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读书，也喜欢买书，但算不上藏书家，一则数量少，才万把册；二则五花八门，质量也不高；三则我出借书比较大方，好“露富”，凡得了好书，喜欢向同好推荐或显示，“与民同乐”。此时若有人来借，我必慷慨应允，有时候自己也还没有看或没看完，便被借走了。看官记住，凡是被借出的书，必定是好书(或热销的书)。君子们有借有还，有些“(年纪)小(的)人”，主要是学生们就不那么守信了。常常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或者一年半载之后，还到你手里时已经是百孔千疮，遍体鳞伤，惨不忍睹，我也只有忍痛收下。例如前些年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我就非常喜欢，向人推荐，先后买了七本，连借带送，我现在手头一本也没有了。我曾看见有人在自己的书橱棂上贴着“架上图书，概不出借”的告示，有的还加上一句“免开尊口”，我一见这种警示，便吓得连浏览的兴致也没有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从不写这类话。有时借书者要在本子上登记一下或开个借条，我都不好意思让他这么做。我想商人才写借条呢，读书人写什么借条，我的不少书，就这么“老虎借猪”被一借不复返了。这一点最够不上藏书家。凡藏书家一定是心“狠”手肾，嗜书如命的。我有一个朋友，书架上摆的都是一般的书，珍品、精品、极品书籍，他都是束之高阁或藏在看不见的地方的。
若问我喜欢珍藏的书，大约有三类：一类是我特别喜欢，对我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书籍，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红楼梦》、《昭明文选》、《李太白文集》、《苏东坡集》、《鲁迅全集》、《傅雷家书》、《居里夫人传》等。第二类是绝版或有纪念意义的，我有一本一九四六年临沂新华书店出版的《论文艺政策》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武训事迹调查报告》(江青领着写的)，一九五四年《文艺报》随刊送订户的《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即《三十万言书》，在“文革”期间印行的未收入《毛选》的毛泽东讲话，以及像《中国》杂志终刊号这一类有点历史价值，还有看见那本书便想起一个时代的那种书。第三是有书作者签名题赠而作者又已经去世的书，如黄秋耘先生送我的文集，莫应丰送我的《将军吟》，路遥送我的《平凡的世界》(书里还夹有他的一封信，但被借书人弄丢了)，《孔孚集》等。睹书恩人，便觉弥足珍贵。
我只是一个爱书者，算不上藏书家。我这近万册的书，值钱的不多。我琢磨死了以后捐赠给什么图书馆、希望小学之类，恐怕也不够规格，还是想留给自己的小女儿，她也好读书，让她来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吧。
(选自《买书琐记：续编》／范用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