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制度的黄金时代是在宋朝，因为不仅规模之大、制度之严远过于前代，而且影响之大也最为突出，特别是还没有产生明清时期过多钳制思想的消极作用。两宋三百多年间，宰执大臣几乎都出自科举背景者。宋朝科举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在政坛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成为官员队伍的主体，而门荫出身者与军队武将的影响力微乎其微，由此造就了突出的文治的时代特征。既然宋朝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文官们大都来自读书人，他们有足够的文化知识，懂得儒学的道德价值观，又熟悉“苛政猛于虎”的道理，出口成章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耳濡目染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理念，那么是否就以改良社会为己任，并把持住自己的良知底线呢？
在宋代历史上，确也看到一些仁人志士的奋发有为活动，著名者如范仲淹、王安石、李纲、文天祥及陆秀夫等人的忧国忧民之举，便令人肃然起敬。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不知打动了多少正直的士人，而他另外一句“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的话，更就做官提出了基本准则：为官者不能因私废公，亦不可惧怕承担责任。宋代思想家张载在《西铭》中还总结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话，更提出了终极的追求目标。可说到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理想境界，非常人所能做到。
实际的情况是，宋代多数学子把“学而优则仕”看做改善个人命运的堂而皇之的旗号，将读书、科考视为做官的敲门砖。在国势大体处于常态的情况下，他们入仕后一方面做着分内的事；一方面期盼着自己仕途的发达，当理想追求与现实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不免更多选择后者。
像历仕宋太宗、真宗两朝宰相的吕蒙正，早年有过清寒求学的经历，当他顶着状元桂冠步入政坛后，孜孜以求的是个人的前程，因此往往不敢承担改革风险。正因为如此，他为政尚可守正，三入相位却终无多少建树。倒是在生活上，他讲求起奢侈。吕蒙正有个喜食鸡舌汤的嗜好，每日必餐。一天，他游自家的后花园，看到墙边耸立一座山包，便不解地问随从怎么回事，仆从回答：此是相公吃鸡剩下的鸡毛。他大感意外道：我吃的鸡乃有几何？怎么能堆积如此之大？仆从再答道：一只鸡仅一尾舌，相公一顿汤需用多少尾舌？食鸡舌汤又已多久？
北宋中叶的宋庠、宋祁兄弟也是贫寒出身，早年在州学读书时生活相当艰难。以后两人同年科举入仕，分别做到宰相和翰林学士。哥儿俩政绩上成就不大，生活上还是有别，大宋注意分寸，小宋却奢侈放纵。一次上元节夜里，大宋又听说小宋点着华灯拥着歌伎排场豪饮，次日就派人带话过去：相公寄语学士，闻听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是否还记得从前上元夜一起在州学吃粗饭的事？小宋听罢，笑着让来人带话回去说：也寄语相公，不知当年吃粗饭是为的什么？真是毫不掩饰，在他看来苦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享受富贵而已。
志向不够远大，满足于享乐，这倒也罢了，吕蒙正、宋祁花的毕竟是自己的俸禄钱。他们还爱惜名誉，没有胡作非为，没有触及官场的底线。这样的官员人数众多，不甘平庸或安分守己者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等而下之者则碌碌无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而有些人一旦进入官场，就只顾及自己的利禄地位。他们随波逐流，争权夺利，甚至为所欲为，不仅将学习多年的“修齐治平”的理念抛到脑后，更将为人的良知、官场的底线也敢突破。像丁谓本是享誉一时的才子，科举做官后却将聪明才智用于投机钻营，一味迎合帝王。宋真宗想搞浩大的“天书”祥瑞活动，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持，就询问国库的底子。丁谓是负责中央财政的三司使，明知此举劳民伤财，但为了赢得天子的欢心，便报告国库充裕有余。宋真宗这才安心拍板。随之在东封泰山、西祀汾阴之类的活动中，丁谓卖力地调度安排经费与物资。以后，宋真宗想在京城内修建一所感应上天的场所——玉清昭应宫，既担心遭到反对，又怕落得恶名，于是召见体己的丁谓。丁谓出谋道：陛下拥有天下，修一座保佑苍生的宫观又有何妨？陛下无子，谁敢反对营建祈祷降生皇子的场所！果然，无人敢提出异议。
更有甚者，则是那些败坏国家根本利益的官僚。北宋末年的宰相蔡京，论学问知识，论书法造诣，都是绝对的上乘水平。可此人罔顾国家利益，带头迎合昏君宋徽宗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需要，肆意破坏秩序政纲，以朝廷的名义巧取豪夺，致使民怨沸腾，官场的底线彻底穿崩。蔡京四度当政，贪恋权位，毫不在意外界观感，即使“目昏眊不能视事”，也不知退位。当他一度失宠时，竟不顾起码体面向宦官哭诉求情。于是上行下效，一时之间吏治为之败坏，以权谋私、卖官鬻爵、贪污索贿的现象比比皆是，官场中的大多数人已麻木不仁，见怪不怪，终于导致王朝陷入巨大的灾难之中。如果不是随后被金军灭亡，也会被造反的民众所葬送。
南宋时期，权相秦桧为了揽权固宠、把持朝政，遂迎合宋高宗急于求和的心理，不惜冤杀抗金英雄岳飞父子，自毁长城。秦桧专权后，肆意迫害异己，任用亲族党羽。于是，大批官员们自觉不自觉都纷纷投奔其门下，秦桧竟安然接受阿谀奉承自己的“元圣”称号，岂不知这已严重败坏了儒学中为人臣礼的规矩，也不无接踵前代权臣犯上之嫌。以后在宋宁宗、理宗朝长期专权的史弥远，其作威作福更甚于秦桧，甚至敢于擅立皇嗣。秦桧、史弥远都有读书科举出身的背景，所学知识不为国家所用，反倒成为弄权的经验，其生活之糜烂更不用说。至于南宋末年外戚出身的贾似道，虽绝对属于不学无术之辈，却因手握重权成为上下巴结的对象，寡廉鲜耻的官员们每见他必称“周公”，连度宗小皇帝也无奈地呼其为“师臣”。至此，官场完全化为黑暗的牢笼，网罗了大批无聊奸猾之流，一同浑然不觉地沉沦，彼此拉扯着走向毁灭。这当然已属末世之相，姑且不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贾似道为了避免非议，“务以权术驾驭，不爱官爵，牢笼一时名士，又加太学餐钱，宽科场恩例，以小利啖之。由是言路断绝，威福肆行动”。由此可见，众多的士大夫、太学生，包括某些所谓的名士，为了一己之利，甚至小恩小惠，不惜丧失人格名节，或歌功颂德，或追随祸国殃民，实在令人痛心。要不是南宋亡国后出了文天祥、陆秀夫等一批爱国志士，当时的读书人就一无可取了。
（摘自《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