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父亲章乃器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投下庄严的赞成票。生于1897年的父亲，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满清帝制、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独裁统治之后，对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充满希望。他说：“宪法公布以后，资产阶级吃了三颗定心丸，一、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地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父亲的老朋友罗隆基是宪法专家也是人大代表，当时曾兴奋地在人代会上发言说：中国人民就要有一部真正民主的宪法了，这是多大的一件喜事！这些年来，我们曾经用政府的政策做政法人员的工作方针。有些下级干部因对政策体会得不够清楚，所以在贯彻政策时，就不免有了一些偏差。这是事实。几十年来中央人民政府曾先后制定过一些主要法律，但在宣传、解释、执行上有缺点，犯过一些错误。个别的上层负责人，不但不倡导守法精神，反而以超越法律的特殊地位自居。总之，这些年来，没有满足人民的愿望，完全发扬法治精神。这种缺点，我们应该承认。国家越进步，法治精神就越应该提高。现在，国家马上就有一个根本法了！依据这个根本法制定国家应有的法律，提高国家法治水平，这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责任，也是我们在座代表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毛主席领导之下，把这个责任完全担负起来！这两人当时都没有想到，仅仅三年之后，他们会因使用《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的言论自由，而被扣上“右派”帽子。随着国家民主与法制的破坏，与他们一起受难的五十五万“右派”公民及其家属，也因而逐步丧失《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沦为社会的贱民。
1957年我刚满七岁，是不到法定年龄的“准公民”祖国的花朵和未来，当时正在邵力子夫人傅学文办的“培新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反右”初起，父亲成为全国斗争的重点，就有人不断地找与他已经分居的母亲谈话，施加压力，要她表明自己的态度。我那时不懂事，但从小就被告知“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他老人家要批判父亲，父亲一定有错，因为毛主席是不会错的。一天，母亲从幼儿园接我去参加一个大会，事先教给我几句话，要我上台去说。原来这是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联合召开的一场批判会，但父亲没有到场。许多人上台发言，愤怒声讨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轮到我上台，把事先背好的话说了一遍，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我还是要反对他，跟他划清界限。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下台前还有人跟我热情握手。后来听母亲说，握手者是吴大琨教授――父亲早年的助手，曾尊父亲为恩师的人。母亲也发了言，事后她凄然对我说：没有办法，别人是无关痛痒，我们可是痛痒相关。懵懵懂懂地当了一次政治工具，在日后的岁月里，“划清界限”的噩梦，始终困扰着我的人生。
二
1963年我考上了清华附中，成为一名住校的初中学生。那时已开始填各种表格，其中有“家庭出身”一栏。我问父亲该怎么填，他说，你的哥哥姐姐以前都是填“革命干部”，我们这些民主党派成员，1949年后参加政府工作，都被承认是革命干部。但我怎么也无法把头上扣着“右派”顶戴的父亲与“革命干部”画等号，虽然他从来不承认这顶帽子；学校里有不少趾高气扬的“高干”、“革干”子女，我也不想与他们画等号。于是接受母亲的建议，在“家庭出身”栏里填了“职员”，母亲曾经是父亲创办的中国征信所和港九地产公司的职员。入学后安排我当外语课代表，我不想当，自愿当了美术课代表。美术老师吴承露先生很喜欢我，有一次他安排作业，题目是“我的家”，于是我回家请父亲坐在书房里当模特儿，为他画了一幅速写，当作业交了卷。父亲的丰富藏书和文物，也被收入画面。吴老师将我的作业作为示范，在本班展示，画中的人物和陈设引起了同学的议论。那时已很强调阶级斗争，这样的环境，显然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于是我的“出身”从此打上问号。
