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撤退的命令是在四六年深秋下达的，那是六十年前的事了，那天早晨特别的冷。 列车一出山海关进入东北境内，上车就躺在软卧车厢里的老父亲一下坐了起来，用悠远而略带沙哑的声音对我说。可他说话并不看我，两眼望着窗外，两道目光像两条笔直发亮的铁轨投向了无尽的远方。那一瞬间，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耄耋之年的父亲去参加校庆，为什么不坐飞机，坚持坐火车。六十年那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多么厚重的一本书，飞机上的几个小时来不及翻阅那本书，它需要时间慢慢地去解读，去品味。随着列车的渐行渐近，如烟的往事又历历在目，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开启了尘封在心中半个多世纪的秘密。
那时我们部队到东北接受日伪军投降，还不到一年，蒋介石就撕毁停战协议，大举向东北进攻。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放弃了大中城市，向农村大踏步转移，也就是撤退。这个阶段后来的历史书上叫什么时期来着?
是不是叫战略防御期。我提醒了父亲一句。
对!就是战略防御期。猛地，父亲止住了话题，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车厢里猝然静了下来，只听得见列车的车轮摩擦在铁轨上的“唰唰”声。好一会儿他才长长的叹了口气说，一撤退，建立不到一年的解放军卫生学校就散了，原打算在那踏踏实实地学几年本事，也落空了，还弄出以后那么多的事情来……
在父亲的讲述中，我头一次听说父亲曾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吴烨。他告诉我那是抗日战争时在沦陷区做地下工作用的化名，全国解放后他才把名字改过来。那一刻，我突然涌起想了解父亲的强烈冲动。父亲的讲述断断续续、支支离离，有些事情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好在校庆期间，我见到了父亲的那些老战友，白发苍苍的叔叔、阿姨们，向我讲述了父亲和他们当年许多的往事，弥补了父亲那些不便于跟儿子言说的空白。几十年来，我还是头一次走进父亲的内心世界里。
凌晨，紧急集合的哨声把吴烨从睡梦中惊醒，嘈杂急促的哨声和人们的喊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在校园的夜空上回荡，在瑟瑟秋风中颤抖。吴烨像打在墙上反弹回来的子弹一样，一下从炕上蹦了起来，凭经验他觉得这不是学校搞训练，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他一边穿衣服，一边用脚踹睡在身旁的王尚明，对屋里的同学大声喊道，紧急集合了，赶快起床。王尚明一脸的不高兴，嘟囔着刚要说什么，一听到屋外的哨声和喊声，他惊呆了，忙问，出什么事了。吴烨急促地说，别问，赶快，去操场。
操场上集合的同学们以班级为单位，按纵队排列。吴烨他们班站在右边第二排，第一排是卫校警卫班的战士。只见校长面对他们站着，虎着一张脸，全无平时的和蔼可亲。过了一会儿，还有三三两两的人朝操场上跑来。吴烨借着冷月的光亮，发现原来四十来人的班级，只剩下不到二十人。校长绷着脸，严肃地对大家说，国民党匪军已经突破了我军阻击部队的防线，朝我们这座城市压来。上级命令我们卫生学校马上随分部机关朝北撤退。
王尚明用变声期的公鸭嗓子喊道，报告。我们要撤多远?
校长皱着眉头不耐烦地说，不知道。
报告。我们撤到什么时候为止?一个女孩尖声地问，那声音里透着遭难般的觳觫。
不知道。校长焦躁地大声喊道。
