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本面向全国发行的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和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后更名为《北京文学》)月刊创刊60周年,亦是作家赵树理蒙冤逝世40周年。可谓悲喜交加。
从《北京文艺》创刊号发表老舍先生的名剧《龙须沟》,到后来发表浩然的处女作《喜鹊登枝》,再到后来这方滋润的热土上生长出一茬又一茬共和国的文学巨擘和芸芸众生,已成花甲老人的《北京文艺》,在国人的心目中的确了得!因为从共和国诞生,文艺界就是政治运动的“重灾区”,而《北京文艺》就像一匹驮着艰辛和沉重的老马,磕磕绊绊,在凄风苦雨中一路前行,居然走到春光明媚的今天来了,你说容易吗?值此喜日,我愿以至诚为之叩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北京文艺》从步履蹒跚到铿锵有力,已故的老舍先生、李伯钊、赵树理等老辈们,功不可没。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以后,赵树理告别了太行老区的山峦、沟壑和手足情深的父老乡亲,沐浴着解放的春风,走进了这座即将成为新中国心脏的沧桑古城,与老舍先生、王亚平、田间、苗培时等人,暂居于霞公府一座日式小洋楼里。据赵树理女儿赵广建在《旧居门前――回忆我的父亲赵树理》一文中介绍:“那时北京刚刚解放不久,妈妈还在农村,爸爸就带着我住在小楼上的办公室,楼下是老舍伯伯的办公室。窗外有两棵白杨……”
老舍先生,早就听说天桥的群众文艺很活跃,如今解放了,不知那里有什么变化没有?总是把目光投向人民大众、由骨子里关注着百姓文化生活的赵树理,向老舍先生询问天桥的情况。
两位文学巨匠的邂逅,是缘于当时一位“特别有名的女演员凤子”在家里宴客。
凤子是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四大名剧女主角的首演者。周恩来称她“凤子姐”。1949年老舍回国后,党派她去拜见。当先生提出很想见赵树理时,她便在家里设宴,同时邀请二人前来做客,从此两人相识,情同手足。
老舍在抗战期间,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团结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抗日宣传,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发表以后,以及《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接连问世,引起了老舍先生对这位文坛新星的极大兴趣,盼望着见到这位代表着解放区的创作方向和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代表的乡土作家。而从沁水山沟里走出来的赵树理,则不仅仰慕老舍先生丰富的学识和耀眼的资历,更佩服先生那些描写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生存状态的作品。在这位大作家笔下出现的,不是拉洋车的车夫,就是“贫民窟”的居民,或者天桥的艺人、做小本买卖的生意人……这些卖力气、耍手艺的小人物,被老舍先生塑造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读着这样的作品,赵树理立刻就觉得与先生的心靠近了。他觉得,他们虽然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创作道路不同,作品风格不同,但作品的主人公却都是土生土长的小人物,无非一个是一口京腔的“城市味”,一个是满口土话的“农村味”罢了。对于这样一位扎根平民的大作家,赵树理何尝不想早日结识,成为好朋友呢?
因为组织机构尚不健全,当时随解放大军涌入北平的华北文人,均暂列入北京市作协。两位相互心仪已久的作家竟同居一楼,这大概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那天黑夜,听了赵树理询问天桥的情况,老舍先生用一句笑话作了回答。
热情幽默,都是说笑话的能手。同时,都植根于民间艺术,喜欢曲艺,两位作家有不少共同点。
他们约定次日到解放了的、穷苦老百姓的文化娱乐天堂――天桥,一探究竟。
第二天,赵树理一行,跟着老舍先生,穿街过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实地考察了天桥群众文艺活动的情况。天桥简直就是一个大杂耍场――说书的,说相声的,卖唱的,拉洋片的,顶缸的,耍飞叉的,变戏法的,……无奇不有。在这里,赵树理见到了《响马传》《丁香割肉》,什么《王华卖父》《荤说素猜》等在解放区早已遭禁的诲淫诲盗的旧东西。令他欣慰的是,在一个叫“万盛轩”的小戏园子里,遇到了来自河北的新戏评剧演员新凤霞。那天,新凤霞剧团正在演出《小二黑结婚》。他们看完戏,一块儿来到后台,与新凤霞见了面。这位小有名气的演员认识了她向往已久的大作家赵树理,她非常希望有人来管一管,让新的、健康的艺术占领天桥这块阵地。(据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页;一丁《赵树理外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45～246页)
从天桥回来,赵树理浮想联翩。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战胜利,部署新形势下的文教卫生工作,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于河北涉县下温村召开了文教卫生代表会议。赵树理作为文艺界的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
他看过从战士和驻地老乡手中搜集来的旧小说、旧唱本、旧评话本,对此很生气。他觉得这些在农村流行的读物,内容不是宣传封建迷信,就是荒淫无稽的故事。这就向文艺工作者很迫切地提出一个问题:虽然我党占领了大片国土,但解放区的文艺阵地还没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还被“敌人”占着,不能说不是个严重的问题!