学英语学到“Capitalist”（资本家）这个词，于是有同学造了一个词“Capitalist’son”（资本家之子）来取笑我。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出身比资本家还要糟得多。清华附中的老师，有不少是教授夫人，例如钱伟长夫人孔祥瑛、周培源夫人王蒂澄等。我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王女士，夫君是清华大学著名的一级教授，1957年与钱伟长、黄万里等一同被划成“右派”。王老师对我的作文能力也很欣赏，那时我经常不交作文，因为有些题目我没法写，例如“我的父亲”、“我的家”之类。记得某个学期我只交了一篇作文，期末王老师仍给了我满分。有一次母亲去参加家长会，王老师在谈话中知道了父亲的名字，从此对我比较注意。我的“出身”也由此被透露出去，同学开始叫我“小右派”。我那时喜欢写一些诗词，还与一位同窗相互唱和，被好事者从课桌中翻出，偷偷交给班主任。于是王老师某日找我谈话，要我将平日所读过之书，开列一个单子，作为教学研究的参考之用。
我老老实实地将所读的书写成一个不短的书目，交给了老师。不久在王老师主持下，全班开了一个批判会，批判我和那位同窗的不健康思想，我当场顶撞了她，从此在本校列入“另册”。而那位同窗因为转向快，加上出身“革干”，得保平安无事。
我所尊敬的老师，因为丈夫当了“右派”，就整自己的学生来表现进步，令我无比困惑，从此开始厌学，以至于留了一级，离开了原来那个班。
三
1966年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北京大专院校学生躁动起来。清华大学有人给蒋南翔校长贴大字报。那时本校的一些高中干部子弟，已开始不公开地批判校领导的资产阶级办学路线，校领导惟恐隔壁大学之火殃及池鱼，于是宣布“内外有别”，规定大字报必须贴在指定的一间大教室里。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但那时有一条政策，叫做“一看成份，二不要‘唯成份论’，重在表现”。我对清华附中的整人之风历来不满，认为不符合中央的政策，于是与几位同班同学一道，在本校的一楼门厅公开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对校领导压制舆论的做法提出异议，不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我们这几位初中同学马上成为众矢之的，各种反击的大字报贴满全校，面对强大压力，我们不得不起而应战。我连续三天几乎没有睡觉，赶写了不少辩驳的文章贴出。
由于毛泽东批准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形势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时高年级同学也在另一条战线上出击，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批判校领导。终于有一天，附中党支部的主要成员聚在一起捶胸顿足地大哭，说自己站错了队，学生们则站在门外大骂。
支部的门上也被贴上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横批“一群混蛋”。不久，共青团中央派出工作组进驻本校，开大会宣布校长万邦儒“停职反省”，校领导班子被宣布为“修正主义党支部”，老师们纷纷揭发校领导，并相互检举以图自保。高年级的“红卫兵”成立了校革命委员会，开始执掌大权。校长等被扣上“黑帮”帽子，开始从事扫厕所的贱役，沦为“低种姓”贱民的一员。我那时有些幸灾乐祸，曾画了一张漫画贴出，背景是本校的六层教学大楼，将所有被揭发为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校领导和老师，都画了进去，里面也有素来欣赏我的美术老师吴承露。据说吴老师看了这幅画，颇有幽默感地说：“画得还挺像。”这是我至今追悔的一件亏心事。回家向父亲说起学校的情况，他告诫我，形势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简单，不要卷到这种事情里面去。父亲的政治经验果然不错，由于我“出身”不好，“红卫兵”上台首先就与我“划清界限”。他们的“造反”有其政治背景，而我们这几个初中同学贴了第一张大字报，似乎是抢了不该抢的风头。于是耍起政治手腕，将我们分而治之，收编了其他人，对我则实行“边缘化”，不准革命。
四
