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祖先游戏》通过三个移民家庭在殖民社会里的发展与变化，勾勒了不同民族或种族文化之间，尤其是东、西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冲突，解读了这种冲突之后的某些支配性力量。不同的种族与文化背景和他们各自的母国文化盘根交错，却又在异国他乡不受拘束，用自己的方式自由自在地融合与发展，和土著文化一道形成了澳大利亚民族文化。
关键词：澳大利亚文化； 糅合 ；东西文化冲突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24-0-02
阿列克赛·米勒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许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但在当代澳洲文坛中，他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他写下了一部无与伦比的著作——《祖先游戏》（The Ancestor Game），在澳洲走向亚洲的历史进程中，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文学空间。
阿列克赛·米勒，1936年生于英国一个贫民之家，十六岁那年，他漂洋过海，只身来到澳洲，先后在农场当过农工，在机关做过小职员，从墨尔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之后，他开始从事戏剧和短篇小说的创作，同时在大学执教，讲授文学创作，五十岁时相继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Watching the Climbers on the Mountain和The Tivington Nott，这之后，他苦心孤诣，辛勤笔耕，整整工作了四年，还专程远涉重洋，到中国宝地考察了一趟，创作了《祖先游戏》这部奇书，轰动澳洲的文坛，一举夺得三项文学大奖：澳洲作家联谊会奖、迈尔斯·富兰克林奖（澳洲最高文学奖）和大英国协作家奖，使该书一跃成为当年澳洲最佳畅销书之二。
《祖先游戏》通过三个移民家庭在殖民社会里的发展与变化，勾勒了不同民族或种族文化之间，尤其是东、西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冲突，解读了这种冲突之后的某些支配性力量。例如古老的传统文化，神秘的祖先游戏，凶残的暴力，带有偏见的个性，迥然不同的外来文化。这些力量融合在一道，互相顶撞，互相颠覆，同时又互相融合，互为补充，最终糅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杂交文化，一种带有澳大利亚特色的民族文化。
全篇故事的主线，就是围绕着澳籍华人艺术家浪子的身世展开的。浪子虽然出生在中国杭州，但他从小就于澳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曾祖父凤是最早来澳洲的一个中国契约劳工，也是最早在澳洲发现金矿的人士之一，他的姑妈维多利亚凤是他祖父与爱尔兰女子结合后生下的混血儿，也是澳洲最早的澳籍华人作家，他的父亲凤三是上海的一位大资本家，与澳洲游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浪子大约十岁那年，在德国大夫斯皮斯长期的民主思想启蒙教育下，他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对传统思想桎梏的反抗，是他做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他把他那传统卫道之士的外祖父的家谱付之一炬，表示了他与中国封建传统的彻底决裂，然后跟从斯皮斯医生，来到了另一片国土——澳洲，从此回到了他自己真正的家园。
作为一部移民小说，《祖先游戏》着重描述了澳大利亚早期移民在殖民时期创业的艰难以及土著人的忠诚善良，勾勒了各种文化的碰撞、交融和整合，客观地表述了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这一过程当中，澳大利亚民族日趋壮大，逐渐成熟，形成了带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思想文化传统。小说主要通过一个中国移民家庭及其祖先的历史浮沉，社会动乱的经历，文化风俗的演变以及不同个性的张扬，生动而曲折地展现了现代文明对澳大利亚社会和个人发展产生的影响，凸现了祖先游戏当中神秘力量运作的方式。作者运用了他在这些方面的知识，通过叙事与铺垫，印证了古老的神秘历史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个人前程随着民族进步和国际交往不断前行的轨迹以及情感和理智碰撞后造成的裂痕。
小说当中另外一个重要主题是如何审视澳大利亚民族身份的问题。作为一个远离欧洲大陆的殖民地，19世纪的澳大利亚在对待移民问题上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由于它的辽阔领土和相对较少的人口，它迫切需要大量的移民从事各种工作，而当时的欧洲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提供这么多人；另一方面由于种族主义的偏见，澳洲殖民当局又不希望亚洲人蜂拥而至。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澳洲社会的种族主义氛围，影响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工阶级和普通群众之间却并不在意种族出身，他们更注意友谊和相互之间的帮助。凤三的祖父当年才到澳洲时和那位苏格兰人帕特里克以及土著人多塞特结下的友情就属于这一类关系。这种超越种族的关系正是作者着力描写和赞许的高贵品质。虽然作者也没有回避种族迫害，（例如多塞特惨遭杀害就是因为他不愿像其他土著人那样为白人带路），但是小说的基调却是在展现一种基于种族平等，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真诚友好。无论是不同种族背景的浪子、格特路德·斯皮斯和斯蒂芬·缪尔，还是他们的祖辈冯凤凰、帕特里克·纽曼和土著人多塞特，都体现了这种超越种族关系的精神。正如格特路德的父亲斯皮斯医生对浪子所说“不要怕澳大利亚”（Miller， 182）因为澳大利亚是个新兴国家，虽然还不能完全排除种族主义的骚扰，却可以期待比种族主义更多的友谊和善良。
