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巴金的《憩园》和《寒夜》，是两部悲剧意味的中篇小说，其中的人物都具有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悲剧性。当我们具体分析这两部小说的人物时，就会深切地体会到，巴金在小说里塑造的是一系列失落者，他们的人生的旋律都是哀乐吟唱，从未有过喜悦。也正是从这些哀歌吟唱者的经历之中，作者又让我们能够体会出一种对生活和命运抗衡的激昂之曲。
关键词：悲剧性 ；《憩园》； 《寒夜》； 夜；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21-0-02
我们在《憩园》《寒夜》中不但看到失落者的悲剧，还透视出人性的悲剧。这些人物的悲剧性都源于何种原因，作家可曾为这些悲剧的开出良方，解救在悲剧命运中的挣扎的人们和现在正在上演同样悲剧的人们呢。
一、各类失落者形象分析
《憩园》和《寒夜》中有一类父亲，他们做儿子时就不曾成功过，败家的败家，丧父的丧父。等到他们成人为夫为父时，更加深刻体会人生的失落，生活的失败，事业的失利，婚姻的失控，家庭关系的不和，都让这些做了父亲的男人们不尽如人意，难以享受天伦之乐。《憩园》中的杨梦痴，《寒夜》中的汪文宣都是如此人物。杨梦痴是杨家二代男丁，排行老三，大哥早夭，二哥和四弟都事业有成，家境小康，唯有他嗜赌成性，挥霍家产，变卖妻子嫁妆，以至于积债累累。分家时，杨老三和兄弟反目，又和长子意见不合，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最后落魄街头病死而终。汪文宣是又一个焦仲卿，在妻子和母亲的夹缝里挤压自己的良心和耐力，在工作上承受上司的挑剔和指责，甚至还要给加一些自己莫须有的自责。他没有父亲，可他对自己唯一的儿子也不热情。就连他发现妻子有了外遇，还是在默默等待妻子能回心转意，不吵不闹。这样两个父亲，一个是败家子，一个是窝囊废，没有一个是当家的好料。他们生活上失意，就连他们的人生也是失落毫无前途可言，更何谈做好一个父亲呢。
同样，小说里还塑造了一类新女性，这些新社会旧家庭里的“娜拉”们，还没有享受自由恋爱的甜蜜，就一下子跌进旧式家庭的门槛，在礼教家规的限制下，善良地生活，残忍地受害，出走的又回来，没有出走的只好继续这样毫无改变的生活。《憩园》中的姚太太万昭华是“我”好友姚国栋的第二任妻子，新式女性，知书达理，性情温和，但是教子有方。但是，就因为是续弦，姚的前妻赵氏留下的儿子不服她的管束，赵氏娘家也视她为“晚娘”，自她入门后，不再登门，还总把大外孙接回去，脱离她的管教。《寒夜》里也有一位新式的母亲——曾树生，儿子倒是她亲生的，可是相隔了一层的母子，树生想和儿子亲近，却发现“他（儿子）对我一点也不亲热，好像我是他的后母一样”。
两部小说中都有一个家长，在家中想要执掌一切，却让一切都失去控制。姚国栋是“憩园”的新主人，家里的父辈，管教不了长子，安慰不好妻子，做每个人的和事老，对自己日渐堕落的儿子毫无办法，还自欺地认为没事，一切都会好起来。姚国栋活在自我满足影子里，丝毫没有意识到姚小虎就是当年的杨老三。姚氏家族正在走的就是杨家破败的老路。
至于汪文宣的母亲，作为一家之长，一直就是按照焦母的行为规范来治家。她对儿子与儿媳的自由恋爱一直都不认可，没有举行就是婚礼的曾树生就是儿子的一个姘头。她溺爱儿子和孙子，和儿媳争风吃醋，她不许树生和生病的丈夫多说话，自己却嘘寒问暖和儿子说个不停，她这样安慰自己的儿子：“宣，你不要难过，女人多得很。等你的病好了，可以另外找一个更好的。”似曾相识的话语，几千年前焦母也是这样安慰焦仲卿的。她教唆孙子和母亲生分， 剥夺儿子的夫妻之乐，取消孙子的母子之福。她劳心劳力地支撑家庭，又亲手毁掉家庭的天伦之乐。幸也不幸啊。
姚小虎和杨梦痴的小儿子同龄，脾性却大相径庭。姚小虎就是姚家一个小恶霸，不肖逆子，青春少年，不务正业，赌博成性，没有管教，认财为父，目无尊长。在“憩园”里，他就是毁家灭族的破坏分子，只是巴金在他的身上并未多费笔墨，让他没有长大成贼，就在河里游泳时淹死了。他就是杨老三的翻版。汪小宣也是十三岁的孩子，“但是他已经衰老了”，连他的母亲曾树生也觉得儿子“贫血”、“老成”、“冷静”。没有一点儿孩子气，也没有一丝对父母的亲昵对家的依恋。小说中一直很少出现小宣的身影，他很少回家，即使写信也是为了要钱交学费，回不来的理由就是功课紧。他对自己的家没有渴望，对自己父亲的病也是无动于衷。连孩子都没有了人味，不可悲吗。
二、悲剧性原因的分析
