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有十多种文学刊物，隔不了几天就能收到一期新的文学期刊，期刊上的小说有好有坏，但我不是一个挑肥拣瘦的苛刻者，无论好坏，大致上都会流览一遍，碰上好的，再细细品咂一番。阅读文学期刊上的小说，俨然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但当这次将《上海文学》全年的中篇小说放在一起集中来阅读时，则发现它给我带来的感受大不一样。尽管这些小说多半都是在当时收到刊物后翻阅过的，有的还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这种印象无疑仅仅是关于小说本身的印象，也许是小说中独特的人物，也许是小说独特的叙述，也许是一个起伏跌宕的故事；这种印象与刊物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唯有在这一次的阅读中，我总会要与手中的这本刊物联系起来，与这个大开本封面上挥洒的行书体“上海文学”四个字联系起来，我总在想，这篇小说发在《上海文学》上而不是发在别的刊物上，也许是有它的道理的。其中一篇小说中的一句话准确描述了我的这次阅读经历：“这应该是一趟从身体出发最终抵达心灵的旅程”。这是黄孝阳的《蜻蜓》中的一句话。这篇小说让我深深感动。小说写了两个年轻人的爱情，他们的爱情是从一次徒步旅行开始的，他们背着大行囊，从南方一直走到了北京。他们的行走是摆脱世俗的行走，是敞开心灵的行走。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对于世俗的人们来说，就是一种行走，一种精神的行走。当然这是文学至美至善的境界。能否从我读到的这些小说中得出一个结论：《上海文学》努力在为读者铺设一条精神行走的旅程，如此的话，他们就是把文学的至美至善境界当作自己的目标了。
在谈论对《上海文学》的印象时，不能不考虑到“海派文化”这一大的坐标。《上海文学》当然不是一本“海派文化”刊物，在今天的文学刊物制度和文化环境下，也不可能存在风格意义上的“海派文化”文学刊物。但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这是人们在概括海派文化特征时使用得最多的词汇。这个词汇后面理所当然地包含着傲然的大气派和无限的开放性这两层意思在内，我更愿意从这两层意思去解读海派文化，这是与国际性大都市相匹配的，这是“海派文化”的精神特质，《上海文学》无疑深受这种精神特质的浸染和熏陶，并使其成为刊物的基调。这些年来《上海文学》虽然也经历了各种变化，包括栏目和方针的更迭，但大气派和开放性的基调始终未变。去年以来，刊物又进行了一些调整，社长赵丽宏年初在《文学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刊物构想时说，要让“朴素与华丽、节俭与繁复、现实与浪漫、虚构与纪实、古典与现代”在版面上“互为补充、交相映辉”，其对大气派和开放性的追求自在不言之中。若要说有所变化的话，那就是使这种追求与现实生活贴得更紧一些。
一
现实性不是单纯指文学对现实生活反映的程度，而应该是强调作者能站在新的思想高度对现实生活进行审问和裁判，对现实变迁中人的精神世界的探幽析微。
曹征路的《豆选事件》在《上海文学》上发表出来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豆选事件》典型地体现了曹征路的文学思想，这就是以鲜明的现实主义态度直视社会现实中的政治问题，以强烈的批判精神臧否现实。说到底，曹征路的写作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所坚持的就是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但是，尽管现实主义始终是写在我们大旗上的口号，尽管批判性是现实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长年以来，我们所倡导和允许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经过粹火处理了的现实主义，它抽掉了批判性这一现实主义的精髓，成为一种软化的现实主义，而曹征路的现实主义则是一种坚硬的现实主义，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和干预现实的精神。正是这一原因，曹征路近些年来的一些作品一再引起激烈争议，甚至还遭到某些人物和部门的排斥。可贵的是，曹征路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仍然坚持自己的写作态度。《豆选事件》无疑是一篇坚硬的现实主义作品，高扬着人文精神和批判精神。