小说从始至终围绕着不同文化之间，主要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展开。这种离合交替的关系，主要通过冯氏家族四代人在澳洲的发家致富得以逐步推进。作者力图将不寻常的个体经历融入到澳洲与中国的社会历史的架构当中，以凸现澳洲多元文化的亲和力，其中包括很大一部分篇幅用来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当中的无奈、颓丧和失败。除了对西方和澳洲的政治与社会情势的勾勒，作者着重描述了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外患内乱局面，也即中国社会从君主制度迈向共和，跨进现代文明所经历的一段阵痛时期。回首这段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无疑会引发不少痛苦的记忆，却又不乏有益的教训，而由外国人来担当叙事者或许更有其价值。
凤家的发迹除了证明凤氏祖先的能力之外，同时也表明澳大利亚社会对中国人的宽容与友善。这一点和其他一些这方面的作品并不相同。然而或许比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凤家在海外闯荡的成功提供了一个如何对待西方文明和生活方式的例证。他们的成功至少说明西方文明并不像当时的某些官员宣传的那样可怕，而是恰恰相反： 西方文明可以借鉴和利用。和他们的这种态度鲜明对照的是另一主人公黄毓华（（莲的父亲）对西方文明的敌对和抵制。这两种态度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具有一定代表性。小说显然是在用一种比较客观冷静的方式对这一问题作出自己相对客观的观察和判断。 作为一个西方人，作者明显倾向于看到一个开放的中国社会和文化。这一点在斯皮斯医生的日记里有所反映：“私下里我不只一次地想知道如果现在的政府变得对外更加开放一些，他是否考虑最终回去的可能性。”[1]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化地处理这两种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小说里的凤家，特别是凤三，是个唯利是图，冷酷无情的负面人物；而代表保守派的黄毓华虽然有些固执己见，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但他为人正直，富于正义感，固守自己的操守和价值观，不失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形象。这两个人物从表面上看是一种翁婿关系，实际上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全然不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一方面冯三野心勃勃，想要他的公司完全垄断中国福建的商品市场；另一方面他又六亲不认，一点也不把他的岳父放在眼里。即使对他的儿子，冯三也很少过问，甚至连他的模样都记不清了。这么一个人虽然势利，自私，却似乎能够在当时的社会里非常吃得开，凭借他的政治嗅觉和商人的狡诈，不但在商界拥有自己的地盘，而且在政界也找到了自己的后台和保护伞，不时穿梭在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分别在墨尔本和上海建起了自己的公司总部。他还在两国的上流社会都搭建了关系网，交际十分广泛，做任何事都不费什么力气。相比之下他的老丈人就没有他这样的活动能力了。虽然这位老先生是文化界名人，家有万贯，佣人成群，却仍然终日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正是这种胆小怕事的心理让他不得不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给了凤三。这两个人的个性与遭遇在当时的形势下堪称典型，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哲学和价值观念。
但是作者的用意显然不完全在具体描述这两个家族的悲欢离合的命运上面，而是要记录和审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和文化根源，从而进一步挖掘和解读造成中国社会动荡，产生众多移民的原因。简言之，中国近代之所以出现大批人离乡背井，远渡重洋，来到澳大利亚，在很大程度上和当时的社会动乱分不开，也和个人的具体经历有关系。也就是说移民后面不仅有其政治因素，也有文化和心理因素。
斯皮斯对浪子说过：“你没有名字，在中国一定没有人认识你。实际上你对这里也不熟悉。澳大利亚是一个神奇的国家，坐落在东、西方之间，人们看不见的某个地方。你或许会发现那里有你的几个亲人在欢迎你，他们都是些离家在外，混杂着其他文化的人。中国并不适合你，从你诞生下来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同意你父亲的看法，而不同意你母亲的意见。如果你决心成为一个艺术家，浪子，澳大利亚就非常适合你，我推荐不出其他任何更好的地方了。你会以为它是为你而存在的。你会让它光彩照人。考虑一下吧！无论是在巴黎，柏林还是伦敦，你都做不到这点，现在你能吗？甚至在汉堡也做不到。在像澳大利亚这样一个不确定的地方，艺术家们一定有很多工作去做。我相信这些工作是做不完的。”[2]
