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得到通知，两天后赴巴西和阿根廷。南半球那一块倒三角的陆地终于一下子临近了。 这一趟行程耽误了许多事情，例如西藏之行，例如访波兰。七月份以来，每个星期开始的时候，我总是被告诫不要外出，等待出发；然后在每个周末听到例行的安慰：希望就在下一周。迟迟未能成行的原因有许多：开始时听说巴西大使馆忙于看世界杯足球赛，无暇签署文件；后来又听说某个关键的官员休假。一切都过去之后，传来的消息是，邀请函上有个小问题。待到这个问题解决，阿根廷的邀请已经过期。重新补上阿根廷的手续，巴西的邀请又只剩了几天。我对整个计划感到绝望的时候，不知道哪一句“芝麻开门”的咒语突然灵验了起来。于是，一个筹划得如此漫长的旅行如同仓皇出逃般地开始了。
北京飞往法兰克福乘坐的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五个同行的伙伴被分散到机舱的各处。十个小时左右的航程，我身边坐一个丰满的德国姑娘。她用飞机上的蓝毛毯将脑袋和身体一起裹起来，下巴支在前座的椅背上，一言不发地看大屏幕电视播放的喜剧片。除了打瞌睡，我就着座位上的小灯阅读一份有趣的旧报纸。我们彼此都没有搭讪的愿望。
抵达法兰克福，我们在机场的免税店里兜了几个小时。比较了照相机、手机之类小电器与国内市场的差价之后，我们又爬上了巴西航空公司的一架大飞机。透过舷窗可以在夜色中看到，长长的机翼末端向上折起来。一个伙伴说这是法国的“空中客车”，后来又改口说是美国的“麦道”。这架飞机很空，每人可以占好几个座位。飞机退出机位滑向跑道之前突然停了下来，一停就是四个小时。我在座位上很快睡着了，根本不关心广播里的葡萄牙语说了些什么。一个坐在前舱的伙伴后来告诉我，迟迟不能起飞的原因是机械故障。一批人在机翼下面折腾了半天无法排除，又换了一批人才算解决问题。我心里开始犯嘀咕。不久前巴西的两架飞机在机场上空相撞――据说是调度的错误。电视屏幕上播放过两架飞机的残骸。
法兰克福飞往巴西的圣保罗大约十二个小时。机舱的舷窗拉上之后，我似睡非睡地呆在一个黑暗的机器中，机器浮游在黑暗的万米高空。后排座位上有个巴西老头平均三分钟狠狠地擤一次鼻涕，然后嘟嘟噜噜地和他的夫人说些什么。我的支离破碎的梦境充满了裂帛一般的擤鼻涕声音。另一个胖子横躺在三张座椅上，肚子和大腿都用保险带勒住。大约是梦魇，他突然停止了打鼾嗬嗬地大叫起来。四周的几盏小灯都亮了起来，他又呼呼地睡着了。迷糊了一阵，我突然发现后舱一扇没有关严的窗口射入一络红光。打开舷窗的隔板，我看到了南半球的破晓。飞机左下方的云层裂开了青色的一个小口子，小口子里炉火般的红光愈来愈强劲。
回到座位上，不知不觉地又睡着了。迷糊地觉得耳朵一阵阵胀痛，睁开眼睛发现飞机正在下降。十来分钟之后，飞机平稳地滑行在圣保罗机场的跑道上，机舱里响起一阵掌声――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个仪式。懵懵懂懂地跟随众人解开保险带打开行李架，忽然听到机舱里一个人用汉语询问同伴，刚刚那个金头发的小伙子像不像巴西的一个国足?这时我才真正清醒过来：巴西到了。
2006年10月27日
在圣保罗机场办完了出关手续，托运的行李已经堆在传送带旁边。我们立即转机飞往北部城市玛瑙斯。当然，是冲着那一条全世界最大的河――亚马逊河。
距离玛瑙斯还有一个小时的航程，地面上已经郁郁葱葱的一片。据说这即是热带雨林。亚马逊河周围发达的水系网状分布。从空中往下看，地面众多蜿蜒的河流如同一群盘旋的蛇。飞机越过浊黄的亚马逊河面，向上折起的机翼仿佛掠着热带雨林的树梢降落在跑道上。
玛瑙斯是一个松松垮垮的城市，地广人稀。不少房子就是用石棉瓦简单地搭盖起来，水泥墙上粗粗拉拉地涂一层嫩黄或者鲜蓝的油漆，偶尔会看到一条长长的裂缝。这里的气温远比预计的高。我不得不换上唯一的一件短袖T恤。酒店的房间里竟然有中央电视台四套和九套节目。熟悉的事件和播音腔调让人恍惚起来――我是不是乘坐了几十个小时的飞机来到了另一块土地上?
