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底,经报社编委会批准,我离开工作三十多年的文艺编辑岗位,开始退休。过了年,就向多年来一直关怀和支持我工作的师友同行寄上一封信,奉告此事,表示谢忱,并请他们一如既往热情支持报纸,继续赐稿。信发出后不久,就陆续收到一些长辈和同辈来信,表示慰勉之情,使我深深感到温暖。
夏衍老人来信中说,手札拜读。岗位和事业是两码事,离开岗位可能有失落感,但卸下担子,可以多一点时间读书写作,也似乎可以说是“焉知非福”,坦然处之,亦乐事也……
柯灵前辈来信中说,得离休讯,欣然,亦复惘然。欣然者,肩胛一轻,佳作可待,对作家来说,闲裕的时间是很可贵的,告别繁忙,是一件好事。惘然者,多年与《人民日报》文艺栏打交道,未免有些去思,亦不无岁月催人之慨也……
其他师友来信,大多也都有这样的期望和鼓励,使我不敢轻松,更不敢懈怠,时时记住他们的期望。如果说在职期间编务繁忙,常常身不由己。如今有了自己可以安排的闲裕时间,就能做一些能够做,可以做,也应该做的事了。我从未想到自己的笔墨生涯在离休之日就告中断,总觉得还有许多事待做,还有许多题目待写,更有许多书待读。夏公说得好,“岗位和事业是两码事”。
离休后前两年,受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委托,同唐达成同志一起主编《散文世界》月刊。这是散文界同行很关心、很支持的一本刊物。编委会成员多数都各有工作岗位,达成兄更是身负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重任。只有我刚刚卸任,还比较空闲。我们采取编委会几位常委轮流担任执行主编,每人负责三期的办法,同心合力,联系各方散文作者,定期开会,并且经常向冰心、吴组湘两位顾问汇报工作。二老也都慰勉有加,给予指点。冰心老人还在刊物上开辟一个《想到就写》的专栏,不时寄来一些言简旨远的小品,那篇《无士则如何》,针对多年来文人的种种命运,谈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作用,令人耳目一新。夏衍和宋振庭两位老人的来往信件,以《度尽劫波,相逢一笑》为题在刊物上发表,又经报纸转载后,引起广泛重视。那首沿用清初民谣《剃头谣》改写的《整人谣》,“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更是传诵一时,博得许多会心微笑。可惜,1989年那场震惊中外的风波过后,作协新领导“收缩”刊物,《散文世界》、《新观察》等被“收缩”掉,再未复刊。我当时在向冰心老人报告此事的信中,引用了一句“无可奈何花落去”。老人复信中说:“既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必定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一天。”可惜,老人的愿望终于落空,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紫燕一直没有归来。
《散文世界》停刊,原以为从此可以封箱歇业,利用所剩无多的日子,赶紧写点久已想写而未及动手的题目,接下来几年却又为编书耗去许多晨昏,倒是不曾料到。
然而,编书也另有一番况味。
先是受华夏出版社委托,编一套《二十世纪散文集精编》,时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社负责人原来打算委托我编选一本近百年间的游记,我欣然应命,觉得会是件很开心的差事,可以浏览大量游记佳作。在与出版社反复酝酿过程中,想法起了变化,感到单选游记似乎比较狭窄,有的文章界限不易划分得很明显,何不扩大范围,精选一套百年来的散文名篇,岂不更有价值?这个念头一出现,就牢牢确立,不易驱除。出版社领导人高瞻远瞩,支持这个想法,我也就不自量力,直奔它而去。这期间也曾踌躇过,单枪匹马担负这么繁重的编选任务,究竟有没有把握?出版社曾询问是否临时成立一个编委会或编辑组。有一次应《大连日报》之邀去大连,与汪曾祺兄同行,议及此事,他问:“你的时间够不够?”我答,时间没有问题,退休了不用上班,即使返聘,占的时间也不多。曾祺兄说:“既如此,你就独自编,不必搞什么编委会,人多议论多,七嘴八舌未必是好事。”
我本以为现成的选本很多,各具特色,比如,赵家璧先生主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就从“五四”时代选起,请当时名家分别主编。从前人成果中再作精选,似乎不太烦难,不料一经着手,就深感不自量力,面对一百年来浩如烟海的散文真不知从何迈步。
我一直有个观点,不完全同意历史学家将“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始,而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应该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这次伟大的革命,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皇冠打落在地,开辟了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进程,从此再没有复辟,袁世凯的“洪宪皇帝梦”只是一幕短暂的闹剧。在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即20世纪最初的十年,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中已经萌芽了现代的思潮,对千年陈旧观念有所冲击,在他们的著作中自然也有反映。我有此机缘重新浏览自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大家起,经过“五四”前后半个世纪,直到当代新时期林林总总的佳作,如同驾一叶扁舟,浮游在波翻浪涌的长河之上,俯仰低回,实在是难得的学习和艺术享受,也就得到一种心旷神怡的难得乐趣。
经历半年努力,这一套八卷(《感时咏志卷》《叙事纪实卷》《抒情遣兴卷》《山川风物卷》《随笔小品卷》《文谈书话卷》《书简日记卷》)世纪选本终于编成,四百位作者的一千三百篇作品中,尽量收入久已脍炙人口的传世珍品,例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还搜集了一些曾经传誉一时却多年无缘再与读者见面的名作,例如乔冠华写于抗战后期、署名于潮的《方生未死之间》。由于学识浅陋,见闻有限,肯定有遗漏和偏颇处,但是为读者为文坛竭尽绵薄的寸衷是真诚的。书成之日,出版社同志告知,在首都图书交易会上亮相时,反映尚好。放下电话,我松了一口气,禁不住双手合十,连呼“善哉善哉!”
