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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的意象【中南新�的童年意象:1961―1967】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2-04 04:26:44 点击:

      翠绿的塑料手枪。还没有忘掉的第一件玩具。已经好几回了,记忆被梦唤醒,恍惚我看见穿开裆裤的我,摆弄那把玩具手枪,在形状跟它相仿的一个小套间越来越幽邃的黄昏之光里。   位于三楼东南角的这个小套间,朝南的那间房好似手枪伸出的枪杆,双开玻璃门外面方方正正的阳台,不妨是拧在枪杆前面变形的消音器,指向一棵从楼下院子里茂盛地升到斜坡楼顶的玉兰树树冠。
      手枪枪柄是另一间房,我第一眼(在我妈抱着的那个裹以绒布毯子的襁褓里?)看见它的时候,它有一张铺着镶边手绣亚麻桌布的柱脚圆桌,桌上的工艺玻璃花瓶里,插几枝来历不明的绢花。
      不妨设想,子弹匣并没有完全推上,于是,像煞枪柄的那个房间以外就附有一个储物室,里面堆放着五斗柜、碗橱、斑竹书架、竹皮箱子和铁皮箱子。自从有一次我被没收了玩具手枪,禁闭在里面近半个钟头,我就把这个黑暗的储物室当成自己的专用房间了。
      翠绿的手枪风光的全盛期属于1964年夏天。它要么在由三岁不到的我斜挎着的那个花布小兜兜里,拍打屁颠屁颠的光腚,要么就在我煞有介事眯起来瞄准的眼前。手枪需要“��”了,就会被藏进储物室五斗柜最底层的那个抽屉里,让它侧躺在一张用糖果盒子做成的小床上。但只要我自己不“��”,它一般不会有机会“��”。
      塑料手枪发射赤豆粒大小的弹子糖。崭新的时候,这些花花绿绿的子弹满满地装在枪肚子里。后来,它们落进我和弄堂里几个小孩子肚皮的并没有几粒,它们许许多多散在了各到各处――走道和楼梯暗角,自家和邻居家的大橱下、床底下、地板缝里和老鼠洞里,几户合用的卫生间及厨房间的抽水马桶或煤气灶背后、铸铁浴缸和搪瓷水斗密布铜绿的落水管纠缠之地,院子里暴怒般挣出地面的粗壮树根间的蚂蚁窝,水泥板上的闪电纹豁隙,以及,可以把一张小脸映现得就像从倒置的望远镜里看到的那般遥远而清晰的深井镜面……那些糖弹还有一去不回的更远的旅行,其中有不少,被我打到了覆着生铁盖头的阴沟、围墙边的冬青树丛、弄堂口的烟纸店、沿马路的棚户和野花园那儿……
      多少年过去了,要是我并不认为弹子糖的甜蜜早已经溶化,试图把遗失于童年各到各处的每一粒都拾捡回来,以它们星散于称之为中南新�的这片现代公寓式新里的那么多落点为提示,我是否能依稀勾勒一个旧时轮廓呢?――我只知道,我确切能做的,也许,不过是虚构有迹可寻、并不悠久的往昔,尽管看上去仿佛追忆。
      现在仍叫做中南新�的这条弄堂,主体由三十二个门号组成不规整的“非”字形,南北向是一条大(主)弄堂,东西向是几条小(支)弄堂,每幢带院子的三层红瓦坡顶洋房呈赖特式风格,深绿色钢窗,水泥仿假石外墙,局部立面和转角饰以浅绿的长条釉砖。据说,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最看重建筑作为改造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面,最初,仿赖特的中南新�,宽近八米和六米的大弄堂和小弄堂,主房间的大玻璃门一敞开,立即就探向了长方形庭院盎然的清新,每幢楼一户人家或每层楼一户人家的设置,我猜想,大概也企图把一种开放流动的空间感,赋予住进这里的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吧。然而我生在1961年,未及一睹之前二十年中南新�的真实模样。至于我亲历的中南新�,那种赖特式的设计师意图正越来越失效,却又隐约还在那里。
