不过他待人非常诚恳，不知道底细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便是中国的末代皇帝。
1961年3月，中央统战部把一、二批特赦人员召集到统战部开会。会上，统战部长李维汉正式宣布：周恩来总理已亲自把第一批特赦人员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等六人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1962年年初，家父等第二批特赦人员同样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文史专员。从此，家父便与溥氏兄弟成了同事，彼此的交往、接触也日益频繁了。
溥仪把饭票往窗口一放
安排在文史专员室的特赦人员除溥仪、溥杰之外，几乎都是曾经领兵打仗的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独立生活能力都较强；溥杰也还好，他毕竟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了三年。最难的就要数溥仪了。他三岁登基当皇帝，生活起居都是由别人给他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如今让他自己照料自己的日常生活，确实成了个大问题。
政协领导考虑到这一点，就把溥仪一个人安排在政协机关后院的宿舍内居住，并专门指定一位姓赵的、家住机关后院宿舍的工作人员照料他的生活。头几天，老赵在自己家里招待他吃饭。后来，溥仪看到杜聿明等人中午都是去机关食堂买饭吃，他便向老赵提出要自己去食堂吃饭。老赵便帮他兑换了食堂的饭票、菜票，告诉他如何使用。可他总是搞不清楚。每次买饭菜时，溥仪总是把所有的饭菜票往窗口一放，让食堂的人自己拿。因为当时饭菜是分两个窗口卖，他常常是买了饭放在餐桌上，转身再去买菜，回来就忘了把饭放在哪个桌子上了，出了不少洋相。因此他常常自嘲地说：“皇帝是最没用的人！”
两年后，在机关领导和大伙儿的帮助下，溥仪结婚了。他这才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一有机会就溜进去看溥仪
“文革”爆发后，文史办公室被造反派查封，文史资料委员会的领导、编辑被停职、批斗，专员们以前的审稿工作被迫停止。
1967年，溥仪因肾癌住院后，周总理很关心，曾让全国有名的中医大夫去医院给他诊脉。可是，此时的溥仪已经排不出尿了，常常疼得满头大汗地在病床上翻滚。当时，家父是人所皆知的小说《红岩》里的“严醉”，每次去探望时都会被造反派连推带搡地轰出来。溥杰与溥仪的妻子李淑贤替换着陪床时，也常遭到医护人员的白眼。专员们都不得不悄悄地前去探望。因为家父当时住的地方离人民医院很近，一有机会就溜进去看溥仪。10月中旬的一天，家父趁人不备，又溜了进去。溥仪鼻子插着氧气管，已经奄奄一息了。他握着家父的手，眼里噙满了眼泪。家父安慰他说，周总理很关心你，一定会治好你的病。他也连连点头，表示相信党一定会医治好他。家父本来还想多安慰他几句，不料有人从后面揪住家父的衣领，喝道：“给我滚出去！”家父只好向溥仪挥手告别。当时，他看见溥仪的泪水滚了出来。两天后（1967年10月17日）的凌晨，溥仪去世。
邢大军据《名人传记》沈美娟/文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