真他妈的，一帮新兵蛋子，全他妈的属耗子的。黑暗中吴烨听到警卫班的张排副低声骂了句。他看见张排副仍像以往集合列队那样，不是站在警卫班的队伍里，而是面对大家站在队伍外，一副二首长的派头。吴烨顶看不惯张排副显摆的样子，气狠狠嘟嚷道，就你能耐。
父亲对我说，张排副刚进城时，胳膊上挨了暗藏的日伪特务的黑枪，来卫校的医院治疗。当时警卫班缺人，他伤好后就留了下来，偶尔还给同学们代代军事课。他是从胡子改编过来的，说起话来有骆驼不吹牛，满口的零碎，一张嘴就带脏字。他还有个要命的毛病，见到漂亮的女同学就迈不动步，眼珠子瞪得都要滚落出来了。
校长简短的动员后，命令道，各班学员马上回去打背包，五分钟后集合，轻装急行军。
回到宿舍，吴烨赶快收拾东西，该拿的拿，该扔的扔，不一会儿就把背包打好了。王尚明却紧张得手忙脚乱，不时地用衣袖擦着额头上的汗珠。别看吴烨刚十九岁，比王尚明才大两岁，可吴烨十三岁就投身革命，参加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参军也已经三年，是个老战士了。王尚明是卫校成立后才来的青年学生，满打满算入伍也就半年。
吴烨说，我帮你打背包吧。
王尚明伸手一拦，执拗地说，不用，我行，你先集合去，我一会儿就到。
吴烨见他态度那么坚决，犹豫了一下也就没坚持，背起自己的背包走了。临出门叮嘱道，抓紧时间，不然就来不及了。
路过女生宿舍时，吴烨见屋门大敞四开，从屋里传来一阵哭声。他进屋一看，他们班的韦颖和另一个女同学正坐在炕沿上哭呢，行李还散乱地堆在炕上。这时吴烨不知哪来的一股火，大声地吼着，哭，哭，都什么时候了，敌人马上就要来了。俩人一下被吓愣住了，立刻止住哭声。韦颖还从没见他发过脾气，在她的印象里吴烨少言寡语，即使说起话来也是慢条斯理的。在学校里只要他们俩人单独碰见，吴烨总是脸一红，表情特别不自然，紧张、害羞、惧怕?好像是，又好像不全是，惹得她的脸也热乎乎，挺不自在的。她说什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对自己这么大呼小叫的，她气恼地翻陵了吴烨一眼，赌气地扭过身，坐在炕沿上就是不动。吴烨还想再说什么，可一看韦颖的样子又忍了回去，低下头帮她们打起背包。站在一旁的女同学用手使劲拽了拽韦颖的衣后襟，她才起身收拾东西。吴烨打好了背包，对她俩说，赶快去集合，我去看看王尚明。
吴烨觉得王尚明今天有些反常，心里直犯嘀咕。平时搞训练他挺麻利的，根本就不像今天这么笨手笨脚。往常王尚明有什么事总爱找他商量，让他帮忙，可今天王尚明拒绝得那么毅然决然。联想到这几天随着形势一天一天的恶化，学校里的小布尔乔亚们一脸霜打的蔫样，一下课就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嘀嘀咕咕，传播小道消息，接着三三两两地向学校请假，有说家里有事，有说父母病重，有说上街买点东西，然后就一去不回头。没几天就跑了快一半了，他担心王尚明一时糊涂干出傻事来。
他飞快地朝宿舍跑去，远远地听到宿舍的门被阵阵秋风狠狠地摔打着，撞在门框上，在黑暗中发出孤寂的声响。屋里一个打好的背包扔在炕上，却不见王尚明的人影。他拎起炕上的背包在宿舍的四周找了一遍，还到厕所看了看，都没找到。突然，他想起王尚明会不会到教室拿书去。他赶忙跑到教室，推开门，屋里黑乎乎的没有一个人，他不甘心地喊了两声。就在他走出屋随手关门的时候，不经意间的一回头，一束月光投照在讲台的中央，把地上散乱的教具照得清晰可辨。他还记得那个讲台原本是四根木棍支着一块灰不唧唧木板的破桌子，是老师找来一块灰军布，顺着桌腿围了一圈，使那桌子庄重了不少，有个讲台的模样了。那些圆规、三角尺、直尺一干教具上完课就放在布围子里。今天他值日，是他把那些教具放到布围子里面的，这会儿怎么被弄到外面来了?他走到讲台旁，蹊跷地打量 着散乱的教具。突然，他发现讲台的布围子，像一个发烧的病人瑟瑟发抖，他立刻明白了。“砰”地一声，他一拳狠狠砸在讲台上，大声地喊道，滚出来，你给我滚出来!
好一会儿，王尚明才从讲台的布围子里哆哆嗦嗦爬出来。吴烨一把揪住他的胸襟说，你想投敌叛变?