      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夕,上海租界已沦为孤岛好几年了,四大银行之一的中南银行还有兴致安心把中南新�建造完工,似乎料定,在维希政府投向希特勒的形势下,霞飞路一带是可以偏安的。中南新�落成没多少日子,珍珠港被炸,日军踏过苏州河上的几座桥开进了公共租界,却果然并没有占领法租界。两年以后,中南新�面前的霞飞路更名为泰山路,二战结束后再更名为林森中路,1950年,又更其名为淮海中路。中南新�成了淮海中路1670弄,但却依然还叫中南新�。
      我妈告诉我,1961年六七月间,她挺着大肚子跟我爸一起搬进中南新�的时候,这条弄堂里还空着些房子。单位里分配房子的那个人,让她在当时只住着三楼一户人家的18号里随便挑。我已经时而在她体内踹上一小脚的这位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和她还没有从上海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毕业的丈夫,老老实实地选了三楼那户占两个正房间的人家边上形状像一把手枪的小套间。我妈说:“那时以为足够住了,又没什么家具……隔壁周家的两间房间,住着两个大人和五个小孩呢……”18号的二楼和底楼,在我出生时仍没有人家住。然而,很快,这幢楼就都住满了。
      远去香港或海外的18号房产原先那个业主――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他的身份,更无从知晓他的下落,多少年了,他也从来不曾露过面――分别委托了三户人家住进来代为看管房子:底楼住进了刘家,丈夫任职某能源公司,妻子被弄堂里的所有孩子唤作刘家姆妈,起先没出去工作,后来则在居委会做事,他们俩带三个孩子,占两间正房,一小间偏房,公用厨房后面曾是锅炉房的另一个小间,再加上,有着高大的玉兰树、馥郁的桂花香、葡萄藤架和一口深井的院子;二楼中间那间正房间住进了李家,夫妇两个,工程师和教师,直到1968年才生了个女儿;二楼西首的那间正房跟李家那间正房合用一个阳台,住进了吴家,老先生似乎是九三学社的,老太太尽管已经是老太太,比老先生还是要年轻十几岁,先前小家碧玉的美人模样,在满头银发下也还能看出来,他们家的厨房是独用的,在18号的汽车间里。
      二楼那个跟我家相似的手枪形状的套间里,最后分配进了潮州人洪家,丈夫是厂里的工人,讲一口听上去佶屈聱牙、很难理解的潮州上海话,妻子在一个生产组糊纸盒,这家跟住在三楼的周家一样,也有五个孩子。七个人如何在小套间的两个房间里安顿下来的,是一个答案不能确定的问题。
      隔壁周家的五个孩子里,最小的男孩小名毛毛,跟我同年。他天然地成了我的玩伴,有时候也是我的对头。跟他分享那把翠绿的塑料手枪,是我能记得的第一件让我既热衷而又揪心的事情――当玩具手枪终于在毛毛的手上解体,成了几块塑料瓣儿的时候,我则第一次体验了何为撕心裂肺。不过我哭了没几分钟,就被飞过中南新�上空的喷气式飞机划在傍晚晴天里的漫长弧线转移了情绪。
      那一刻,弄堂里的许多孩子一定也一样,站在阳台或蹲在门洞的阴影里仰望,要从显得越来越悠远的那条渐渐淡开的烟痕,认出作为奇迹的现世。
      于是,手枪之后我有了飞机。飞机从毛毛家的阳台上抛出,折戟于西侧上海交响乐团大草坪边上的柏油道之后,我又有了一只棕色小熊及两打以上别的玩具。有许多玩具,坏了,在那间我认为专属于我的储物室里堆放着,直到我们家搬离中南新�,它们还在那里又待了一阵子。
      手枪之后我的一系列玩具里,我最喜欢的恰好不是一件玩具。那是从我妈的梳妆盒子里找来的一面小圆镜子,镶着铜边,背面另有一块玻璃,形成个镜框,框在里面的是背景绿莹莹的五彩古装小姐,崔莺莺还是祝英台?要不然就是林黛玉。在我家的阳台或周家的阳台上,有时候也在盖上了油毛毡屋顶,成了我家和周家共用灶间的三楼北阳台上,我跟毛毛花很多时间,钻研如何用这面小圆镜子反射太阳光。