那一晚赵树理没有睡好觉。
后来他多次到天桥走访调查,一个改造北平旧文艺特别是天桥的群众文化活动的想法逐步形成。在一次会议上他提出:要想打垮那些封建迷信、荒淫无稽的“敌人”,首先得有“枪炮子弹”。这“枪炮子弹”不是别的,就是创作。创作不出新的东西,怎么去占领这块阵地?为此,他提出两条建议:一条是成立“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利用这个组织,团结在京的文化人、作家艺术家,给他们压担子,激发大家创作新大众文艺的积极性,以保证向天桥这块阵地乃至全国,源源不断地输送“粮草”。第二条,就是有了作品,就得有个园地。也就是说,得办个刊物来发表这些作品。赵树理最后动情地说:那天,他跟老舍先生一行从天桥回来,一夜没有睡着。看到那些有害于人民思想的封建糟粕还继续占领着我们的阵地,毒害着人民,作为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他感到内疚和惭愧。
赵树理的这两条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尤其是时任北京市文委书记的李伯钊同志,结合她丰富的阅历和革命实践,从这两条建议引申开去,作了精辟而睿智的讲话。李伯钊上世纪20年代就参加了革命。长期从事党的宣传文化工作,创作有歌剧《长征》和话剧《北上》等,是个老革命加才女。在她讲话的启发下,大家的思路广开,发言积极。有的提出改造北京文艺应采取堵疏结合的方针。比如打磨厂那家很有影响的私营书店“宝文堂”,它每年出版的旧唱本、旧曲艺、旧历书,种类之多,发行量之大,是惊人的。对这样的百年老店,就不能光“堵”(取缔)不“疏”(引导),要让它脱胎换骨,为我所用。还有的建议,应该举办各类业余艺术学校或者培训班,为工厂、机关和基层单位培养大批文艺骨干……这些建议和意见,都被采纳了,并且在以后逐步得到落实。接下来,大家议论起新办刊物的名字。据一丁先生在其《赵树理外传》一书中介绍,赵树理当时想了想,把手中的小烟袋一磕,说:
“我倒是想了一个,不知道你们敢不敢叫?”
“嗨呀!哪有不敢叫的?你说出来嘛!”赵树理比较尊重的王亚平催道。
“两两重复:说说唱唱。”
大家一致肯定了这个名字。说她既通俗,又形象,读者一看刊名,就知道里边的内容了。
赵树理很尊重资历较深的王亚平。王亚平青少年时期就读于河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擅长新诗,颇有名气。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抗战文艺活动,解放后,曾任《人民日报》编辑、北京《新民报》总编,后任北京市文联秘书长、党组书记。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于1949年10月15日在北京前门箭楼宣告成立。身为大会主席的赵树理,在讲话中提出了对天桥群众文艺的批评,认为那里表演的“不是我们文艺界的东西”,“广大群众愿意花钱甚至站着去听那些旧东西”,而“我们的文艺作品很少能卖到天桥去。因此我们感到有组织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必要。我们想组织起这样一个会来发动大家创作,利用或改造旧的形式,来表达新内容也好,完全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也好,把这些作品打入天桥去,就可以深入群众中去”。(《赵树理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卷187～188页)
到会九十余人,讨论通过会章以后,大家选举赵树理、王亚平、田间、老舍、苗培时、辛大明、王颉竹等15人为执行委员。在第二天召开的执委会上,赵树理被选为“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席,王亚平被选为副主席。
当岁月迈着匆匆的脚步进入1950年的时候,《说说唱唱》创刊号的出版,日紧一日。作为主编的赵树理,虽说要全力编辑这本新中国第一本全国性的通俗文艺刊物,但社会上的许多公务,还是推脱不掉的。多亏有一位事无巨细、任劳任怨、挡里挡外的编辑部主任苗培时。
赵树理与苗培时(1921～2005)相识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一次元宵节在山西省左权县芹泉乡看戏,赵树理被一出歌颂明末女英雄红娘子的历史剧《杀宋》所吸引。当得知该剧的作者姓苗时,当即决定夜访。这是因为,他早就从报纸上知道了,这个姓苗的,就是与徐懋庸共同编辑《华北文化》的苗培时,是从延安来的、毛主席夸过的“四大鼓”之一的“苗大鼓”。他之所以要在风雪之夜,远赴60里开外的河北涉县下温村与苗谋面,一是因为他太喜爱《杀宋》了,急于要与作者商量出版这个剧本。因为那时候,在敌人实行经济封锁的根据地里,一个好的剧本,对军民的鼓舞力量,是不可估量的。二是赵树理太求贤若渴、爱才如命了,急于要游说苗培时调来华北新华书店,与自己共同扛鼎。作出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已是午夜。从那次夜访之后,二人的友谊,一直延续到赵树理生命之火熄灭。
话说回来。《说说唱唱》创刊号的稿子很紧张。为了保证《说说唱唱》的稿源和质量,在关注外来稿的前提下,他们组织了重点约稿。新的一时创作不出来,可以改编一些名作。因为当时的中国作家,大多是“五四”出身或者留学归来的“洋作家”,根本看不起这类“土艺术”,不干;旧艺人,多数会说不会写,干不来。唯有原曲协主席、老艺人王尊三改了两本,却一本因作品有问题,一本因作者有问题,都废了。苗培时把这个情况告诉赵树理后,赵树理很着急。在编辑部会议上,有人建议赵树理改编田间的长诗《赶车传》。