王尚明吓得声音都变了，一副哭腔，冤枉，冤枉，我没想叛变，没有，我发誓。我就是害怕，我，我想回家。
吴烨一听他没打算投敌叛变，语气就缓和下来，他说，想当逃兵，你以为逃回家就没事了?敌人回来了，知道你参加过解放军，能饶过你吗?见王尚明低着头不说话，吴烨就把手上拎着的背包扔给他，顺势推了他一把，说，赶快集合去吧。王尚明怯怯地瞟了吴烨一眼，抽噎着说，我不敢。吴烨一愣，马上又明白了，他说，你只要今后不再动摇，今天的事我对谁也不说，我保证。
王尚明一听竟像个孩子似的“呜呜”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我发誓，我再也不动摇了。
卫校随着撤退的队伍开始了急行军，不少同学还是头一次走得这么急，汗水浸湿了衣服的领子，晨风把汗吹干，在衣领上留下一道道白白的汗碱，但不一会儿干了的汗迹上又出现了汗水。当卫校的学员全都登上了馒头山，已经累得两腿拉不开栓，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学校只得命令原地休息十分钟。这时天已经大亮了，吴烨倚着一棵老松树休息了一会儿就站起身来，呆呆地眺望刚刚撤离的城市，整座城市就像个困倦的孩子，裹着笼罩在空中的薄雾般的轻纱酣然大睡，全不知大难lI缶头。晨曦中卫校的钟楼还高高地矗立在那里，可它已不再属于他们了，或许今天下午就成了敌人的兵营。形势变化得真快，去年的秋天他跟随山东军区的同志们奔赴东北接受日伪军的投降，他们的学校也就是在那时建立起来的。当时学校里除了他们四十几个从部队抽调来的学员外，其余的全是当地的青年学生。那时的校园里充满了笑声歌声，同学们大声地谈论着理想，谈论着未来，白大褂，无影灯下，人道主义……可这些美好的愿望几乎就在一夜间化为泡影。
突然，吴烨听到身后传来抽噎声，他回头一看韦颖站在身后，含着眼泪，一脸绝望地轻声问他，完了，我们是不是完了?吴烨不高兴地皱了一下眉头，想狠狠说她几句，可一看她眼泪汪汪的，尤其是她那哀怜求助的眼神，心又软了下来。他想一个资本家的阔小姐能脱离家庭参加革命已经不易了，她是插班生，入学还不到半年，对她的觉悟不能要求得太高。他转过身对大家说，打仗难免有进有退，抗日那会儿，有一次反扫荡，我们让鬼子追着一口气跑了一百二十里地，我两条腿都跑直了，要不是两个战士架着我，我早就掉队了。等冲出包围圈，我的两只鞋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了，两脚血糊糊的，可是小鬼子到底还是让咱们打败了。说着他用眼睛瞥了韦颖一眼，想用坚定的眼神鼓励她，不想韦颖一阵慌乱，眼睛里全是茫然、失望的神情，逃避似的赶忙低下了头。像流行感冒一样，吴烨的心也一阵乱跳，把原来已经想好还要说的话全忘了。
形势越来越严峻，卫校跟着分部机关向北撤退三天了，敌人却越追越近，他们已依稀听得到敌人的炮声。那几天晚上每在老乡家里住宿一次，早晨集合出发时准又少了几个人，他们肯定是在夜里偷偷逃走的。眼看着班里的同学越来越少，吴烨心里特别着急，在第二天行军的路上，他秘密地召开了党小组会。父亲告诉我，当时的党组织是保密的，即使在革命队伍里也不公开活动。会上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每个党员都看住一个有动摇倾向的同学。决不能让他们当逃兵。党员不够就动员立场坚定的同学参加。
那天晚上队伍路过一个县城，在一个叫张家堡子的村庄里住下。吴烨帮助协理员把班里的同学们分散到老乡家住下，为了防备敌人突然包围村子，他把抗日时期反扫荡的经验教给了大家，他让每个同学都认真地了解一遍房东家的情况，还认了房东的大叔大婶作了爹妈。当把同学们都安顿以后，吴烨把王尚明悄悄地叫到屋外，一脸严肃地说，今天我们开了个党员会，认为你表现得坚定，现在党组织交给你一项重要的任务。
党员会?我怎么不知道。我还不是党员吗?王尚明瞪着一双惊讶的眼睛不解地问。
现在还不是，你只要努力今后可以是。吴烨鼓励着王尚明，接着又说，我们班有几个同学是这个县的人，家离我们的驻地不远，为防止意外，组织上派你盯住一个，不许他离开驻地。你明白吗?
王尚明先是一愣，马上又认真地点了点头，他为这任务的重要而有些紧张，为得到党的信任而感到激动，脸上洋溢着自豪又崇高的庄重。突然，他像想起什么问道，如果他要跑怎么办?
死活也要把他劝住。吴烨毫不犹豫地说。
他就是不听怎么办?
吴烨一下被问住了。他真没仔细地想过这个问题。迟疑了一会儿，他猛地一挥手，毅然决然地说，要是那样，你就把他打伤，让他跑不了。
这……行吗?王尚明胆怯了。
见王尚明有些害怕，他开导地说，把他打伤了，我们还可以背着他撤退。如果他当了逃兵让敌人抓去，不是叛变就是死。
王尚明信服地说，行!我听你的。
吴烨见一切都安排妥当，就独自往自己的住处走去，可是不知怎的，他竟鬼使神差走到韦颖住的地方。油灯的光亮把韦颖身影剪纸般地投照在窗户纸上，就像皮影戏里的影人。他不禁又想起撤退的当天早上，她望着自己的那种哀怜求助的眼神，不知为什么，他既眷恋又害怕她的目光，那目光常常带给他朦胧却美好的想象，那目光也常常搅得他的心一阵一阵地乱跳。
记得第一次见到韦颖是在校长的办公室。她见了他，一脸矜持地点了点头，然后眼睛望着别处。很随意地说了句，我叫韦颖。吴烨不在意地笑了笑，当他礼貌地说出自己的名字时，她好奇地望着他问，你是哪个ve啊?