《豆选事件》写的是乡村民主选举的事情。农村实行民主选举应该说是我们进行政治改革的重要步骤，尽管还没有全面推开，但一些思想敏锐的作家已经关注到这一现象，我就读到一些以此为素材写的小说。曹征路的《豆选事件》从取材上说不是最新的，但他由此引发的思考却是深刻的。在作者笔下，方家嘴子全村民所进行的民主选举就像一场闹剧，也像一场悲喜剧，但绝对不是正剧。它揭示出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艰难性和复杂性。比如村长方国栋对村民的威胁利诱，比如从县到乡的政府官员公开操纵和左右民主选举，比如以莫须有的名义在选举前将与领导唱反调的继武抓起来，比如将民主选举当作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骤的满怀政治理想的年书记在选举结束后主动退出政坛了，等等，这些情节传达出的是在当前社会逐渐成为人们共识的一些人文精神的内容。光有这些也许不足为奇，在那些反映农村基层选举的小说中我们大概也能读到。但曹征路却能从这些人们共识的内容中挖掘出更深刻的思索，这就是将今天的民主选举放置在革命历史进程中的精神演变来考量。豆选事件本身就寓有深意。豆选，应该追溯到中国革命斗争的延安时期，翻身的农民要用最民主的方式选出自己的的领头人，农民大多不识字，就用豆子代替选票，将一粒豆子投进自己所中意的人选的碗里。今天的农民识文断字，似乎不必再用豆子来表达意愿了，但方家嘴子的村民仍然选择了豆选，这完全是现实对历史的一种回应和缅怀；当然更是作者曹征路有意将历史镶嵌进现实之中。当年的翻身农民满怀政治热情，因为他们从手中的一粒豆子里看到了未来的美景。但今天的方家嘴子村却是“人心散了各人顾各人”了，革命时代铸造起来的“集体主义精神”荡然无存。曹征路沿袭了在《那儿》中对历史进程的思考，他反复追问，当年革命的许诺和目标为什么中途会断了线、变了味。在这种追问中，曹征路并不认为人民具有先天的豁免权，他像鲁迅探寻国民性一样，探寻当下的新国民性，因此他对那些散失了集体主义精神的村民表达了自己的批判意愿。《豆选事件》中的方继仁就是一个具有新国民性的典型人物。
葛水平的《比风来得早》也是一篇现实性很强的作品，如果曹征路的《豆选事件》属于对现实生活进行审问和裁判的话，葛水平的这一篇则可以说是属于对人的精神世界探幽析微了。葛水平的写作资源有两类，一类是乡村现实的生活，一类是抗日历史传奇；前者充满温情，笔调柔和，后者饱含酷烈，刚性十足。《比风来得早》虽然也是乡村的场景，主人公却由普通百姓换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官员。这使得她的叙述也发生了变化，似乎要把两类资源的叙述糅和到一起，这对她的小说写作是一种挑战。作者从骨子里是看不起那些在官场上丧失自我的逐利者的，她无法将她在乡村叙述中的诗意注入到吴玉亭这个萎琐的小官员身上，但她仍然同情吴玉亭，因为吴玉亭几十年小心翼翼地在官阶上攀爬，始终也断不了他与家乡的情缘。所以作者把吴玉亭写成一个诗人，他为了当官放弃了写诗，这种放弃是得是失，也许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结论，但从“比风来得早”这带有谶语式的诗句里，我们仍能感到葛水平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情怀。在发表这篇小说的同一期刊物上有程德培对葛水平的评论，他对这篇小说的深入精彩的剖析，也让我有了“眼前有景道不得”的感叹。
方格子的《我们的好日子》也许是一篇不太起眼的小说，它以平和的叙述展示西堤路普通小人物们琐细的日常生活，但就在这平和的叙述里透出作者真诚的体恤之心。对于这些小人物来说，好日子是一种奢望，但尽管如此，他们努力把眼前艰难的日子过好，于是西堤路成了他们相互体贴、相互温存的避风港湾。但这个港湾又是如此的脆弱，因为，“他们都是那么弱小，只是那么微薄的力量，纵然合成了一股绳，也是抵挡不了西堤路之外的种种侵犯。”
二
在全年十二期《上海文学》的页面里，始终回响着一个美丽的主题：爱情。以婚恋爱情为主题的中篇小说可以开列出一个长长的篇目：乔叶的《指甲花开》、温亚军的《花弄影》、北北的《我对麦子的感情》、黄孝阳的《蜻蜓》、戴舫的《月断霜虹》、丁伯刚的《何物为怀》、苏北的《秋雨一场接一场》、畀愚的《罗曼史》，等等。我发现，在当代小说中，虽然写爱情的小说很多，但在这些小说中，真正感动人心的美丽爱情却如凤毛麟角般稀少，这大概是因为当代社会在后现代文化的浸淫下，爱情的触角已经麻木，人们更多地沉湎在物质欲望和感官享受之中。小说家无疑会把握住这种时代的症候，因此我们在小说中往往听到的是爱情的变奏。