1966年8月18日，伟大领袖临时换上绿军装，和他的亲密战友一起，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小将的队伍，向全世界昭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女红卫兵宋彬彬幸福地为领袖戴上革命的红袖章时，老人家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当他得知是“彬彬有礼”的“彬”时，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要武嘛。”于是宋彬彬从此改名“宋要武”，引为无上光荣。那天我自然是没有跟着去山呼“万岁”的资格。据父亲分析，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动作。但这“动作”之快，是他没有料想到的。老人家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于是，本校红卫兵一举成为全城红卫兵的“老大”，清华附中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改名“红卫兵战校”。其后数日，全城处于“破四旧”的狂热之中。记得我的一位同学史青（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之子），曾邀我到其家帮助藏匿处理“四旧”。8月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本班红卫兵到老师家中“破四旧”，回来还得意洋洋地说：有只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们打碎，王老师十分心疼云云。
我晚上偷偷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8月24日晚上，清华大学校园里一片疯狂。前清大学士那桐题额的标志性建筑“清华园”门坊已被推倒，校领导刘冰、艾知生、何东昌及“大右派”钱伟长、黄万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带抽打着，在现场汗流满面地搬运碎砖乱石。本校一对姐妹花的母亲，是一位蒙古王爷之后，人称“善格尔公主”，在清华园一带拥有不少房产，也被披头散发地拖来批斗。有位中学女红卫兵，一路用皮带抽打一名“反动大学生”（据说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师），当有人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时，她竟口出狂言：“是毛主席叫我打的！”当晚回到宿舍，里面空无一人，新置的蚊帐已被撕碎，床上铺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将贱名打上红叉，责令：“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快滚蛋！”既然不受欢迎，于是收拾行李，遵命“滚蛋”。不料本校四门紧闭，未经“革委会”许可禁止出入，已成“关门打狗”之势。若不设法逃走，则皮肉之苦难于幸免。我在运动初起受围攻时，曾勘测全校地形以防不测，发现校园围栏有一处不密，栏下有空间与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于夜幕中钻出围栏，连淌两条小河，走上校园西侧的马路，刚好有一趟末班车经过，迅速登车远去。
此时天降小雨，坐在车上，仔细品味着“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的滋味，不知进城之后，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我不敢去灯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亲的住处，刚下公共汽车，便见一群红卫兵蜂拥而上，查问乘客“是什么出身”。走在黑夜的凄风苦雨之中，暗自庆幸“又逃过一劫”。回到家中，母亲告知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周康玉等几位小有资财的寡妇均已在抄家时被打死。我将从宿舍带回的大字报和破蚊帐给母亲看，她很是不解，以为同学间何至于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学校，好好向大家解释一下。看来她对于严酷的“革命形势”还很木然。
五
当晚心中记挂着父亲的安危，一夜没有睡好。次日一早，决定按照母亲的意思，回学校看看。同时叮嘱母亲，探听一下父亲的情况。
回到校园碰见的第一个人，是本班的辅导员，一位高年级的工农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将我视为另类。一照面就板起脸宣布：“从现在起，不许你随便走动！”快走到宿舍楼时，遇见一位本班同学，是革干子弟，曾与我一道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算是有过“战斗友情”的。他摇晃着一条皮带，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拿上这个，回去教训教训你爸。”我没有回宿舍，径直穿过操场，向教学楼走去。走到楼前时，见两位女红卫兵正在用皮带狠狠抽打门房周大爷。据说他曾是圆明园一带的地主，因家道败落，解放前就把地卖光了，后来便在学校当门房糊口。周大爷平日与世无争，好写几笔“精气神”之类的毛笔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画上一幅“九九消寒图”挂在门房里，每日涂黑一个梅花瓣度日。