他说，一个“火”字旁，加一个中华的“华”。
烨――光辉灿烂的火光。这名字挺好。说完她非常得意地笑了，不知是为了名字好，还是为了她能欣赏这好名字。
校长说，吴烨出身书香门第，是我们队伍里多才多艺的大秀才，鬼子占领了他的家乡，他就参加了革命，是经过考验的老战士了。
韦颖听了一愣，用惊讶的目光重新审视起吴烨，一身灰了巴叽的衣服，一双农村纳底布鞋，土得直掉渣，不是乡下扛活的，至多也就是她们家雇的伙计。她怎么也不能把眼前这个不比自己大几岁的人和少爷、秀才、老战士这些相互对立的概念联系在一起。顷刻，她眼睛里没有了高傲和矜持，一丝自卑的眼神稍纵即逝，她有些懊悔地低下头。可只一瞬间，她又把头抬了起来，一双哀怜求助的眼神里透着纯洁和真挚，有些胆怯地红着脸说，我刚来，什么都不懂，你多帮助我。
吴烨一阵慌乱，脸“腾”地一热，就像喝了酒胀乎乎，烧乎乎的，他不知所措地急忙点了点头，又赶紧摇了摇头。在同学里，韦颖对吴烨比别的同学更多了几分尊重。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又拉近了俩人的关系。那天下午，吴烨下课回宿舍，远远地他看到站在女生宿舍拐角的张排副嘻嘻哈哈地和韦颖说着什么，还没走到跟前就闻见张排副身上浓烈的酒 味，走近一看韦颖臊得满脸通红，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张排副甜腻腻的声音，让人听了直起鸡皮疙瘩，边说边要拉韦颖的手，吓得她像个小鸡似的缩成了一团。见到吴烨走过来，她赶紧躲在吴烨的身后，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她双手紧紧抱住他的胳膊。吴烨立刻明白怎么回事了，他一把揪住张排副，张排副借着酒劲抬手一拳打在吴烨的脸上，血当即就从嘴角流了出来。吴烨一个背摔把张排副按在地上，说要拉他去见校长。张排副的酒这才被吓醒，他挣开吴烨，从地上爬起来，灰溜溜地走了。张排副已经走得没影了，可韦颖眼睛仍然呆呆望着吴烨。好一会儿，她才像意识到什么，赶忙从口袋里拿出手绢递给他。当俩人四目相对时，韦颖的脸红了，吴烨的脸也红了。从那以后，吴烨在班里总感到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他，不经意地一转头，韦颖的目光就和他绞缠在一起，他的心总会一阵慌乱。
借着夜空炮弹划过的光亮，吴烨进了屋，看了看韦颖，又叮嘱了她要注意的事。当他离开的时侯，韦颖从口袋里掏一块用手绢包着的干粮，硬塞到他手里，还把一支自来水金笔送给他。他想推辞，韦颖的眼泪流了下来。他急忙说，别哭，别哭，我收下，我收下。他觉得应该说点什么，可他不知该说啥。隐约的他感到韦颖的情绪有些异常，可又没有发现什么，站了一会儿他走了。
半夜，一阵剧烈的枪炮声把吴烨从睡梦中惊醒，他赶紧朝指定的集合地点跑去。没跑多远他想起了韦颖，又转身往她住的地方跑。半路上碰到了王尚明和那个被他盯着的同学，王尚明会意地向他点了点头。他们跑到了韦颖的住处，只见院门大敞四开，屋里韦颖那根本没打开的背包还扔在炕上，却不见她的人影。几个人跑出屋朝四下大声喊着她的名字，他们的喊声被夜晚的漆黑和越来越激烈的枪炮声吞噬。
喊声惊动了房东的大婶，她从屋里出来对他们说，刚才俺们在屋里听见有人来找你们的小同志，小同志跟来的人叫表哥。俩人站在院子说了好一阵，我还听到那闺女哭了。后来俩人朝院子外走了，俺们还以为他俩到队伍上去了。
吴烨他们几个互相望了望。她逃了?吴烨的话一出口，自己吓了一跳，其他几个人也一愣。突然，王尚明指着通向村外的大街说，他们在那。吴烨朝村口望去，一男一女刚跑出村子，正往村边的小树丛里跑。他毫不迟疑的举起了卡宾枪，瞄向了俩人。
月亮正迎着两个逃跑的人悬垂在天际，一轮明亮的满月闪着熠熠的银辉，照得大地一片光亮，反而衬得俩人的背影更黑更暗。卡宾枪瞄准了女人的腿。可枪并没有响。枪口又对准了女人的后背，却颤巍巍地又犹豫了。当卡宾枪的准星最后定在女人的头上时，吴烨的心一颤，端着枪的两只手不禁颤抖起来。他一咬牙，用力扣动扳机，随着一串脆响，夜晚的天空划出一道美丽的弧光。
张排副集合经过这里，当他看见吴烨端着枪，明白是怎么回事时，枪已经响了。他看见随着枪声，两个人倒了下去。张排副像疯了一样，冲过来一拳把吴烨打倒在地上，用劈裂的嗓子骂着，操你个奶奶的，你他妈的心都让狗吃了。吴烨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用衣袖擦了擦嘴角的血，没有理会张排副，傻子似的呆呆望着前方。他猛地扬起脖子，冲着夜空，扯心裂肺地喊道，混蛋，――
我曾在参加完校庆回来的列车上，向父亲问起过韦颖。父亲当时一愣，竟像姑娘似的腼腆地笑了笑。半天没说话，一脸的沉思，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之后，就像我不是在问他似的，扭过脸呆呆地望着车窗外，好半天才说，她完了。做人是有底线的，那底线决不能突破。就像人站在悬崖边，只要向后退一步，哪怕是一小步，人就整个毁灭了。
我问父亲，你后来没有再想起她?