塞了一肚子巴西烤肉后，我们看过了化石般纹丝不动的鳄鱼、甲壳上长着厚厚青苔的乌龟和一片镶在镜框里号称世界上最大的一片叶子。酒店大堂有一家卖宝石的小店面。高大丰满的巴西女店员正在热络地做生意。她用计算器显示宝石的价格，唯一能说的汉语即是怪腔怪调的“便宜”、“便宜”。晚上被邀请到当地一家很有历史的剧院看歌剧。一批打扮成印第安人的演员急促地在舞台上奔跑跳跃，我却仰在靠背椅上可耻地睡着了。
玛瑙斯稀稀落落地摊在亚马逊河边。亚马逊河发源于秘鲁山区，浩浩荡荡的数千里奔波，千回百转，丝毫没有衰竭的迹象。当地人的带领下，我们站在游艇的甲板上看到了一次水的搏斗：一条黑河斜刺里插入亚马逊河，咖啡色的波涛与亚马逊河浊黄的河流相持不下，泾渭分明。两条河流如同两条蟒蛇纠缠翻滚了十多公里，亚马逊河终于将黑河吞入腹中。
返回的途中，我们顺道看了看岸边的热带雨林。热带雨林大树参天，树枝和藤蔓互相缠绕。阳光只能透过枝叶的缝隙斑斑驳驳地漏下来。拣一根木棍敲打树干，梆梆的响声传得很远。当地人说，只要踏入树林十余米，人们就会在千姿百态的树木之间迷失方向，找不到归途。只有几幢粗陋的吊脚楼建在树林的边缘。几个棕色皮肤的汉子蹲在地上满手油污地修理摩托艇。亚马逊河发大水的季节，热带雨林的下半部都淹在水里。河里的鱼成群结队地游进来，吞食树上丢下的果子。
印第安人的传说一直编织在这条大河的故事之中。途经河边的一座小岛，当地人称之为食人岛。他们说，至今仍有一批手执长矛、涂花了脸的印第安人嗬嗬地叫着，兔子一般地奔蹿在热带雨林深处。那一年四个追捕逃犯的警察不知深浅地上了岛。两个警察被那里的印第安人活活吃掉了，另外两个屁滚尿流地逃回来。谁也没把这些传说当真。这条神话般大河天生就是传奇的源头。
回酒店的路上，一个同行的伙伴特地到小摊上买了一支印第安人的吹箭：一个管子用五颜六色的鸡毛装饰起来。用嘴一吹，管子里扑地射出一只短箭，砰地钉在两三米开外的靶子上。
2006年10月28日
呆在玛瑙斯的最后一个上午，到农贸市场逛了逛。摊子上大米、水果、书以及草帽、拖把等日用品和面具、木刻等工艺品并不便宜。按照收入和价格的比例，这里的生活费用比中国高出不少。一个当地人推荐包在塑料袋里的Ganana粉。这种粉可以冲出清爽可口的饮料，而且还可以增强性功能。一个家伙满脸狡猾地从摊子底下拿出一个穿黑袍的小木头人，装模作样地挥手叫妇女回避。他按了按木头人脑后的一个按钮，一个硕大的阳具蓦地从黑袍下挺出来。阳具用油漆刷得光滑锃亮，头部被漆成大红色。围成一圈的观众先是吃了一惊，尔后哄然笑成一片。
农贸市场的隔壁是一个大鱼市。那里可以看 到亚马逊河的各种鱼类。有的一两米长，有的巴掌大小。鱼贩子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生意。一个年轻人将塑料桶倒过来夹在两腿之间，嘭嘭地拍打出舞曲的节奏，几个围在四周的年轻人情不自禁地摇晃躯体。鱼市的角落里搁一张台球桌，几个人懒洋洋地一会儿一杆。当地人不愿意生活得太紧张。常常可以看到一堆棕色皮肤的汉子聚在路边，见了陌生人就高兴地晃晃大拇指。亚马逊河将这一大片土地泡得松软肥沃，随便插一根木棍就可以发芽。既然三餐不成问题，他们就有理由过得懒懒散散。打起领带神色谦卑地侍奉董事长，这种活没有太多人想干。