      反射太阳光的小圆镜子不久就成了我们的探照灯,那片月亮般大小的光斑,先是投向东面的17号,然后,移向更让我们感觉神秘的10号。隔着条小弄堂,南面正对着18号的中南新�10号几乎是一幢空楼,只有三楼那个跟我家相应的手枪形套间里有一户人家。偶尔,10号三楼楼梯口朝北的那扇窗打开,一个头发颜色浅浅的小女孩会伸头出来张看一下――这成了我跟毛毛的大好时机,小圆镜子一转,探照灯直晃她的眼睛。像是为了添加10号的神秘感,小女孩的反应是立即缩回。这样,小圆镜子反射的日光就只好透过10号的另几扇北窗,草草去探照那几间空屋。
      西面的交响乐团总是被反射日光的探照灯一掠而过,因为我们总也找不到投在大草坪上的那片月亮般大小的光斑。那么,我们的注意力很快投向了18号后面的25号。一般是近傍晚那会儿,夕阳照在三楼楼梯口的北窗窗台上,我跟毛毛会挤在位于10号那个头发颜色浅浅的小女孩伸出头来的位置,像她面对隔了条小弄堂的18号一样,去观看对面的25号。我们的法宝,依然是我们的小圆镜探照灯。
      25号整幢楼属一户人家。“资产”――从毛毛的几个哥哥嘴里,也从带我的保姆嘴里,我不止一次听到对那户人家这样的称呼。我跟毛毛的探照灯会照向25号院子里为夏天的晚饭摆开的八仙桌,当镜子把阳光反射到桌上的镂花玻璃杯,其中金黄的啤酒,颜色愈加迷人。不过,那面小圆镜子投出的反光,更爱像舞台追光般跟踪一个健硕的紫�脸老太,她声音很大,讲那种有时候能从收音机的滑稽节目里听到的山东上海话。她先是靠在25号三楼的阳台,朝院子里俯瞰,喊着什么,然后又出现在三楼另一间房间的窗前,没过多久,我跟毛毛又能看见她在25号二楼一扇向着18号敞开钢窗的房间里,终于,太阳西沉的那一刻,她坐在了院子里的八仙桌前面,跟她的儿子儿媳在一起……对于我们在她健硕的身上和紫�脸上晃动的那枚光斑月亮,她毫不在意,或根本没察觉,这也许令我跟毛毛有点儿失望,但这也是我们越来越肆无忌惮地用小圆镜探照灯一再挑衅她的主要原因。
      那面小圆镜子,不知怎么搞的,后来到了毛毛的姐姐那儿,装进她帆布书包的小夹兜里。有一天吃过晚饭,毛毛做中学校长的爸爸和做机关干部的妈妈,一派领导亲切视察的模样,带着毛毛的姐姐走进了我家的手枪形套间,把我妈的小圆镜子又交还给我妈。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周家的大人唯一一次到我家里来。
      周家的大人根本就不到邻居家串门,也不让他们的孩子串门。只有毛毛来我家跟我玩,但更多的时候,是我去隔壁找毛毛玩。他们家的五个孩子住那间带一个窄长阳台的房间,二十几平米,有一张吃饭的方桌,几张凳子,再就是单人木床和双人铁床。在毛毛家,我最要去的地方是阳台,可以从那儿一览无余看到交响乐团的大草坪全景,要是交响乐团夏夜放映露天电影,他们家的阳台就成了绝佳的观影包厢。我还热衷于玩耍他家房间壁角的好几个老鼠洞,我看着――尽可能参与着――毛毛的几个哥哥用粗黄的草纸卷成卷儿,点着,吹阴它,让它冒着烟伸进其中一个老鼠洞,不一会儿,另几个老鼠洞就都会冒烟。我们听到,常常是想像,洞中小老鼠在烟雾的包围圈里吱吱乱叫,被熏得流着眼泪乱叫,可是我们套在老鼠洞口的广口玻璃瓶,却从没有迎来过半只小老鼠。
      还想继续趴那儿再看个究竟,带我的保姆却跑来把我从毛毛家拖回,一边用她的绍兴话哄人:小囡就要像老虫介听话,就算熏得喇一塌糊涂,照样弗出洞。
      “社教运动”转向斗争阶段的时候,带我的保姆回了乡下。我妈乘上小火车到川沙搞“四清”,我爸则往奉贤搞“四清”。两个大人一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我只好被送进了全托制的福利会幼儿园。这虽然也算不上小老鼠出洞,可是缩在大教室夜半许多被窝的某一个被窝里,看街头掠过的车灯将长窗格影子从天花板这边移向那一边,我竟哭着第一次想念起中南新�18号来了……有所安慰的是,突然,譬如说,在一天中午,我妈或我爸出乎预料地出现在了大教室门前,把我接回中南新�――我那份欣喜,很可能,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消化掉。