他最大的乐趣无非是炖上一锅红烧肉，喝两口小酒。此时本班同学已经在楼上望见我，招呼着要我上楼，但声调中暗藏玄机。我见周大爷被打的惨状，知道上去不会有好果子吃，便没有进教学楼。昨晚尚可钻栏而逸，此刻却是大白天，故伎不可重施。于是鼓起勇气，大摇大摆地走向校园西侧的旁门。此处有一位高年级的红卫兵站岗，他迟疑了一下，将头偏过，任凭我大步流星地扬长而去。闯关成功，心情不亚于伍子胥过文昭关。回家见到母亲，她已去过灯草胡同，父亲那里宅门大开，外面邻居正在议论，说是“带走了，带走了”。由是判断，父亲已遭厄运，生死未卜。
六
惨剧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每天发生，狂热的背后，是中国“明哲保身”的旁观者们特有的冷漠。疯狂持续了数日之后，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表明要遵从伟大领袖的号召，不再采用武斗办法对付阶级敌人。由于本校红卫兵的声望和影响力，革命的高烧开始减退，于是我又回了一趟学校。
在校园里，见到一位被指为“作风不正”的高年级女生，被剃成了“阴阳头”。走进教室，只见两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王淑瑛、孙淑绮也被“剃度”，坐在角落的“另席”上，其他同学讪笑着跟我打招呼。问那位要我用皮带抽父亲的男同学，如当时我留在学校，是否也会遭到同等待遇？他笑着回答：“不会的，我们只想好好和你谈谈。”此后得知，本校万邦儒、韩家鳌两位校长，在8月24日晚遭到毒打。8月26日晚，物理教师刘澍华在斗争会上被毒打后，从锅炉房的高烟囱向内跳下，他的两条腿骨插入体腔，尸体缩短了许多。同时高年级的“反动学生”如郑光召（郑义）、郑国行、徐经熊等，皆在被打之列。郑光召身强力壮，是本校高年级学习、体育“尖子学生”，只因贴大字报保过校领导，被剥去上衣，光着膀子用皮带狠抽。他不服罪名，将一枚毛主席像章穿过皮肉，别在胸前，结果被打得肾脏出血。据老同学史铁生回忆，上述两位本班的女同学，也在被打之列。十五六岁的中学少年，正处于躁动的青春期，充满反叛的激情，追求破坏的快感。
这场“史无前例”的所谓“革命”，正好为人性之恶提供了表演和宣泄的大舞台。侮辱人、打人和打死人，在当时充满着随意性和随机性。以我的“出身”和个性，言语之间发生冲撞，后果是无法逆料的。“文革”后校友们聚会，同学们多为以往的伤害相互致歉（包括那位叫我用皮带抽父亲的同学），了却恩怨，重续友情。但孙淑绮同学从不露面，可见当年感情伤害之深。数年前某位成为名作家的红卫兵领袖，声称清华附中无人被打，厚颜令人绝倒！
七
从学校二次脱身后的几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走，大街上不时有满载抄家物资的卡车呼啸驶过。曾几次冲动想去找父亲，但一见到周围随处可见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他被红卫兵押去参加吉祥戏院的“打人集会”，是从那里出来的唯一生还者（关于父亲在这场劫难中的经历，我将另文记述）。我见到不少老年“黑五类”，被剃了“阴阳头”，被红卫兵押送着“遣返”回乡。在西单的大街上，见到两名女红卫兵，用绳索套在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颈上，用皮带抽打着，像狗一样牵着走，那妇女身着的白短衫上，好几处用墨笔写着“反革命”，我不知这名妇女能否活下来。但有人亲见，另一名被诬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轻女子，抱缚在柱子上用铜头皮带抽打脊背，此女一声不吭，拒绝诬服，直到贴身衬衫抽烂；于是有人提议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绑柱前，狠抽胸部，没打几下，女子惨叫一声，立时断气。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儿，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长得漂亮，同班的女红卫兵便专门用皮带抽她的脸，这些都属于性变态的虐行。据官方统计，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62人，我一直怀疑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因为在广泛的暴力下还有大量自杀者，名人老舍先生即其中之一，上面说到的小人物周康玉也是，他们都可能被排除在打死的名单之外。一位朋友访问德国后对我说：与经历过纳粹时代的老一辈谈起中国“文革”，他们特别能理解。红卫兵成为“文革”的第一批社会打手，就类似纳粹德国的“冲锋队”。小将们是“无知者无畏”，但充其量只是帮凶角色。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么自发的“群众革命行动”，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了本辖区的抄家对象名单。
