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者：吴君亮及其团队
生于1961年的吴君亮是重庆人，现任深圳君亮投资公司的CEO，同时以“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的身份著称于世。1982年，吴君亮大学毕业后到重庆轮船公司宣传处工作，1987年去美国休斯敦大学研究院攻读政治学。2006年回国，出资创办公益性的“中国预算网”，开始带着李德涛等一群“80后”的财务分析人员，怀着浪漫的理想，开始了“不务正业的公共预算之旅”，但当时苦于找不到政府部门的预算资料和信息。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为吴君亮的这项公益事业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按照网上查到的政府部门联系方式发出一份份申请电邮、传真或信函。全国五十多个政府机关曾以“国家机密”为理由拒绝了他们的申请，但2008年10月和11月，国家卫生部、民政部、国家环保总局先后向他们提供了部门预算信息。2009年10月，他们又促成了广州市财政局开全国先河地在网上公开了广州市114个部门预算。直到2011年中央政府88个部门公开预算，各省市也都有许多部门公开预算，吴君亮及其团队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从2011年7月开始，到2012年2月，吴君亮及其团队对2011年中央及地方政府预算公开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的范围包括中央97个部委及北京、上海、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惠州、佛山、东莞等九省市，截至记者发稿时止，调查还未全部结束。
中央部门的预算公开情况
2011年5月21、22日，新华社、《人民日报》曾报道，截至5月20日，报送全国人大审议的98家中央部门中，已经有88家公开了2011年部门预算。“与去年相比，今年公开部门数量明显增加，公开时间进一步提前，公开内容更加细化。有些中央部门将财政支出预算细化到项级科目，还有些中央部门公开了本部门的职能和机构等情况。”消息来源是“财政部披露”，吴君亮团队多方查找，最终没有找到到底是哪88家中央部门已经公开了预算。他们对97个中央部门的官方网站或以其他方式进行查找，目前查找到的预算公开的部门是71个，还没有找到的是26个。在还没有找到的26个部门中，哪些公开了预算，哪些没有公开，搞不清楚。
相较于预算公开，“三公”经费(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2010年的决算支出和2011年的预算公开则比较好，在调查的97个中央部门中，只有外交部、国务院侨务办、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三家未公开。
对于预算公开情况，在已找到预算公开内容的71个部委中，吴君亮团队给出了“较详细”“不详细”两种评价。“较详细”是指该部门“是按报送人大审阅的格式公开的”；“不详细”是指，该部门公开的预算或者只有简单的文字陈述，大部分没有附上收支预算总表和预算内拨款支出预算表，即或是有也非常简略，或者只有表格，基本没有文字说明。
在已找到的71家预算公开的中央部门中，吴君亮团队认为“不详细”的有8家，是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国家电力监管委、文化部、中国地震局、国家邮政局和中国民用航空局。其中，中国工程院只有两张极为简略的《2011年收支预算总表》(只有9个数据)和《2011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均无文字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地震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只有表格，无文字说明。文化部、国家邮政局只有文字说明，无表格。
未找到预算公开内容的26个中央部门，吴君亮团队当初都打算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后来发现，许多部门不知道该向哪个办事机构申请，甚至不知道该与哪个办事机构联系。已经申请了或已经进行了联系还未收到回复的有7家：中国科学院(未找到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方式，给院长信箱留了言)、中国外文局(未找到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方式，给办公信箱留了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宗教事务局(系统自动回复已收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截至记者发稿，尚未到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15天期限。
尚未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和尚未联系上的有19家：全国工商联、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全国妇联、中共中央党校、中国记协、宋庆龄基金会、国家能源局、中国文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红十字总会、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中国贸促会、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务院三峡办、全国人大机关、最高检察院、中国侨联、全国政协。