这里的主食是木薯粉，许多人吃成了大胖子，塞进小轿车就出不来。墙角一个穿连衣裙的大胖女人居高临下地拥抱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干瘦男人，场面令人感动。路边开张了许多简陋的咖啡摊子，零零落落的塑料椅上总有人坐着，啜着香气扑鼻的咖啡。我的目光无意地落到一个头发稀少的小老头身上。他坐在一张小桌旁专心致志地吃一片烤鱼，衬衫上污迹斑斑，裤门的拉链没拉上，可以看得见里面的蓝色内裤。老头仔细地撕下一丝一丝的鱼肉放进嘴里，似乎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打扰不了他。身后的码头尘土飞扬，坑坑洼洼；亚马逊河上迄今还没有建成一座桥。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只要这条大河存在，老头就能够神色安然地吃他的烤鱼。
下午乘飞机二进圣保罗。机场检票慢得出奇。一个英俊的伙伴上前恭维检票小姐的美貌，试图调动她的积极性。检票小姐笑得很开心，可是手头更慢了。飞临圣保罗时天已经黑透。摊在地面的灯光四处伸展，空中看起来犹如一只闪闪发亮的八爪鱼。奇怪的是，飞机降落时却一头扎进了云团，机翼和机身在巨大的气流之中强烈地颤抖。挣脱云层的那一瞬，我突然看到圣保罗的灯光就在机冀底下，如同母鸡翅膀下一群攒动的小鸡。飞机距离地面如此之近，我暗暗有些心惊。
这几日正遇上巴西总统大选。圣保罗机场取行李的时候，投票的统计有了眉目。出身贫穷家庭的上届总统卢拉可能连任――他正在电视上与支持者握手。我一面等着传送带上的箱子，一面看着挂在墙上的电视，心里突然转过一个念头：但愿大选顺利。如果引起什么大的骚动，我们很可能会守着箱子滞留在某一个机场的角落――这时，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个异乡人。
我们仅仅在圣保罗逗留一个晚上，次日早晨乘飞机赴里约热内卢。接站的当地人劝我们不要离开酒店上街。这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不安全。大家在车上谈起了不久前的一次骚乱：毒枭和警察在城里激烈地枪战，双方都有不少死伤。车窗外灯光柔和。昏暗的街道静谧安宁，看不出什么。当然，我们不想冒险。看了一阵巴西的电视节目就早早地睡了。下半夜照例无可挽救地醒了过来，独自躺在陌生的黑暗之中想心事。 第二天上午离开时，我在酒店大堂里取了一叠免费的明信片。打算将自己每日的见闻记录在这些明信片上――寄给自己。
2006年10月29日
里约热内卢的基督山当然有名。但是，谈论里约怎么可能不提到海滨的沙滩呢?我们的汽车拐上海滨大道，一个大浪轰地卷上了发白的沙滩。这是大西洋了。沙滩上的沙子晒得发烫。我把脚伸到海水里浸了浸，凉彻肌肤。许多家五星酒店沿着海滨大道铺开。据说还有一些名头很大的小咖啡馆和酒吧，那里有自由性爱、毒品、嬉皮士、摇滚乐和哲学讨论。