      回到18号,我知道,我将接着扮演小老鼠。那也是我从福利会幼儿园学来的童谣里的那只小老鼠。幼儿园的阿姨,曾让我在游戏里变成一只那样的小老鼠,骨碌轱辘古陆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从积木搭成的灯台上滚下来。所以,我一下就从午睡里,从手枪形套间那张才从川沙买回来不久的棕绷床上骨碌碌滚下来,又轱辘辘转过毛毛家门前,古陆陆出现在二楼李家的大衣镜前,然后,咕噜噜噜噜噜噜噜连滚带滑从二楼楼梯口直到底楼刘家院子里的玉兰树底下……
      自幼儿园,我还将另外一支歌带回了18号,那差不多是从幼儿园阿姨带我们去看的某部东欧(波兰还是捷克?)电影里歪曲而来的,不妨算作我最早的诗。我总是乐意把它唱给18号里的每一个人听,赢取赞扬或一笑。刘家院子的玉兰树下有一只铜脸盆,里面游着两只巴西龟,我想,在我蹲下来跟它们玩耍之前,就像在幼儿园跟新认识的小朋友玩耍之前的那种仪式,我也该为它们唱一唱吧――歌词全都是上海话读音,第一遍快速高昂,第二遍的起首句慢速低徊――
      
      蛋挞面包甜来
      摆勒沙锅里伊矣
      烘一烘
      
      蛋挞……面包噢……甜亦来……
      摆勒沙锅里伊矣
      烘一烘
      
      从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毕业后留那儿任教的我爸,或许对我的这支歌颇有点佩服,那天下午就有滋有味地陪着我和两只巴西龟直到暮晚。不过,也可能,他只是负责地看着我,怕我跑到院子那头的水井边上去。对于父子俩和两只乌龟在玉兰树下这漫长的一幕,刘家两个年龄大我将近十岁的女儿蓓莉姐和蓓珍姐觉得好笑,一再从她们的回家作业里抬起头来,朝玉兰树张望。
      中南新�的弄堂口左边,沿马路是一小片棚户区,住洋房的人们通常不进去。不过,棚户区转角那个老虎灶,一到冬天,弄堂里就会有人去光顾。本来,中南新�的每一幢楼都有锅炉房,但那是老皇历,接在许多个铸铁浴缸上的铜热水龙头早就废止不用了。反正,我不记得18号的热水龙头曾经出过水;反正,到了冬天,每次,棚户区老虎灶那个叫楔根的花白头发老头,用一根宽扁担挑着两大木桶冒白汽的开水吭哧吭哧爬上18号三楼,我就知道要洗澡了。楔根的那件棉袄极其破烂,耷拉的下嘴唇有一个大紫疱,大紫疱边上,老是有一截半灭的香烟。他把一角钱一大桶的开水倒进白色的浴缸里,连着浴缸的那个从不出水的铜热水龙头也一下就发烫了。
      1966年,楔根死了。中南新�弄堂口棚户区的那个老虎灶,尽管又要过好几年才告消失,我们家却从此再没去叫过开水。我妈备了一口大铝锅在煤气灶上烧洗澡水,我爸还时常带我到外头的公共浴室去。
      中南新�弄堂口右边,有一家烟纸店,被弄堂里的人们随口称之为“门口小店”。在这爿小店里,一个洁净得过于苍白的女售货员,卖两分钱一盒的自来火,一分钱一捆的牛筋宽紧带……假使你手上刚好有一角五,就可以买到一支竹杆圆珠笔……蝴蝶牌雪花膏、飞马牌香烟、龙虎牌万金油和三星牌蚊虫香,零拷料酒、酱油、菜油、豆油,也是这爿门口小店的日常经营。并且,门口小店把棒头糖、粽子糖、桃板、敲扁橄榄、盐津枣、盐水棒冰和赤豆棒冰、雪糕甚至小冰砖、中冰砖,提供给中南新�的每一个“馋痨胚”。
      门口小店边上,背后,是一大块空地唤作“野花园”。那儿满目杂草和斑斑泥地,几丛灌木,开放些连翘、迎春和月季什么的。到了需要疯跑的年龄,已经在福利会幼儿园的大草地上疯跑过几趟,周末被接回中南新�,我就跟毛毛一起拐出18号,又拐出小弄堂,又在大弄堂那儿朝西一偏,去野花园里疯跑着兜圈子。我们经过放风筝的人、卖水果的人、跳绳的人和摆摊测字的人,一圈以后再经过一次……停下的时候,我们又抬头看见了航空公司的喷气式飞机,在又一个晴天里划出又一条优美的弧线――