父亲望着我，过了一会儿说，起初还想过她，但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要死要活的。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对她我是又生气又可怜，就像你小时候调皮，把胳膊摔断了，我生气还心疼一样。但不知为啥，我不恨她，有一阵我还恨自己为什么就恨不起她来。战争年代里生死离别的事多了，没多久我就差不多把她忘了。要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我或许都不记得这世界上还曾有过她这么个人。
不久，在撤退的途中卫校解散了，学员们被充实到战斗部队里当卫生员。后来部队和国民党打了一仗，那是一场恶战，整整打了两天两夜。那天，师卫生队队长把吴烨找来，一脸严肃地说，刚接到紧急命令，让我们马上把重伤员撤到后方的分部医院，你带着医护人员用专列把伤员运走。让张排副带两个班随车护送，归你指挥。三百四十一个伤员就全交给你了，务必安全送到。
院长的表情和突如其来的紧急命令，让吴烨的心陡然一紧。尽管他不知道战场上发生了什么，但他意识到势态的严峻。一个小时后，吴烨带着专列出发了。
列车第一天行驶得很顺利，到了指定的车站，专列一停靠站台，就有铁路工人进行例行检查，该加水的加水，该上煤的上煤。临时改装的专列没有餐车，车上人的吃喝，全是从车站送上来。早中晚吃饭的时候，当地妇女还上车帮助护理人员给伤员们喂水喂饭，端屎倒尿。可是第二天早晨情况就变了。列车到了指定的车站没人加水上煤，也没人给车上送吃喝，吴烨正要下车问问情况，车站调度室就急急慌慌地下达了开车的指令。
中午专列停靠在预先安排的车站，可半天也没见到一个人。这时天上飞来一架敌机，冲着专列投下几颗炸弹就匆匆地飞走了。吴烨赶忙领着王尚明找到了车站调度室，屋里一片狼籍，纸片扔了满地，屋里的柜子、抽屉被翻得乱七八糟，吴烨的心一下揪了起来。这时负责护送的张排副领着几个战士也跑了过来。
王尚明神情紧张地说，敌人已经占领这里，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
张排副鼻子“哼”了一声，用眼角剜了王尚明一眼说，别他妈的扯蛋，打过仗吗?哪有飞机打自己的列车，往自己阵地扔炸弹的。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就像教训个新兵蛋子。
吴烨皱了下眉头，对张排副他有说不出的反感，又瘦又矮的身子顶着一张丝瓜脸，一脸的络腮胡子把本不宽的脸挤得更窄了。更难看的是脸上的那道刀疤，从脑门正中一直划到右耳朵根，有人说那是小鬼子砍的，也有人说是当胡子时，为争一个女人和别人动刀子留下的。改编后他仍改不了一身的匪气，因违反纪律几次被降职。讨厌归讨厌，但吴烨还是觉得张排副说得有几分道理。他不耐烦地说，别吵了。你们说现在是进还是退?这一问把张排副问住了。屋里的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不吭声。
突然，敌机又飞来了，俯冲着朝专列来回扫射，临飞走时又扔下几颗炸弹。扫射没让专列受什么大损失，只是几颗炸弹把列车尾端的铁路炸坏了好几十米。看着炸毁的铁路吴烨下了决心，退是退不回去了，原地不动肯定是死，向前冲或许还有生的希望。他果断地对司机说。向前，全速前进。他对全体人员说，各就各位，做好战斗准备。
列车大吼一声，向前奔驰而去。沿途他们看到了不少逃难的老百姓。下午两点多钟，列车拐出一个山坳，一条公路与铁路并行着，眼前顿时一片开阔。突然，飞速前进的列车发出了刺耳的刹车声，庞 大的身躯猛地抖动了几下，戛然停了下来。司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对吴烨说，不好了，前面的大桥被炸断了。吴烨一听急了，赶忙朝车头跑去。二百来米宽的灵漳河横亘在眼前，前几天的一场寒流在河边上挂了一层薄薄的冰渣，河上的铁路大桥已被炸成了三截。他顿时傻了眼。空中又传来了敌机的响声，他赶忙对司机说，把车向后退，别当敌机的靶子。司机刚一上机车，敌机就俯冲下来，冲着车头一通狂轰乱炸，车头被打中了，它像一个受了重伤的战士，发出了几声沉闷而悲壮的长鸣，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顽强地挣扎着转动了两下车轮，然后就卧在轨道上再也不动了。