田间是抗战时期的著名诗人,1941年任晋察冀边区文协副主任时,赵树理与其相识。赵树理是不大喜欢新诗的。但他对于田间富于战斗性和现实性的诗,却是一见钟情。尤其对他的著名叙事诗《戎冠秀》和《赶车传》。
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赶车传》,是田间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作品通过贫农石不烂寻找乐园的过程,描绘了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艰苦历程。这部长诗结构灵活,句法明快,朗朗上口。全诗共分七部,除第一和第七部外,其余五部皆以五个人名为题,为便于刻画每个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每一部以一个人物为中心;句法采用六言和七言三拍的格式;在叙事主人公之外,诗人还塑造了一个抒情主人公,让他在每部诗中,或咏怀,或议论,或谴责,以增强叙事诗的抒情效果。
经过仔细研读,赵树理终于在稿纸上写下了鼓词的题目:《石不烂赶车》。
据赵树理的女儿赵广建回忆,为了增加鼓词的故事性、趣味性,赵树理字斟句酌,很是辛苦。他写一段,就弹着三弦唱一段,让唯一“观众”――女儿广建提意见;广建通过了,他才接着往下写。他用五天五夜,终于完成了这部深受大众欢迎、后来成为艺人们保留节目的《石不烂赶车》。
《中国工人》创刊号,曾发文对这篇作品作了热情洋溢的报道。
1950年1月20日,经数月精心策划,面向全国的通俗文艺月刊《说说唱唱》创刊号,终于如期面世。郭沫若、茅盾、周扬分别为刊物题词。李伯钊、赵树理同任主编。编辑委员会由王亚平、田间、老舍、李伯钊、赵树理、辛大明、苗培时、马烽、章容、康濯、凤子组成。
创刊号印了六万份,被抢购一空。为此,周扬同志兴奋地说:要把一切不合群众需要的文艺去掉或修改,创造合乎人民需要的文艺。
接着,2月3日,“北京市大众文艺研究会”主办的《大众文艺通讯》问世。创刊号上发表了王亚平撰写的《创刊词》;周扬、赵树理、田汉在“创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苗培时的《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筹备经过》;马烽的《大家都是教员大家都是学生》等文章。
1950年9月10日,由北京市文联主办、老舍先生任主编的《北京文艺》月刊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老舍先生创作的、后来久演不衰的话剧《龙须沟》。
然而,好景不长。“祸事”在眨眼工夫降临了――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据说是经毛泽东几易其稿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点名批评杨雨明、端木蕻良二人发表于二卷一期《北京文艺》上的文章《论〈武训传〉》。一场大批判,如层层叠叠的海浪冲卷过来。当年11月,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会下达了一纸关于调整北京文艺刊物的决定:为加强《说说唱唱》,原有的《北京文艺》停止出版,其编辑人员与《说说唱唱》编辑合并,另组新的编辑委员会。《北京文艺》遭“封杀”后,老舍任《说说唱唱》主编。据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回忆:“老舍成了主编,赵树理变成了副主编,但实际上还是赵树理在负责,老舍就等于在里边挂了个名。因为他是文联主席,平素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彭斐:《舒乙谈老舍与赵树理的友谊》)
不管文艺界的风云如何变幻,对《北京文艺》的推陈出新和普及工作充满信心的赵树理,毫不动摇,乐此不疲。他经常带着“创研会”作家们的新作,频频光顾被他称为“穷苦老百姓的文化娱乐天堂”的天桥。在那里,他先后结识了后来成为新中国一代相声大师的侯宝林、孙玉奎、常宝霆和京韵大鼓王刘正权、说唱艺术家骆玉笙、老艺人王尊三等。他以文化部戏剧改进局曲艺处处长的身份,同他们谈政策,谈艺术,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做了大量的说服动员工作,终使这里的文艺活动,逐渐步入健康向上的轨道。尤值一提的是,新凤霞剧团不断推新戏,她主演的《刘巧儿告状》不仅拍成了电影,她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巧儿”,一直演了60年。过去来天桥找乐的,都是些穷苦百姓。现在,文艺界的专家、学者和政界的一些领导,也来这里欣赏既搞笑又健康的群众艺术了。我国著名戏剧、电影艺术家吴祖光,就是在这里结识新凤霞并最终与之结为伉俪的。“赵树理老师培养了我,对我的成长给予了指导,我永远忘不了这位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语言大师。”(《新凤霞回忆录》)经过十年“文革”摧残获得新生后的新凤霞,生前如是说。
责任编辑 师力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