      ……等到仰望晴天的眼睛把目光收拢,再看一看野花园,已经有竹头架阵在其间排开,拉起绳子,挂上了标语和大字报。野花园朝着淮海中路方向,竖立一面巨大的锌铁皮牌板,漆成红底,用白色宋体字写了一段二百多字的毛主席语录。木头电线杆上一只高音喇叭,开始大声用庄严的慢速念一些我头回听说的新鲜说法,什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游行队伍热热闹闹地来了,路过中南新�,总会在野花园停留一阵子,穿绿色军装而没有领章的小青年套着红袖箍,从队伍里站出来演讲、批斗、喊口号,要么跳造反舞……
      这正是弄堂里的孩子们兴奋不已的那个夏天,中南新�的墙上涂写了很多叉叉,人们讲起话来也吐出很多叉叉。可能是觉得外面乱,我妈不再送我去幼儿园。回到中南新�的一方天地里,一下子又好像没有谁管束,我跟毛毛就开始了小老鼠出洞的探险历程。
      我跟毛毛把好几个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弄堂里。我们站在烟纸店前面,对弄堂口剪人家小裤脚管、烧人家尖头皮鞋的大哥哥大姐姐敬仰得不得了。比较可怕的是弄堂里那几个比我们大几岁的“野蛮小驹”――我跟毛毛偷偷到野花园里疯跑的时候,他们就曾请过我们“�毛栗子”――他们会躲在某个门洞或某个拐弯处,一下子冲出来,迅速扯下我和毛毛的平脚短裤,目的除了把我们弄哭,也为了引大家哄笑我跟毛毛周边还没长出一根毛来的小麻�。这添加了我们探险的刺激。警惕、躲避和被他们袭击都是刺激的。
      像是为了解开一个谜,穿过18号底楼刘家敞开的房间,跨过院子,挤过正好留着一条缝的箍着铁条的木头院门,我们去对面10号看个究竟。我们站在10号的空房间里,阳光明晃晃的,分外清晰地照着被我跟毛毛从木头地板上扬起的灰尘。10号二楼那个手枪形套间里,我们发现了一泡干掉的大便,还发现墙上有人用红笔写下的八个字,从其中几个认识的字,猜那写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没敢去找10号三楼那个头发颜色浅浅的小女孩。
      而10号底楼乱糟糟的院子里,我们发现了最大的惊喜――在密密一排栀子树后面,院墙上有一个足够让我跟毛毛钻过去的大洞,洞那边,是交响乐团的一排栀子树,栀子树后面的柏油道,柏油道边上的一大片草坪……以后,每当交响乐团放露天电影,我跟毛毛就会像《地道战》里的假武工队员给皇军带路似的,带着中南新�里的那几个“野蛮小驹”,钻过10号院墙上的这个洞……正是凭这个洞,我跟毛毛的平脚短裤不再有被扯下的危险了。可“野蛮小驹”始终也没有让我们入伙。
      中南新�22号的许多房间也是空着的。从它的院墙里伸向小弄堂的几根石榴枝,曾经引来我跟毛毛,还有弄堂里的许多孩子的一次次跳跃。一个下午,22号院子那扇常年关着的木头门打开了小半扇,我跟毛毛踅进去,经历了一次真正的震惊。透过已有些锈坏的落地玻璃门,我们从院子里看到22号底楼那间大房间里站满了大人,主要是老人,他们全都一声不吭,长时间地,朝挂在西墙上的一幅毛主席像低头请罪。在表情阴沉的一排排面孔里,我注意到了18号二楼吴老头子的面孔,鹰钩鼻下是一把白花花的胡子;25号那个喜欢大声讲山东上海话的紫�脸老太婆,也在低头请罪的队伍里面。
      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在18号二楼那间三家合用的卫生间里,吴老头子和吴家阿婆要往一只熊熊燃烧的大号锌铁皮桶里扔进一本又一本精装书吗?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对面25号的紫�脸老太婆一家空出了自家底楼和二楼的房间,住到三楼,后来甚至缩到了小小的手枪形套间吗?也没人知道该怎么解释:18号三楼的卫生间里竟也出现了一只锌铁皮桶,周家的大人朝里面扔一些燃烧的图书时,我爸也从我认为专属于我的储物室的斑竹书架上,抱了一堆书和谱子扔进火里。