吴烨立刻派人找当地的老乡了解情况。很快派出去的同志回来告诉他，今天早晨乡政府和村干部刚转移到河对岸。他马上意识到，这里还没被敌人占领，但是情况很危急，必须赶快撤离这个地方。他命令王尚明立即过河去，联系当地人民政府，请求他们支援。同时他命令张排副派一个班的战士到一里多外的西边山头担任警戒，他发现那山头是这一片的制高点，是扼守铁路和公路的有利地形。
一个小时过去了，派过河去的王尚明仍没有回来，河对岸也不见一个人影。急得吴烨在河边上来回的走着，不时地望着河对岸。
父亲告诉我，战争年代里，成天在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不知道啥叫怕，可那次他真的害怕了。三百四十一个生命全掌握在他的手里，敌人马上就要来了，可伤员们走不能走，动不能动。
身后一阵剧烈的爆炸声让他吃了一惊，扭身一看，西边的山头打响了，他赶忙向回跑。远远的他就听到那个刚从西边的山头回来的战士大声地对张排副说，敌人的先头部队上来了。
有多少人?张排副着急的问。
二百来人。敌人的大部队离我们还有二十多里地，正朝这开来。
战士们一听慌了，围着张排副问，怎么办?
张排副沉思了一下，朝列车瞄了眼，把手一挥，撤!战士们略一犹豫，跟着张排副向路基下跑去。
站住!站住!吴烨大声地喊道，有人扭头看了他一眼，就像没听见似的。情急之下，他拔出腰间的驳壳枪朝空中连放了几枪。奔跑的人们猛地停住了脚步，吴烨趁机冲了上去，一把揪住张排副的衣领，用枪顶住他的后脑勺说，你敢临阵逃跑。
老子不想在这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的等死，不想让弟兄们让国民党包了饺子。
列车上的三百多个伤员怎么办?
张排副不耐烦地一挥手说，老子管不了那么多，少死一个是一个，总比全死了强。吴烨被噎一愣。张排副乘机一个转身，右手向后一伸，抓住倒背着的卡宾枪的枪管往胸前一拧，眨眼的工夫，枪就握在他的手上。哗啦一声，枪栓拉开了，又推了上去。随着枪栓发出冰凉、坚硬的金属撞击声，两把子弹上了镗的枪口都顶住了对方。
西边山头刚刚停下来的枪声，又猛烈地响了起来。
你敢逃跑，我就毙了你。吴烨眼睛喷着凶狠的火焰，可握着枪的手却湿漉漉的全是冷汗。
张排副歪着头瞥了吴烨一眼，把顶在脑门上的枪口轻轻用手一拨说，你敢开枪打女人，还敢打老子?借你个胆吧。他漫不经心地转过身，冲着战士们一挥手说，走。
突然，一声枪响，吴烨感到脑瓜“嘭”地一炸，耳边响起刺耳的嚣叫。当他看见张排副应声倒下时，自己手里那支枪管还冒着烟的枪无力地滑落到地上，他两腿一软，一屁股坐了下去，像傻子一样地呆住了。张排副破口大骂，挣扎着要拿枪和吴烨拼命，几个战士赶忙连摁再劝地把他拉住。直到鲜血从张排副单薄的裤腿渗了出来，吴烨才清醒过来，他一下扑到张排副跟前，一把撕开他的裤腿赶紧给他包扎。包扎完伤口，他像个做了违心的事又找引子为自己开脱的人，嘟嘟囔囔地说了句，还好，只蹭下块皮。
父亲说，就从那声枪响之后，他耳朵就背了。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父亲不到六十岁就两个耳朵都带上了助听器。
这时王尚明回来了，还带着两位当地干部。当地干部说，他们已经组织好了一百多人的担架队，个把小时就能把伤员转移过河去，河对岸已经准备好了一列火车。吴烨让王尚明组织伤员撤退，自己带着战士和卫生员到西边山头去阻击敌人。从张排副身边走过时，他一把抓住了吴烨的裤腿说，把老子带上，老子不怕死，老子就是不想白送死。打仗你还嫩点。吴烨心一颤，对两个战士说，找副担架，把他抬上。
敌人已经发现了停在河边的列车，对山头的攻击更加猛烈了。密集的子弹飓风般的向吴烨他们卷来，周围的空气顿时变得炽热，烤得人脸灼疼，作为掩体的土堆被掀起一股股尘浪，石头顷刻间就被打成齑粉。这时王尚明跑来对吴烨说，抬担架的老乡看这边打得这么激烈，心里也没了底，说什么也不敢再过河了。列车上还有八十多个伤员没有撤过河去。
张排副对吴烨说，你回去对他们说，有老子在，就是一只鸟也别想从这飞过去。吴烨说，不行，阵地上更需要人。王尚明你回去把这里的情况跟老乡们说清楚。张排副很不屑地说，扯他妈的什么蛋，他说要是管用，就不来找你了。见吴烨犹豫不决的样子，他不耐烦了，他说，老子改编后当过解放军的副营长，你没老子官大。现在老子命令你滚，快滚，不然老子就开枪了。