《上海文学》中的爱情就多是变奏的爱情。在《花弄影》中，来自小城镇的庄晓然当她还是一个自卑的女孩时，就摆脱不了大城市的诱惑，但她又有什么本钱留在省城呢，惟一的本钱就是一个青春少女的爱情，她真的就用爱情买来了她在城市生活的资格，她在大学时接受了乔明章的求爱，更多的原因是她看上了乔的家庭，正是乔明章有一个当官员的父亲，才保证了庄晓然留在省城，而这也就注定了她今后难以赎回自己真正的爱情。在她的青春即将逝去的时候，她终于面对比她小了十岁的体育教师燃起的爱情的火焰，这火焰虽然有些吞吐，却同样炽烈，但这样的爱情却遭到生活在乡下的未来的婆婆的激烈反对，体育教师在母亲的反对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足以显出这种爱情的脆弱。庄晓然始终是以“花弄影”的态度来处理她与男人的关系，于是她把自己处理得变异了，更把自己的爱情处理得变异了。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嘲弄和批判显然大于怜悯和同情。我们也由此发现温亚军善于体贴人物心灵细微变化的特点只针对男性，他在走进庄晓然内心的过程中多少有些隔膜。《罗曼史》中的邢美玉同样也是将自己的爱情当作改变命运的武器，但几次的罗曼史都变成了失败史，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女性生存的艰难。在《何物入怀》中，吴兰兰的怀孕不仅没有成为她与汪成爱情的结晶，反而导致婚姻的搁浅。在《秋雨一场接一场》中，一场婚外恋终于惊而无险地及时刹住了，余灿可以睡得“像个婴儿”了，但他的内心早已被一场接一场的秋雨淋得透湿。
当现实中的爱情已经被恶浊的环境玷污，作家们只有到虚拟的世界里去寻找爱情了，这也许就是北北在《我对麦子的感情》中所要做的事情。小说中的主角朱家平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小说讲的则是这位司机的婚外恋故事，然而他的婚外情是一个虚拟的爱情，他爱上的是电台广播的女主持麦子。他从来没有见过麦子，但他天天能从车上的广播里听到她的声音。小说让我们看到，城市病对人的情感伤害是多么的可怕。朱家平在现实中并非没有爱的可能，他有一个好妻子，有一个宁静的家，他与妻子也曾美美满满地生活了好几年。但他们夫妻俩都是出租车司机，两人合开一辆出租车，一人开白天，一人开黑夜。这使得他们夫妻俩除了在交车的时候能见面外，几乎就没有在一起进行情感交流的时间了。作者关注到城市这一特殊的群体，他们虽然每天在城市的繁华中穿行，但他们实际上是孤独的。孤独的朱家平并不是一个非理性的情感痴迷者，因此他能够清醒地帮助乘客尹苏丹从虚拟爱情中走出，他也对自己的行为深深自责，但这一切都无法将他的感情挽回到现实中来，因为现实已经把爱情简约为欲望的享受和世俗的幸福，而像朱家平这样固执地需要获得爱情的精神性，连爱他的妻子也不能理解。这大概就是物质化城市对于精神排斥的必然结局。我也得承认，作者对小说中的虚拟爱情尽管烘托到极致，但仍缺少感人至深的力量。这不知道是作者叙述上的问题，还是因为我的感觉已经被物质化麻木。
我几乎被变异的爱情压得喘不气来，所幸的是，戴舫在《月断霜虹》里为我们讲述了充满阳光和幸福感的爱情故事。他告诉我们，爱情也是有责任感的，他用宗教般的责任感把沅北打造得高大魁梧。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个人物少了一些真实性。但我想，恐怕不能简单地以真实性来衡量，因为这几乎就是一个后现代社会的爱情童话，也只有在童话世界里，爱情才会变得这么天真无邪、无私无畏。《指甲花开》也可以说是一篇关于爱情的颂歌。乔叶总是愿意去发现人的美好一面，但乔叶在看似温和的叙述中透出不羁的叛逆性，读她的小说也总有一种担心，因为她总是把美好的爱情放在道德的火炉上烘烤，稍有不慎，我们就会从美好中嗅出一点焦糊的气味。《指甲花开》是否也有一点焦糊味呢？柴枝、柴禾姐妹俩与一个男人的关系，明显相悖于社会通行的道德标准，让我们很难无所道德障碍地接受他们，但我们又分明感觉到他们三个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无可挑剔的，也许我们必须从超凡脱俗的角度去理解。
三
还应该说说《上海文学》在艺术风格多样化和推崇新人方面的努力。
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也是这一年《上海文学》留给我比较深的印象。从叙事方式说，既有《豆选事件》、《比风来得早》、《动土》（彭瑞高）等典型的宏大叙事，也有《花弄影》、《指甲花开》、《我们的好日子》等细腻的日常生活叙事；从叙事情调说，既有《一粒子弹有多重》的凝重，也有《水边书》水一般的流畅。既有执着于写实的逼真性、客观性，如姚鄂梅的《一只蚂蚁的现实》，也有像充盈着浪漫主义的诗意和想象，如红柯的《风》、白桦的《标枪》。尽管这些作品的风格都是值得一说的，但我想更应该重点介绍两篇作品，一篇是卢一萍的《二傻》，一篇是白桦的《标枪》。