      而在另一个下午,我从我家的手枪形套间出来,想找毛毛一起去弄堂里玩,却感到空气突然凝固了――我看见毛毛父母住的那间房间里,橱柜门和抽屉全都大开,满地是凌乱的书报什物,毛毛做机关干部的妈妈低头坐在屋子中间的小板凳上,周围站着十来个陌生人……18号楼里的家家户户都关上了房门,直到抄了毛毛家的十几个陌生人跳上停在18号楼前的一辆解放牌卡车离开。
      那天晚上,很晚了,有个瘦高个子的中年人被人追着跑回中南新�,直到小弄堂,追他的那些年轻人才收住了脚步。被追的那个人浑身淋满了红墨水、蓝墨水和黑色的墨汁,他奔进18号门洞时,大家看到,他竟是毛毛做中学校长的爸爸……
      毛毛家的门关了好多天。才刚启动的弄堂探险只好熄火了。我妈和我爸觉得还是要将我托管起来,他们白天去单位参加“运动”,便把我交给底楼的刘家姆妈。这样,我很快沦为了在刘家两个女儿周围转来转去的“跟屁虫”,因为她们的道具和节目。
      她们的道具包括:整整一盒香烟牌子,大概是她们抽烟的父亲多年的成果,其中既有刘关张,又有水浒一百零八将里的大多数好汉,还有王昭君、杨玉环、罗成、程咬金、赵匡胤、严嵩和刘瑾等等;几本古装小人书,大闹天宫或红楼二尤,牛郎织女或杨家将故事;一套套剪纸刻花样的图案,飞鹰牌刀片、蜡光纸和彩色垫板;一些塑料纱和各色丝线,她们会用一种十字绣绣出毛主席像和林副主席字体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再加上船头和浪花的背景。
      她们的节目则是用竹制耳挖、更多的时候用她们的头发夹钗给我掏耳粪;要么,拿出一捆绒线来让我绷开,由她们把绒线绕成团团;要么,在一个圆形砚台里倒些清水,让我用一根六角形雕一条盘龙的曹素功墨用力磨墨,一边看她们写毛笔字……再有,就是到院子里那口水井去打上冰凉的水来洗手洗脚,将西瓜用网线袋吊到井里浸着,晚饭前提上来切开,“�冰西瓜”。
      刘家的两个女儿,蓓莉姐和蓓珍姐的军绿色帆布书包里也有各色毛主席像章,她们不让我碰,我也并不太喜欢。我爱不释手的,缠着要她们送给我的,是那些香烟牌子。可是蓓莉姐朝我一瞪眼:“四旧!”把它们放到一个我够不着的雕花红木七斗柜上。我只得转而央求蓓珍姐,她想一想说:“好,个么侬再让我挖挖耳朵污。”又做了一回她的掏耳粪实习对象之后,她也来一句:“四旧!”把香烟牌子和几本小人书全都送我了――我储物室里那个曾经躺过玩具手枪的五斗柜抽屉,便有了后来可以向毛毛和弄堂里一起玩耍的那些小朋友炫耀的真正藏品。
      我们家那时候还不习惯晚饭以后到弄堂里乘凉。那个暑期,中南新�的星空底下,似乎也没什么人有兴致乘凉。秋老虎之夜,闲着不用去演戏的我妈,就跟我爸和我闷在手枪形的小套间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之后,我妈和我睡在贴着北窗的棕绷床上,我爸在地板上铺一条已有些破损的篾席,手里卷着直排本的《聊斋志异》,头抵阳台躺在那儿,给我们讲其中的故事。蚊虫香烟雾袅袅,越过玉兰树冠斜照着阳台和房间地面的月光,一时被云遮去,一时又明亮起来,常能跟故事里仙妖鬼怪的行径氛围相配合。我想像他们的形象和背景,一般逃不脱香烟牌子上画的那些古装人物。有几个特别的狐狸美女,则让我跟蓓莉姐和蓓珍姐联系起来了。
      国庆节晚上要放焰火。我跟毛毛,把中南新�10号院子里的那个洞,正式介绍给了18号里所有的孩子,也介绍给了弄堂里的许多孩子――交响乐团开阔的大草坪,正是看焰火的上好位置。毛毛的姐姐和一个哥哥,二楼洪家的第四个孩子“黑炭”和他的妹妹及一个姐姐,跟着我们钻过去了。蓓莉姐和蓓珍姐是不会去钻墙洞的,她们在我的心目中,有那么一点点神仙品格了。交响乐团看门的老头,对从中南新�钻过去的孩子们十分恼火,提着一把大扫帚满草坪追赶。可是他实在追赶不过来,聚到大草坪上的小孩越来越多,而且还来了不少大人,那么他也只得作罢。跟大家一起仰头看眼花缭乱的焰火,听我们瞎起哄,他也喊了好几声好。
