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游客凝视”到凝视游客
与西方相较，中国旅游行为最显著的现象特征之一就是“黄金周”法定假期旅行，即旅行与国家规定的公共假期合二为一，旅行消费与想象以及法定假期的制度安排共同构成了规模宏大的周期性的“黄金周”话语体系。市场化与城镇化进程中所抛掷出的“新工人”“新穷人”通过作为自然化社会日程的“黄金周”，获得了社会机械团结的有效整合，游客凝视的虚假个性以及阶层缝合在制度凝视中取得了主体性的想象性满足。
旅游从一个工业化时期的再生产安排到现如今更加体现国家宏观调控的属性，已然成为当下社会生活日程安排的调控枢纽之一。“黄金周”法定假期的制度源流与“黄金周”游客的消费想象两者之间的交汇，显现为精细的定制化旅游产业，其背后是三十年城镇化进程构成的流动型城市形态，共同促成了旅游从个体实在观念下的“游客凝视”转变为国家有机体形态下宏观调控以及市场配置对游客的双重“凝视”。
一、个体实在与总体性立场：从“游客凝视”到凝视游客
旅游作为一种“异常”（Deviance）现象，它是否显现了“正常”社会的“有趣和重要的那些方面”？[1]如果从本体的角度出发很可能是一种美学或者人类学探讨，[2]针对这一议题人们逐渐地将旅游视为一种社会“症候”加以观察和分析，试图解释旅游所遮蔽的背后的真相，尤其是对后现代学者而言至关重要的权力运作和话语构建问题。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尤瑞（JohnUrry）借助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医学凝视”概念较早提出“游客凝视”（TouristGaze）理论，从而将旅游纳入到后现代研究的框架中。然而福柯的“医学凝视”以显现规训权力（DisciplinaryPower）运作机制为批判目的，而尤瑞并没有将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危机及其批判作为其思考的背景和目的。[3]与福柯的后结构主义背景背道而驰的是，尤瑞的思想是建立在个体实在论的基础上的，[4]他始终认为旅游终究是寻求“令人愉悦的体验”的个体行为，与“医学凝视”所力图揭露的微观权力的渗透与压制不同，他将凝视的主体从总体性的权力话语转移到个体化的游客，强调凝视创造的个体化视觉文化意义。在从福柯到尤瑞的转换中，凝视从总体性规训跳转为个体化体验，从微观权力的操控变换为个体想象。尽管尤瑞也注意到凝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社会性行为，本质上来自体制和话语机制构建的符号生产和消费系统，凝视和被凝视隐含着视觉驯服和虚假供给的权力话语关系，然而由于尤瑞立足于个体实在，形成了游客—风景的二元理论结构，导致权力话语既不充当第三个参考变量，也无法在个体实在的观念里作为充分的背景和批判目标融入其理论体系之中。因而尤瑞最终只能“无意中遗忘了一个极其值得关注的问题：对于‘游客凝视’目光的塑造，不仅仅只是‘寻求个性’这样简单，它还牵连到社会如何控制其成员的意识形态行为”[3]15。
当我们将尤瑞建立在个体实在论之上的“游客凝视”理论横移至“黄金周”法定假期的旅游行为之上时，表面上的游客的个体化凝视，在游客—风景的二元结构中失去了解释力。2017年国庆被称为“超级黄金周”，国内旅游人数跃升至7.05亿人次，其中道路和铁路客运量已经跃至5.6亿人次和1.3亿人次。旅游目的地的高度一致以及短期大规模人群流动造成的巨大的交通瘫痪和景区拥堵，已经从根本上取消了尤瑞所谓的“愉悦体验”的凝视基础。甚至“黄金周”的周期性短暂瘫痪也已经在13%左右递增的旅游GDP中成为国家景观化的社会奇观。丧失“游客凝视”体验机制与旅游欲望的持续攀升形成了触目惊心的悖论。[5]
实际上仅从理论上而言，尤瑞游客凝视理论的个体实在论基础已经显现出由于仅仅强调游客的主体性所带来的理论缺陷，因此迫使“游客凝视”理论又陆续有新的补充和发展，如从游客凝视的反向凝视、性别权利、后殖民主义角度研究游客主体的认同和重塑，[6]甚至拓展至游客主体间凝视、隐性凝视、专家凝视，等等。尽管这套凝视系统进一步完善了尤瑞的“游客凝视”理论，然而它们仍然停留在个体实在论的道路继续将“游客凝视”推向个体的一端，而没有在社会实在论乃至总体性的另一端进行回溯和发展。
个体实在论的“游客凝视”理想模型立足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市场和市民社会结构之上，它关注的是在完整意义上的旅游行为是如何在一个整体的社会工程中完成的———“屬于后现代，因为它特殊地将视觉、审美、商业和流行结合在一起”[1]106，并且赋予自主凝视以浪漫主义的审美化情调。反观中国法定假期旅游，游客的文化内涵和主体建构更强烈地体现了制度安排的规范和引导。如果我们从个体实在论的一极返回被尤瑞中断的以总体性立场为基础的福柯的凝视理论的话，可以暂时称为旅游的制度凝视，即制度对游客的总体性凝视。简而言之，在法定假期旅行中，制度重新回到了尤瑞排除的那个旅游的缺席主体，它通过法定假期立法、市政管理、交通管制、行政监管和鼓励消费、财政补贴等一系列配置手段，促成了具有行政管理属性的规范性旅游行为。制度安排已经取代游客成为旅游的主体，游客凝视的愉悦成为制度管理效力、经济增长以及劳动力再生产的附属物，游客凝视的背后是更具主导力量的制度凝视。
二、被凝视的“黄金周”：从工人运动到消费欲望
法定假期从发生学上看是工业社会下工人运动促成的直接产物。农耕社会依四时而作，春播夏耕秋收冬藏，人的劳动和休息由世俗权力之外的天时决定。而工业化社会机器大生产导致人脱离了对天时的绝对服从，人失去了自然的生活规律，代之以国家机器安排人的劳动和休息。创造规定的假期带有强烈的现代性特征，即人被社会分工支配到不能窥探生产全貌的末端，并且被异化到机器的附属地位。无论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还是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都从一种宏大叙事的角度阐发了人的不自由状况。因此，依赖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迫使生产暂停对人的固化，以一种绝对判断的方式象征性转喻人的权力和解放，恰是法定假期的话语动机。
从历史角度看，法定假期最早可以上溯到1889年7月14日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上通过的《劳工法案》及《“五一”节案》，同时还规定了“三八妇女节”，以及八小时工作制。由于第二国际主要掌握在考茨基为首的修正主义者手中，导致第二国际最大的并且延续至今的成果之一就是对世界工人法定假期的制定。因此法定假期本质上是修正主义试图实现折中与调和的结果，是以一种宣言的方式以及制度安排的途径想象性地将工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历史冲动转化为可被意识形态涵盖和言说的对象。这种想象性的方案伴随着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早已褪去工人运动的革命意味，欧美多数国家“五一”劳动节放假一天，隐匿于众多的宗教节日以及普遍实施的带薪休假制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