父亲们的失意，母亲们的失落，家长们的失势，孩子们的悲剧，这些人的悲从何来。悲剧往往是生命中的偶然，而悲剧性则是一种不幸的必然。他们的悲剧就是人性弱点的展示，就是社会弊病发作的结果。黑格尔在他的悲剧论中，把“出于自然缘故的心灵冲突，这种冲突一般是由双方的地位，家庭背景，阶级立场所直接引发的冲突”，作为悲剧产生的一种理由。两部中篇小说里所呈现的家庭悲剧正是如此，它来自家庭成员内部利益的、情感的、伦理的冲突。就像杨家兄弟分家，姚太太和曾树生与夫家成员的矛盾，父母与孩子感情的冷淡，都是如此。
男性成员的悲剧，又多是事业不成，家业不兴。杨老三的败家，之后又遭长子唾弃逐出家门，父权丧失殆尽。姚国栋看似春风得意，家兴业朢，可是家里养了一个蛀虫儿子，正一点一点吃空他的家财，他还作无所谓状，做父辈的可悲就是养出不肖子孙。而女人们的悲哀莫过于无情无爱，刘兰芝与焦母的分歧就是焦仲卿的爱的所属，曾树生与汪母的矛头所指仍是汪文宣，丈夫与儿子难当，是因为他的爱无法分割为平均的两份，爱的天平偏向谁都是对另一方的背叛。姚太太也是面临夫家错综的关系，后母难当，丈夫溺子护犊，赵氏家族视其为恶母，都让她的善心无好报，平添烦恼。孩子们是无辜的，却成了悲剧的延续者。姚家恶少，就是薛蟠，不学无术，认钱不认爹，倚仗亡母家里的势力，在家里作威作福。他比杨老三早死，但他绝没有忏悔过，所以他活得还不如杨老三。巴金这两篇小说里的人物，没有人过得舒心，没一人都有一部心灵哀曲要唱。他们既是为自己而唱，也“是在替垂死的旧社会唱挽歌”。 深刻体会每一类人物的悲剧，都可以找到其悲剧的必然性。
性格悲剧，最典型的就是汪文宣。没得病前，他是极度的忧郁者；得病后，不但加重了他的忧郁，更让他变得孱弱，成为家庭的累赘，这是导致曾树生弃他而去的主要原因。命运悲剧，杨老三，姚小虎都是命运转折中得到的悲惨下场。爱情悲剧，姚太太，曾树生在自由爱情上没有结出过幸福家庭的果子，反倒又被旧家庭所伤，心情郁闷无处发泄。巴金同鲁迅一样，观察人性，但是巴金的人性批判力度不是鲁迅的直入骨髓。他带有温情和善的一面，在《憩园》里他不让任何一个人去“斗争”，他只是让他笔下的人们“唱挽歌”。他在《寒夜》中更是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变成一部“心灵忏悔史”，不对任何人评价和不满，只是自责，在一味的自责声中病重死去，完成对家庭对社会的应尽之责。没有“斗争”的人性，是旧式人物必然失落，新式人物悲哀无奈的结局。
加重了人物悲剧性色彩的是小说中的环境描写。纯粹人的悲剧只是哀歌的“唱词”，环境描写才是哀乐旋律的基调。《憩园》、《寒夜》都将“夜”和“秋”做了悲剧的底色，一股“暗淡”、“冷寂”、“颓败”味随之而来。“天色灰黑，像一块褪色的黑布”，“夜的寒气却渐渐地透过他那件单薄的夹袍，他的身子忽然微微抖了一下”，就连长着玉兰树的憩园是寂静的也少生气。“夜”是人物生活场景中黑暗的一面，暗无光日的生活境遇的展示。汪文宣第一次发病吐血就是在晚上，树生两次离家出走也都是在夜里，天未亮的时候。姚太太每次催促去赵家接姚小虎回家也大都是在傍晚，而姚氏夫妇的唯一次的争吵也是在天将要黑的时候。生活里的不如意大都发生在“夜”。“秋”的季节在战乱家败时，就显出一份凄凉，心情的消极更是在此季节里带上苦闷的气息。“天凉好个秋”，心随景迁，当人生的悲剧与季节的凄冷相遇，不愧是“雪上加霜”。巴金对人物心态颓废的剖析，就是从夜的黑暗和秋的萧杀来加深的。
三、对现代人的启示
巴金对“五四”自觉继承，但是他在《憩园》和《寒夜》的人物悲剧书写中自觉地加入了人性的关怀。他改变了《爱情》和《激流》两个三部曲中，那种绝对的批判，改换为一种带着希望去摧毁旧社会的情绪。两部小说里都有巴金真实生活的经历，《憩园》那座杨家公馆就是他老家的房子，他写《寒夜》时所住的就是汪文宣居住的地方。杨老三就是巴金的一个叔父，他的三哥就死于肋膜炎，他也做过汪文宣的编校职业。这些真实的经历让已经不惑之年的巴金有一种惋惜之情，加之刚刚新婚不久，也会让他对人事的思考带了更多的牵挂之情。这都是他批判力减弱，对人性温情关怀的体现。但是，旧的灭亡，新的生长，仍是巴金小说弃旧革新的主题。所以，他才会在《憩园》让姚太太的脸上始终带着“照亮一切的笑容”，又“凭空”捏造了一个早熟的、沉溺在病态的感情里面的‘杨家小孩’”，这两个人都是给予作家希望的人物。而《寒夜》中出走又归来的树生，夫亡子散，作家也安慰她“寒夜太冷，需要温暖”。
小说中人物的悲剧，是巴金对人性悲剧性的探讨。对于我们而言，避免自我人性的消极也许很难，但是，清醒地认识人生，看清社会的脉搏，有一点悲剧的承受力，还是必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