      我们看过焰火回到18号,见三楼的楼梯口两侧白墙上,沿着扶手的斜度,用工整的美术体描着红色的大字。那是毛毛最大的那个哥哥跟他妈妈一起干的活儿。他妈妈读给我们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繁体的“紧”和“泼”,对我来说太复杂了。
      1967年年初,我家多了一张帆布床。每天晚上,我帮着我爸从储藏室里把折叠的帆布床抱到套间的外间,打开,很费气力地把最后一根木档的两个卯眼卡进两个圆形榫头。我睡在外间的窗下,侧着身子看门缝透进的走廊里那盏白炽灯的微光,听里间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播放《红灯记》或《沙家浜》唱段。
      我妈怀上了我弟弟,她的肚子凸显得人人都能看出来的时候,传来了一条特大喜讯――当然,那是对中南新�的孩子们而言的――要大修了!建筑队的工人们立即就开来了,从大卡车上卸下来许多毛竹,脚手架迅速搭了起来。每幢房子的二楼和三楼外面,都形成一条铺着竹条的空中走道,只要从窗台或阳台上跨出去,就能通过这条竹头的空中走道,走到另外几幢楼那儿,跳上别人家的窗台或阳台。
      我们战战兢兢地从二楼洪家的北窗台爬到空中走道上。我的后面跟着毛毛和他姐姐,我的前面是“黑炭”。我们经过17号几家人家的窗前,有一个弄堂里大家都喊她“小头”的女孩子也跳出来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又走到了16号,趴在一个窗口那儿,看那家人家有个阿姨坐在方桌前捡鸡毛菜,我们赶紧移到另一个窗口,看到里面有红皮沙发和一架用一块方格子布盖起来的钢琴,突然,一台三五牌座钟吓人地响起来……我们又转到了15号和14号,跳进14号二楼阳台。穿过一间空房间的时候,我们被建筑队那个后来叫“大怪”的头头给抓住了。
      建筑队堆在大弄堂里的石子和黄沙形成了中南新�的临时游乐场,有一阵子差不多替代了野花园。黄沙堆上经常有孩子在做一些以失败告终的沙雕,通常是金字塔、堡垒和地下长城;石子堆两边则常常各站一小队孩子,相互抛掷一把把小石头。正是在这里,“黑炭”和20号里一个叫“猫头鹰”的小胖子成了中南新�“野蛮小驹”的精神领袖。“黑炭”带他们拿着尖头上粘了烧化的柏油的长竹竿,到淮海路上去粘法国梧桐树上的“野乌子”――绿色和黑色的鸣蝉,尤其是黑色的,它背上的那块肉据说可以吃,只需在煤气灶上稍许烤一下。“猫头鹰”则用一块红领巾包着手电筒,晚上带几个“野蛮小驹”到野花园、棚户区那边的废砖堆里,有时候也到10号和洞那边的交响乐团去捉“财积”,也就是蟋蟀。也喜欢玩“财积”的“大怪”说,因为斗蟋蟀赌钱可以“积财”,上海人才把它叫做“财积”的。
      我妈将要生下我弟弟的那个晚上,还在家里织一件我的过冬毛衣。那时已经是11月了,她半躺在床上收了袖口的最后一针,对趴在帆布床上看她打毛线的我说,快去找刘家姆妈,帮我叫辆救护车来……我爸是从音乐学院直接赶往华东医院的。那天晚上,我睡在刘家姆妈家,听蓓莉姐和蓓珍姐议论着就要出生的小孩应该叫个什么名字。我弟弟的名字里会有一个林彪的“彪”字,跟那天晚上她们的议论不无关系。
      我妈让我看包裹在襁褓里,小脸皱得像个瘪老太婆的我弟弟时,我有点儿不知所措了。这么个新生命,对我又能意味着什么呢?他开始哭,我妈开始喂奶,“大怪”跑来说需要把我家搬空了重修。于是,我妈坐月子的那张床就移到了18号底楼的刘家。她在刘家,一直住到了我弟弟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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