母亲所住胡同里，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独门四合院，热心邻里公益，曾被推选为街道主任。她年轻时应当是个美人，平日白发修齐，衣着整洁，保持着老年妇女的风度。
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旧时的小官僚，于是列入抄家名单，从褥垫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怀疑是有人栽赃），顿时罪在不赦，惨死于红卫兵的皮带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独居小院，据说是天津名门周家的后裔，平日十分低调，但既属于“大资本家”眷属，自然在劫难逃，打成半死以后，挣扎着上了吊。母亲属于海外归来人员，又曾留学东洋，加上与父亲的关系，何以当时能幸免于难呢？一是她的邻里关系不错，二是管片民警对红卫兵说，此人自解放以来，从无海外联系，这性命交关的一言，对母亲的命运重于九鼎。不过到了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她还是没逃过被单位关押审查的命运。
这条胡同是东城区财政局所在，该局临时成为抄家物资仓库之一。
某日母亲得到街道通知，每户发给小票一张，持票可购抄家物品一件。这属于“革命群众”待遇，她不敢不去。
稍后带回一件三层的精巧食盒，说是周康玉家的，作价五毛。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杀人同谋的负罪感，只好当作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母亲的两位老同学黄瑞华和周国德，一住京师，一居沪上，都是被抄户。后来两人多次到“抄家物资清理办公室”查询，永远被告知“还没查到”，穷愁潦倒中苦等到去世，也没领回一钱一物。
八
本校军代表曾找我谈话：“听说你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我回答：“不是。”我从内心认为，从广义的角度，大家全是受害者，包括这个做我“思想政治工作”的军代表在内。所谓“反动路线”，根本与“资产阶级”无关。自从读了遇罗克的《出身论》，我就开始向人本主义回归，否定给活人贴标签的哲学。我时常和一些朋友同学讨论历史、哲学和文学艺术，并换阅被禁的书籍，也“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本校体育老师赵晓东（我同班同学的父亲）跳楼自杀，头触在阶角上摔得粉碎，遗体惨不忍睹。不久我被揭发出有反动言论，于1968年12月被关进了“群众专政”的“牛棚”。
“牛棚”坐落在本校西侧，系由自行车存车棚改造而成，顶部覆盖一层瓦楞铁皮。所谓“改造”，只是用红砖砌上墙壁，再分隔成单间加上铁门而已，脚下仍是泥土地面。棚内有两张木板床铺和一个课桌，没有窗户也没有电灯炉火，黑暗阴冷无比。看守的“革命群众”开门的时候，借着室外的光线，可以发现铁皮棚顶挂着白霜和冰凌。我从被关的当晚开始受审，被要求交代“恶攻”罪行。连续审了三夜，也被毒打了三个整夜，打手大多是本校高年级出身好的“革命学生”。三四个人围着我，前后左右同时拳打脚踢，口鼻很快流血，头发被揪得一把一把往下掉。过去看漫画有被打得两眼直冒“金星”的画面，小说中也有这类描写，总觉得不可理解，这次却亲身体验到了：拳头耳光交加之时，确有金光从视野闪过。由是可知，耳光的“光”字概源于此。清晨回到“牛棚”时，腰已被踢得直不起来了，头皮上满是揪出的血泡。我曾两次从“红色恐怖”中侥幸脱身，但这次不行，白天铁门锁闭，夜晚小院内探照灯恍如白昼。时值隆冬，室内温度几乎与室外无异，几天下来，两脚冻得肿起，连鞋都穿不上了，遑论逃跑。管理“牛棚”的是“工宣队”，连打三天收效不大。“军宣队”的军代表来看我，他定了调子说：“你老子反动你也反动，是‘现行反革命’。革命群众‘动’了你几下，是出于革命义愤，不好好交代问题别想出去。”我知道这次在劫难逃，无理可讲，把心一横，要来纸笔，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写，把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都写了出来，索性当他一回“反革命”。过去校领导整我，我给校领导也贴过大字报，如今轮回到同一地狱。校长万邦儒和被迫揭发我的同学都关在这里，同我关在一个“棚间”的难友是副校长韩家鳌。韩校长是个温文尔雅的人，颇有知识分子风度，此刻却破衣烂衫，蓬头垢面，耳廓长着半圈冻疮，每天外出与万校长等“专政对象”一起“劳动改造”。