即使是公开“较详细”的63个中央部门，吴君亮团队认为，这些部门的预算公开情况，也还不能令人满意。所谓“满意”，是指公开的部门预算内容全面而详细，民众能够通过阅读这些预算，像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钱具体花在了什么地方。同前两年相比，2011年中央部门总体说来预算公开的内容有所细化，但还远远没有细化到位，多数还只是到了“类”，有的到了“款”，还没有到“项”和“目”。“分类支出”公布了一些，还很粗略，“功能支出”就公布得很少了。
以外交部为例，2011年外交部没有公布“三公”经费，理由是涉及到外交机密、国家秘密，但外交部的预算公开还是较详细的，难道部门预算就不涉及外交机密、国家秘密?“三公”经费也只是部门预算的一部分。这恰恰说明，目前的预算公开还是起步阶段，不要说老百姓，就是财政专家，也不能从目前的预算公开内容中窥探出政府部门花钱的秘密。
何况，目前列入人大预算审查的只是政府部门，不包括党的部门；只是预算内资金，不包括预算外资金和体制外资金。
而“三公”经费的公开，已找到的94个公开的中央部门中，公开的程度大体相当，可能是2011年国务院对“三公”经费的公开要求比部门预算公开的要求要高一些。但公开的数据本身，也有许多令人疑惑之处。例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这样一个大部，2011年的“三公”预算只有757万，不可能比它更忙的农业部，“三公”经费却达到2亿3803万，相差31倍多。难道可以从中推断，说农业部很浪费、住建部很节约吗?恐怕不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11年的公务接待费预算，只有3万，让人觉得太少了；相比之下，中国科学院的公务接待费预算，是8044万。
吴君亮认为，分析这些“三公”经费数据，可以有一些猜测：一是中央部门预算公开的标准(包括范围、时间、方式、内容、界限等)，国务院可能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没有制度化、常态化，各部门有些无所适从，还在“摸石头”；二是有的部门编制公开“三公”预算时，可能将部分经费转移到了下级部门、
下属企事业单位，为了公布出来显得“好看些”；三是有的中央部门派出工作人员到下级部门或单位办事，本来就由下级部门或单位承担“三公”经费，多年已形成常态——这就导致越往下公布，可能基层单位的“三公”经费越多，越是不敢公开。
九省市预算公开情况
在吴君亮团队调查的地方九省市预算公开情况中，在北京市调查了使用公共预算资金的本级部门108个，其中公布预算的有47个，占43.5％；未公布的61个，占56.4％。已公布的47个中，不详细的是农委、人口计生委、外办、侨办、口岸办公室等5个；较详细的有政府办公厅、发改委、教委等42个。未公布的61个部门中，许多部门与民生的联系是比较紧密的，如：公安局、卫生局、国资委、海关、税务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政府采购办、城管局等；还有的像市委办公厅、政府法制办、市人大、市政协、政府新闻办公室，似乎应在预算公开方面起带头作用，但也没有公开预算。
在上海市，使用公共预算资金的本级部门99个，其中公布预算的有45个，占45.4％；未公布的54个，占54.5％。已公布的45个中，不详细的有发改委、司法局、国土局、房管局、安监局、民防办、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档案局等8个；较详细的有政府办公厅、经济和信息化委、商委、教委、科委、民政局、财政局等37个。
广东省使用公共预算资金的本级部门112个，其中公布预算的有49个，占43.7％；未公布的63个，占56.2％。
广州市使用公共预算资金的本级部门99个，其中公布预算的有48个，占42.5％；未公布的65个，占57.5％。值得一提的是，在吴君亮团队的推动下，广州市财政局曾在2009年公布了、全部114个部门预算，公布率达到100％。而到了2010年，部门预算的公开程度从100％骤降至18.4％。原因是，2010年3月，财政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文件，对“预算公开的主体”进行了界定：各级政府财政部门负责本级政府总预算、决算的公开，各部门负责本部门预算、决算的公开。也就是说，在广州，广州市财政局已经无权公布全部本级部门的预算，必须由这些部门自己主动公布。2011年，广州的预算公开程度同2010年比有大幅度的上升，基本与全国其他大城市处于相当的40％多的水平。
2009年广州公布了全部部门预算，并没有引起什么问题；之后的2010年、2011年，只公布了部分部门预算，也没有任何好处。随着形势的发展，最终恐怕还是要全部公开。
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城市2011年的预算公开比例，深圳是46.7％，珠海是30.7％，有明显差异。
广东省内佛山、东莞、惠州这三个中等城市2011年的部门预算公开比例，佛山是36.9％，东莞是12.8％，惠州是5.3％。相对而言，佛山的公开程度较高，超过了珠海，东莞很低，而惠州106个使用本级预算资金的部门中，预算公开的只有农业局、教育局、旅游局、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林业局、工商局等6个，其他的基本上没有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