河对岸的干部和老乡见吴烨他俩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心里顿时塌实下来，很快就过河把剩下的伤员撤到了河对岸。就在他们准备把最后几个伤员抬上列车的时候，河对岸的西边山头传来了一阵剧烈的爆炸，随后就寂静无声了。不一会儿，山坳里冲出了敌人的马队，扬起一片黄尘。只眨眼的工夫，敌人的马队就过了河，朝列车扑来，子弹不断地打在列车上，已经能看清敌人的面目了。吴烨立刻命令司机开动列车，自己带着两个人飞快地赶到了尾车。临时加挂的尾车上用沙袋做了掩体，架设了机枪。吴烨一声喊打，跑在前面的一排敌人一头栽到马下。他们边打边撤，二十多分钟后终于把敌人甩掉了。第二天在天刚亮的时分，列车终于安全抵达目的地。
正像老人家当年在西柏坡那个农家小院里信心十足说的那样：现在看来，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才一年的时间，形势就有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解放军由原来的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只用了五十二天就结束辽沈战役，东北解放了。
一次，已经入关南下的吴烨到东北出差，顺道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灵漳河，另一个就是原来的卫校。到了灵漳河他特意去了趟乡政府，打听那次阻击战战士们的下落。一问他才知道参加战斗的三十多个人全部牺牲了。他找到掩埋战士尸体的老乡，问看没看到一个脸上有道长长刀疤的人。老乡不假思索地说，那是条汉子。右腿炸没了，满嘴是血，还叼着块东西。我们费了老大的劲才把嘴里的东西掏出来，一看是只耳朵。那天吴烨找人用木板给张排副立了块碑，默默地在他坟前坐了许久。后来部队报社的记者不知怎么知道了吴烨护送伤员的事，来采访他，他没讲自己，却跟记者说起了张排副。不过开枪打伤张排副那段他没有讲，他不愿把英雄身上弄得汤汤水水的。记者回去后写了一篇《迟到的报告》的通讯，在部队里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文革期间这竞成了一件他说不清楚的事。
解放后他转业到地方，在一家军工厂担任党委书记。文革刚一开始，来了两个人找到他外调，说张排副是叛徒，逃跑时被他开枪击毙的。他气得直拍桌子，大声地吼到，放屁。他是英雄，是烈士。没过多久他也让造反派揪出来了，其中的一大罪名是“特嫌”，说他开枪杀害了张排副。他知道他不把事情的原委说出来，他就不能洗刷泼在身上的脏水，可是在那个环境下，他什么都不能说，他要是说了，对不起死去的烈士，对不起烈士的家人。当年他没跟部队报社的记者说，现在就更不能说了。但他也清楚要是不说点什么，这一关是过不了的。斟酌再三，他对造反派说，他的枪是打了张排副，但那是枪走火，并且只受点伤，烈士是在同敌人的搏斗中牺牲的，牺牲得很壮烈。造反派根本不相信，还是把他关了起来。那些年不管怎么斗他打他，说他什么不对他都认帐，惟独有两点他不承认：说张排副是叛徒，他不承认。说他是杀害张排副的凶手，他不承认。
后来落实政策，许多老干部都重新安排了工作，他却还被关着。最后人是放了出来，可问题得不到落实，迟迟不给安排工作。在他的档案里，对他的历史问题有这么一个结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他被吊起来了，整天呆在家里无所事事。本来就不爱说话的他，变得更沉闷了，常常躺在屋里的躺椅上，盖着条毛毯，一呆就是半天。好几年后，还是找到刚刚出来工作的王尚明，这才把他的问题搞清楚。
我至今还记得当年母亲刚一听完父亲历史问题的结论和重新安排工作的消息就号啕大哭，父亲却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推门独自走了。那天晚上父亲很晚才回家，他一进屋我就闻到一股浓重的酒味。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吴烨到卫校的时候，正赶上学校的课间操。他在学生队伍里看到好几个当年的同学，现在又被抽调来上学。同学们也认出他来，下了课间操同学们就围了过来，望着他问这问那。他也打听起其他同学的情况。一个同学突然说，我前些日子见到了韦颖，简直就像变了个人。另一个同学说，我也见过她，就住在槐杨胡同最漂亮的院子里，还有佣人伺候着。吴烨的心一颤，他突然意识到在懵懂的意念中还有一份对她的牵挂，他的心里还为她留有一个空间。一当明白这些时，他感到脸上烧乎乎的，浑身燥热，眼神也怯怯地慌乱起来。上课的铃声响了，同学们匆匆跟他告别，说好过两天找他去玩。