他对我很照顾，我被打得一连几天起不了床，天天给我打饭、打热水。我为自己过去的冒犯向他致歉，韩校长则向我透露了以往校领导整人的内情，并表示自己也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牛棚”的饮食以窝头为主，平时只许吃最便宜的素菜，我们有时只好搞“精神会餐”，各自详尽描述自己吃过的好东西。1969年1月，毛泽东发表“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最新最高指示”后，“牛棚”中人的待遇有所改善，开始实行“人道主义”，室内安了一个煤炉。我俩最惬意的享受，就是烤窝头抹臭豆腐，室内空气就顾不了许多了。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看守的人不爱开门进来了。不久又进一步“人道”，迁入有暖气的宿舍楼，只好与这种享受彻底告别。我的冻脚随着恢复供暖迅速恢复，不久被责令与韩家鳌一起参加“劳动改造”，去扫厕所并为锅炉房运炭渣。烧锅炉的师傅对我们很和气也很照顾，最重的活他总是亲自干，我俩只要搭把手就行。看来身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未必革命得“铁板一块”。“专政对象”中还有几位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我们每天在押送之下，列队到食堂打饭。我们打饭总是被安排在最后，好菜基本上卖完了，有时能买到一份有肉末的菜。春节食堂供应饺子，韩校长和我想买，押送的人没有异议，不料被一位中年“工宣队”师傅一声断喝制止了。他声称：“旧社会劳动人民过年都吃不上饺子，你们这些牛鬼蛇神还想吃，没门儿！”于是只好各买一份白菜捧回，心中琢磨着若是哪位女工在场，这顿饺子还是能吃上的。搬入宿舍楼后，实行早晚“请罪”制度。“牛鬼蛇神”们横列一排，在伟大领袖像前低头肃立几分钟，类似追悼会的默哀。早“请罪”毕开始劳动，晚“请罪”毕开会“斗私批修”，说的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话。终于有一天开大会宣布“落实政策”，韩校长和两位同学被宣布“解放”，对我的处理是“反革命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以观后效”。
九
从1966年到1969年的三年中，中国政坛的巨变影响着每一个家庭。
报纸不时发表“最新最高指示”，每次都有彻夜敲锣打鼓的游行来庆祝，预示着又有一批新的遭殃者产生，人们开始厌倦这种“不断革命”的生活。那些曾经风头十足的红卫兵领袖，他们引以为荣的父母也成了运动的对象，有的被打倒，有的自杀，有的“靠边站”。“血统”的优势一旦被剥夺，人也变得气势全无。政治轮回如此迅速，使“老红卫兵”（简称“老兵”）充满了怨愤，于是组成“联动”炮打“中央文革”。他们的反抗很快遭到镇压，我曾亲见清华大学“井冈山”攻打本校宿舍楼，抓走红卫兵领袖卜大华的场面。我发现周围的人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我几乎不再被视为“另类”，因为被打倒的人太多了，父亲不过是被早打倒了十年而已。
台上干部的子女，继续耀武扬威；而倒台干部的子女，仍保留着攀比父母级别的习惯思维定式。因父亲过去曾是四级“高干”，于是我也曾莫名其妙地被某些“老兵”引为同类，但丝毫不感到有与荣焉，反而觉得哭笑不得。有些“老兵”也主动与我攀谈，发泄对这场运动的不满，怀念起当初一起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日子，甚至称赞我对本校“揭盖子”所拔的头筹。但我对此已无兴趣，内心不断反省自己以往的荒唐，同时从根本上否定这场运动。记得某日与一位“老兵”在“水木清华”后面的小山上闲聊，碰巧有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女大学生低头走过，“老兵”悄悄问我：“你知道她是谁？”我答不知，于是他告诉我：“她就是刘涛。”刘涛乃刘少奇之女，运动初起时与贺龙之子贺鹏飞同为清华大学革委会负责人，此时父亲已被打倒，她的利用价值也因此耗尽，在校形单影只，人人视同陌路。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一场“大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我不断忏悔曾经对师长的伤害，我不再记恨任何无知者的伤害。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
（选自《烙印》/林贤治 主编/花城出版社/2010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