1995年初,又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约,参加《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散文卷的编辑工作。“新文学大系”是30年代赵家璧先生主持良友图书公司所开创的、建国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接手继续进行的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已出版的三集中,收入自1917年“五四”运动前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作品,共五十卷,几乎将“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中除长篇小说外的文学作品,包括散文诗歌,话剧剧本中的佳作,搜罗殆尽,文艺理论方面也大体都齐备,一直被文学界视为现代文学的权威性文库,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价值。
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文革”前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全部重印良友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前三集,共五十卷,得到文学界、读书界的广泛赞誉。老友丁景唐在担任社长期间,一直致力于这项重印工程,孜孜不倦,那些年,他来信中常常提及此事,深以为累,也引以为乐,我从字里行间也能体会其中甘苦。如今,经过十年大动乱,他们着手筹划将“新文学大系”工程继续下去,就是第四、五两集,一直编到20世纪末。第四集起自1949年,讫于1976年底止,这二十七年在新文学运动征程中最不平常,既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和灾难,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整个国家和民族都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岁月,而我“生正逢时”,既经历了前十七年的风雨阴晴,浮沉哀乐,也经历了后十年的天昏地暗、剑影刀光。作者们大多是我的前辈或同辈,其中不少且是知交好友,重读他们的散文,重温那二十余年前的旧梦,不由涌起种种情怀,时而欢欣喜悦,时而苦涩难言,时而会心一笑,时而感触万端。想到他们当年都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锦心绣口,笔下生风,音容笑貌种种丰采,依稀都在眼前。然而,有的遭逢1957年“丁酉之难”,因文获谴,从此沉沦二十年;有的未能幸免于十年浩劫,身陷囹圄,致残致死,人亡文在,更是凄然不忍卒读。今天的评论家尽可以对五六十年代散文,做这样那样的分析和评价,作为编者,我还是衷心希望读者能珍惜从那样一条道上,蹒跚走过来的作家们的心血。
1996年初春,刚刚领了“大系・散文卷”的任务自上海回京,就惊闻夏衍老人仙逝的噩耗。夏公德高望重,士林景仰,一旦西去,万众同悲。几位电影界朋友率先倡仪出版一本《忆夏公》,要我参与编辑工作,于公于私,于情于理,自然义不容辞。夏公一生工作和事迹广泛,相识满天下,他真诚待人,深受爱戴。《忆夏公》在三四个月内就顺利完成征稿工作,一百四十多篇文章,五十万字,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在1996年6月出版,为老人去世周年祭时献上一束鲜花。此书作者包括与夏公相交半个多世纪,患难与共的老战友,电影、戏剧、文学、新闻、出版各界多年来身受其教诲、提携和关怀的后辈下属,亲人故旧和海外朋友。半年间,我一次次拜读这一百多篇文情并茂的文章,也一次次加深领会夏公的崇高品德和不朽功业,一次次追思半个世纪以来老人的音容笑貌,一次次得到他的言传身教,也就一次次深切感到他并没有远去,他将永远活在我们中间。
编集过程中,大家商量请谁写书名“忆夏公”三字,我说:“最理想的是请赵朴初老人写。”有人说:“听说老人家一直住院养病,不见客,能行吗?”我说,写封信试试看,他们两位是多年好友,私交很深,朴老十之八九会答应。果然,去信后没有几天,就接到回信:
……奉大函,遵嘱书签,附上,不知合用否,弟病住院年余,曾与夏公病室为邻,斯人长往,良可伤痛。回忆公有名言:“愿听逆耳之言,不作违心之论。”固是夫子自道,若以此分论两人,在上者如果愿听逆耳之言,则可望在下者不作违心之论,所谓“违心”者,违反事实,违反民心,违反良心,可畏也。然否,请赐教正。
朴初老人引述夏公的两句箴言,在夏公晚年我曾不止一次听他对人说起,也在文章中写过,有时候他还发些略带自责的感慨:“说是这么说,完全不作违心之论也难。”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尤其是像他那样身居高位仍然保持知识分子的节操,不愿同流合污的人,确实很难,很痛苦,也是时代的悲剧。
《忆夏公》出版之后,我又参加编《忆周扬》一书。其时已是他逝世八年以后。