《二傻》以讽刺的笔法来写当代军人的生活，夸张、戏谑的风格与严肃的军旅题材，这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构成强大的审美张力。二傻看上去是一个弱智者。弱智者却在部队里成为了英雄，这本身就是一个嘲弄，它嘲弄了我们社会和军队里主宰着我们思想和行动的虚伪性。《二傻》的风格化写作让我联想到西方经典《好兵帅克》。《标枪》是老作家白桦讲述的一个充满浓郁异域风情的传奇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祖国到处都被战火烧得满目苍夷，而边远的小镇矢的相对而言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日本人想要通过这个小镇侵入到中国的大后方，他们以为以女性的妩媚就能瓦解这里的人心。但他们显然是错误的，小镇的“鹰”部落在不露声色之中与日本侵略军斗智斗勇，民族气节仿佛就是天生的。重要的是我们读到一个永不衰老的白桦，也永不落伍的白桦，他是一位浪漫气息十足的现实主义作家。白桦的风格是特定时代下形成的风格。在他写作最颠峰的时期，却是贬低和歪曲浪漫主义的时期，尽管浪漫主义是助长革命的烈火，但革命成功之后的社会需要严格的秩序，便难以容忍浪漫主义的自由激情和个性表现。白桦巧妙地将自己的浪漫激情移植在严谨的现实主义叙述之中，仿佛是火山下奔涌的热流，白桦的风格可以概括为有节制的激情和有理性的浪漫。白桦在证明，传统的风格在迅捷万变的当下仍有其魅力。
在《上海文学》中可以发现许多新人的面孔。我特别注意到，这一年来《上海文学》推出了好几位７０年代出生的作家的作品。即以中篇小说为例，以我能了解到作者情况的就有：于怀岸的《一粒子弹有多重》、黄孝阳的《蜻蜓》、卢一萍的《二傻》、徐则臣的《水边书》、畀愚的《罗曼史》、李晁的《朝南朝北》。“７０年代出生”作家曾是一个被媒体热炒的词汇，它几乎形成了一系列固定的形象，让我们一听到“７０年代”，就想起卫慧、棉棉、美女作家，就想起身体写作、小资情调，就想起无病呻吟、矫情卖弄，这显然是对一代人的误读。现在终于由“７０年代人”自己站出来为自己正名。他们通过长期的磨练，将自己的文学磨砺得闪闪发亮，因此他们虽然到现在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他们一出手就坚实有力。于怀岸被视为“打工文学”的代表，他至今仍在广东打工。他的《一粒子弹有多重》却与打工无关，他写一名战场上下来的将军，返回故里，心中的军人情结使他难以忘怀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他渴望着再一次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但岁月在吞噬他的军人情结，他无法忍受这一点，最终他用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于怀岸将历史讲述得如此凝重，尤其难得的是，他跳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纠缠，较好地触摸到生命意义的终极问题。其实这篇小说与他的写打工现实的小说一样，都立意于对苦难的生存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苦难确实是作家的一份财富。于怀岸珍惜这份财富，既不挥霍它，也不亵渎它，因此年轻的他才显得凝重。也许可以说，凝重的风格仅与苦难有关，而与年龄和时代无关。至少像于怀岸这样的作品，是那些从小就沉湎在城市宠爱之中的“７０年代人”写不出来的。徐则臣是这几年十分耀眼的一位“７０年代”新星。今年他已经发表了好几篇有分量的中篇小说。《水边书》就是其中一篇。小说表现了徐则臣处理历史的成熟老练。我丝毫不掩饰我对《蜻蜓》的喜欢，因为它让我看到了年轻人高尚神圣的一面。尽管小说的故事有些单薄生硬，但小说的叙述是一种主体性鲜明的叙述，它塑造了一个隐性的自我形象，表现出作者黄孝阳对于同龄人的自尊自爱，展示出年轻人健康向上、决不流俗的精神世界。《朝南朝北》展示的是年轻人的冷峻和血性。我从一些“７０年代出生”作家的小说中读到一种硬汉性格，这往往与他们的底层生活体验有关。《朝南朝北》大概也可以归入这一类。总之，２００７年的《上海文学》就像是一个典型的缩影，它反映出“７０年代人”正在成为主力这一文学的大趋势。所以我想，以《上海文学》这一年的中篇小说为对象，探讨一下“７０年代人”的精神面貌，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
在集中阅读《上海文学》时，我是知道他们将进行中篇小说评奖的，所以阅读中还在揣摸会有哪篇作品获奖，但当我读完之后，就已经对获奖结果不感兴趣了，其实许多作品都有获奖的理由，但我更看重的是，这样一次阅读是一次抵达心灵的精神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