后来我问起父亲，就他的枪法为什么没打着韦颖?一向威严的父亲竞像个淘气的孩子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其实我知道她根本就没有死，当时我就没想用枪打她们俩，我就是恨，失望。
离开学校后，吴烨的情绪陡然低落下来，心里就像红葡萄酒的瓶口硬塞进软木塞似的，一阵阵地堵得慌。按说知道了韦颖的消息他应该高兴，可在初始的激动退却后，他更感到的是不知所措，应该怎样面对韦颖呢?他还能跟她说什么呢?他茫然地在大街上走着，脚步一会儿急促，一会儿踌躇。最后他还是敲开了韦颖的院门，一个女佣把他领到客厅坐下。客气地给他倒了一杯茶。不一会儿就听见客厅的走廊里传来一个女人娇嘀嘀的声音，呦!是哪位先生这么早就来拜访本姑娘呀?随着声音走进一个穿着丝缎旗袍的女人，烫着一头大波浪的卷发，脸上搽着胭脂，嘴上涂着口红。进了客厅她把叼在嘴角的香烟拿了出来，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的指尖夹住，翻翘着端在胸前。见到一身灰军装的吴烨她先是一愣，继而惊讶地张大了嘴巴，香烟从她的指尖滑落到地上，她惊恐地尖叫了一声，转身跑走了。
吴烨不知自己是怎么从韦颖那走出来的，回到招待所浑身发冷，每个骨头节都朝外透着凉气，他裹着棉被躺下，迷糊糊地做着一个又一个的噩梦，午饭、晚饭都没吃。第二天的早晨他刚被一个噩梦惊醒，就听到屋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一个同学进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昨天，韦颖投井自杀了。他的脑瓜“嗡”的一声，一屁股坐在床上。原打算还要住几天，可他当天中午就去火车站买了车票，离开了这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父亲对我说，这辈子总有一个梦缠着我：悬崖边一只求助的手伸向我，就在我要抓住那只手的时候，那只手犹豫了一下，只一眨眼的工夫，那只手没了。接着就是“啪，啪”的两声枪响。我总是在枪晌之后就惊醒了。
列车在站台上人们热情的期盼中缓缓地停住。校庆活动搞得特别好，那庆祝活动的热烈，对老校友的崇敬和关怀，老同学相聚的兴奋和激动，那场面那情景你就尽情的想吧，怎么想象都不过份。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王尚明叔叔也来了。他的身体一直不怎么好，从省军区副政委的位置上退下来后，原想是要好好休息休息，颐养天年，可没几年却得了脑血栓，下肢不能行走，口齿也不那么清楚。他知道这次老同学都来相聚，尤其是父亲也要来，他硬是让闺女陪着驱车好几百公里的赶来。他一见到父亲立刻泪流满面，坐在轮椅上，艰难的举起不灵活的右手，认真地给父亲敬了个军礼。屋里的叔叔、阿姨都流泪了。我见父亲蹲下来，紧紧抓住他的手，泪从父亲的眼里淌了出来。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父亲哭，当年奶奶去世的时候，我也没见他掉过一滴泪。我们兄妹私底下都说父亲的心一定特别硬。
校庆回来后，父亲就病到了。他发着高烧，昏睡了三天，一会儿像是叫着什么人的名字，一会儿嘴里又嘟嘟囔囔说着谁也听不清的胡话，把我们全家人都吓坏了。
那天清晨，父亲从昏睡中苏醒过来，他睁开眼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竟是：我眼前红红的一片，但不都是血。我的心咯噔地跳了一下，我知道父亲的眼睛没毛病，那是他的错觉，可我不知道那红红的除了是血，还会是别的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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