斯皮斯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来到了中国。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他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诊所，用他的专业特长帮助了不少人，包括一些中国人，也因此而赢得了自己的声誉。他也是冯三的朋友，因为接生的原因和黄毓华家也建立了关系。但是黄家显然并不太喜欢他，甚至在他面前讲过一些不敬的话。主要原因在于他是一个西方人。斯皮斯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并没有任何恶意，但他似乎更愿意和黄家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世家保持一定的距离。种族隔阂可能是一个原因，但不应该是主要原因，因为他可以和其他中国人相处得很好。或许还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带来了思想观念上的对立。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观察视角。在他看来，浪子并不适合继续留在中国，而应该去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可以给他提供成为艺术家的土壤，提供其他西方国家不能给他的机会与前景。另外澳大利亚还有浪子的亲人，他们非常欢迎他去，因为他们都是离乡背井，和其他文化杂交在一起的人，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也许这些正是他所看重的。换言之，他认为澳大利亚是个能够容忍不同种族和文化混杂在一道，允许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生活在一起的地方，也是一个东西方交界，思想自由，前景光明的国家。
斯皮斯的观点表现了他对澳大利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种信心，也是对澳大利亚民族文化的一种界定。东西方之间，艺术家的天堂，移民的集中地，各种文化的融合。这些都集中体现了澳大利亚民族文化的主要特色，也是作者在小说当中着重表现的主题之一。除了上面讲的这些话之外，另外一个表现不同种族和文化在澳大利亚融合的例子涉及冯氏家族的老祖宗冯凤凰和他的朋友们。一次偶然的机遇让浪子想到了多塞特，那个和冯凤凰朝夕相处的土著人。
作者让浪子通过一种幻觉来推想他的曾祖和他土著人朋友多塞特之间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这个发生在19世纪中叶淘金热期间的故事世代相传，表现了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的人在一起友好相处，互相同情，互相帮助的可贵品质。他们两人，再加上爱尔兰人帕特里克，讲述了一个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和土著人和平共处，勤劳致富，共建澳大利亚社会和民族文化的感人故事。他们都是些普通人，虽然背景甚至语言都不同，但是人性却相通。他们都很勤劳、善良，都急于摆脱眼前的困境。这就给了他们寻找金矿的动力和能力。他们不仅没日没夜地到处挖掘，还想方设法创建了一种简单的语言，来沟通和交流彼此之间的思想和感情。他们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也在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为自己建立了一种新的身份。这种身份既非他们原有的民族身份，也非这个殖民地的受压迫者的身份，而是一种建立在多元文化基础之上的平等互利，团结友爱，共富共荣，完全崭新的关系和民族文化。这种关系和文化完全不同于以往和当时的民族和社会关系，是他们以前不敢想象，甚至无法理解的。现在这一切都将成为现实。他们的梦想将要实现。
这个古老故事极大地提升了小说的思想境界，拔高了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的地位，也为殖民文化的意义作了新的阐释和界定，同时也为实现东西方圣人很久之前就提出，但是从未付诸实践的大同世界或者理想国提供了一种可能。
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道友好相处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移居他国不一定能够给个人带来多少直接好处，但却很可能帮他克服或者解决眼前的困难，实现某个近期目标，甚至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或许正因为如此，移民潮总是能够吸引许多人。
不同的种族与文化背景和他们各自的母国文化盘根交错，却又在异国他乡不受拘束，用自己的方式自由自在地融合与发展，和土著文化一道形成了澳大利亚民族文化。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杂糅的互动经历，由英格兰主流文化同其他非主流的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相互吸收和糅合，经过了许许多多的痛苦、冲突和反思，终于合并成一种统一的澳大利亚民族文化。也正是因为有许多人的参加，它的影响总是超越了一个国家的边界。
注释：
[1]、Miller， Alex， The Ancestor Game，Melbourne： Penguin，1992 ， p294.
[2]、] Miller， Alex， The Ancestor Game，Melbourne： Penguin，1992 ， pp260-261.
参考文献：
1、阿列克赛·米勒著：《浪子》，李尧译，重庆出版社，2000年。
2、 Pierce， Peter. “The Solitariness of Alex Miller.”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 Vol. 21，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