周扬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多年来主持当代文艺工作,耗费了几乎一生的精力,作出巨大的贡献,自然也有影响不小的失误,他晚年的表现更是闪耀着坚持真理的光芒。1983年3月,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年纪念会上,他所作《关于马克思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是他经过多年反复思考,尤其是十年大动乱以后从理论高度深刻反思的重要成果,是他作为理论家、思想家的高峰。不料,竟引起轩然大波,被一些自诩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权威,利用手中权力,轻率而粗暴地制造成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沿用多年来整人的故伎,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此后几年,他一直陷入愤慨烦恼,郁闷的境地,加上罹患不治之症,终于在1989年7月31日离世。由于当时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他逝世后好些年,报刊上竟很少见到纪念文章,直到七八年以后,许多朋友才建议应该有一本回忆他的书。经过大家努力,终于编成《忆周扬》,1998年4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印行,距他去世已近九年了。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中,周扬作为党和国家在思想文化战线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的事业,不论是成绩还是失误,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正确评论这位历史人物(以及与他类似的其他人),将会有助于正确总结党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有助于正确处理现实和今后的思想文化方面的种种问题。如何评价周扬,可能也会有种种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标准,这是正常的,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自会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同前一本《忆夏公》一样,《忆周扬》一书也是由王蒙和我两人主编,王蒙公务繁忙,还有写作和外事活动,我的时间比他宽裕,就多负担些编务工作。理论界、文艺界的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对编书热情鼓励,积极支持,反映了大家尊重史实、实事求是,促进文化事业发展和文学艺术繁荣的迫切心愿,也表现作者们对周扬同志的崇敬和缅怀。不少年逾古稀的老人,不顾体衰多病,仍然克服种种困难,提笔为文。为了筹措出书款项,竟要由家属拍卖关山月、黄胄两位画家赠送给周扬的两幅画,此事更让我感慨万端,对着那本五十万字的书,真不知说什么好。
进入新世纪,有幸参加编一部书,一部大书,就是《夏衍全集》。
为夏公出全集的事,大约二十年前就由文化部提出了,后来由于经费和出版社迟迟未落实,一再蹉跎,耽搁二十年,到本世纪初,终于由中共浙江省委领导同志拍板,拨出专款,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承担编纂出版的繁重任务。由夏公老战友、老部下周巍峙主持的编委会,分担编务,在北京、上海和杭州齐头并进,最后编成十六卷,包括戏剧剧本和评论三卷、电影剧本和评论四卷、文学创作评论杂文随笔两卷、新闻时评两卷、译著三卷、回忆录一卷、书信日记一卷。夏公从1919年在杭州所写的第一篇杂文,到1994年最后一篇随笔,都尽可能收在全集里。
从1919年到1994年,长达四分之三世纪,呼唤民主和科学的“五四”运动,吹响时代号角向旧营垒冲锋搏击的大革命的30年代,全民奋起,烽烟遍地的抗日战争,到建国以来几十年频繁不断的风风雨雨,几乎都能在他的笔下听到回声。他使用文学和新闻的各种形式,各种文体几乎都得心应手。夏公曾说:“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全国解放,我由于偶然的机缘,当了十二年的新闻记者……尽管环境艰难,国民党的文网严密,但我觉得这十二年是我毕生最难忘的十二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十二年。”(《懒录旧梦录・记者生涯》)他说的“新闻记者”是统称,实际上从总编辑、社论主笔、要闻编辑、记者、副刊主编,以及专栏作者等等报纸所有工作岗位上的人,都包括在“新闻记者”这四个字里了。
全集编委会分工,姜德明兄和我共同负责编散文、新闻两卷。新闻卷包含的十二年,正是他说的“毕生最难忘的十二年”,从《救亡日报》(上海版、广州版、桂林版)、重庆《新华日报》,还有上海《建国日报》《文萃》杂志,再到新加坡《南侨日报》、香港《华商报》《群众》杂志。那十年中他几乎每天要写几百字以至一两千字的长短文章,从社论、时评、杂文、通讯以至三言两语的小杂感。编书过程中,我们一直最深以为憾的,就是新闻时评卷里的遗缺。比如,1919年10月杭州创刊的《双十》月刊上发表的《评杭州的四家日报》,是他最早的一篇时事短评,可惜我们一直没有找到此文。《救亡日报》广州版和桂林版也始终未能找全,找到的也是字迹模糊的复印件。整行整段的空白,即使仔细琢磨,也不敢妄加补充。1948年他在香港《国讯》杂志第六期上发表的《论筱丹桂之死》一文,我们在北京和上海的图书馆中遍寻无着,终告缺如,但我们仍然怀着热切的希望,有哪位有心有识之士藏有此刊,能将这些佚文同读者见面。
回首近二三十年,编了这几部大书,自己还是兢兢业业,不辞辛劳,谨慎小心,力求减少差错,完成任务,但是结果究竟如何,质量是否能让读者认可,殊不敢必。如果能得到六十五分到七十分,我就很满意了。
编书况味无穷,酸甜苦辣百味俱陈,回首前尘,一言难尽,知我者或能会心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