同性恋者用彩旗在沙滩上围出自己的区域。剩下的地方，谁都可以躺下来晒太阳。一身古铜色的男人当然只穿一条泳裤躺在沙滩上，或者坐在躺椅上；女人穿的是比基尼：两块小花布稍稍掩住乳房，一条窄窄的花泳裤仅仅包裹一小部分的屁股。许多女人趴在沙滩上，一眼望去是一片起伏的屁股――一个伙伴悄悄地拍到了这么一张相片。靠近海滨的街道，穿着比基尼的女人们三五成群地走过，丝毫不觉得羞涩。她们朗声大笑，屁股上的肌肉一步一颤，偶尔还要回过头抛一个媚眼。我们和当地人讨论起巴西的美学观念。她指着墙上一幅桑巴舞小姐的宣传画说，巴西人崇尚日光浴晒出来的棕色皮肤。女人的理想身材是丰乳翘臀一屁股要向后撅起，英俊的男人得有胸毛。我们几个面面相觑，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希望。
里约的每一个游人如织的处所都有提着微型冲锋枪的警察巡逻。当地人警告我们，天黑之后不要到沙滩散步。那时警察撤了，不法分子开始出没。不久前一批意大利游客被抢劫，一个企图反抗的游客惨遭枪杀，横尸沙滩。晚上我在酒店的露台上往下看，沙滩上阒无人迹，只有大西洋的涌浪寂寞地来来回回。
汽车经过里约的十字路口遇到红灯。两个晒得如同泥鳅一般的小孩突然跳到汽车跟前，一个站在另一个的肩头玩起了杂耍――两只手轮番抛着三个球。片刻之后，他们收了小球挨个敲着车窗讨零钱。当地人提醒，遇到这些小孩得把照相机攥紧――他们可能一把抢过来就往贫民区跑。那是警察也不敢轻易踏入的地盘。
里约的市区簇拥着几座小山头。一些山头坐落着别墅和高层住宅，这不奇怪。奇怪的是另一些山头：杂乱的破房子一间叠一间地向上垒起来，密密麻麻地挤满整个山坡，远远望去如同一个大蜂窝。这些房子有的刷了石灰，有的仅仅是砖头和着泥巴，还有的干脆就是几片木板搭起来的。这是穷人聚居的地方。四通八达的小径如同迷宫，路面的石块凹凸不平。一群穿背心的汉子表情阴沉地蹲在某一个路口。哇呜哇呜的警车到了这里就主动停了下来，警察探了探头表示没发现什么，然后就一溜烟地开车走了。不久前警察深入搜查一个贫民区，动用了坦克和直升飞机进行掩护。对于外人说来，这里不啻于一片危险的丛林。站在里约街头，转向右面遇到的是酒店、别墅和棕榈树下的沙滩；掉过脸来，左面的山头上就是一大片乱坟般的房子层层叠叠，肆无忌惮地坦陈在市政府大楼的对面。贫富悬殊。欧洲的马克思曾经为无产阶级不懈地呼吁，南美洲的切-格瓦拉捐出了血肉之躯。可是，里约并未变得好一些。
腰包里没有那么多钱，巴西人惯于分期付款。商场里面，许多商品标的是分期付款的价格。无论是服装、计算机还是电视机或者家具，分期付款是将生活一个个零件拆开了买回来。离开里约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最后一个消息是，购买一双鞋子可以分期四次付款结清。
2006年10月30日
里约到伊瓜苏的飞机照例晚点。整个航程始终颠簸不断。临近伊瓜苏的时候下起雨来，舷窗上的雨水被扯成一根根细丝。飞机在雨中剧烈地颤抖着降落，后轮重重地砸在跑道上，忽地弹起两米多高。所有的人都惊出一身冷汗。幸亏勒着保险带。飞机孤伶伶地停在机场中央，我们只好拎着行李冒雨冲入候机楼。
伊瓜苏是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三国交界的一座小城。我们呆在车上看了看小河另一边的巴拉圭：一排低矮错落的小房子夹着一幢高楼。联接两个国家的水泥桥栏杆被漆成了不同的颜色――国家就是符号。伊瓜苏仅有两三条街道，各种热带植物的肥大叶子被小雨淋得湿漉漉的。 陪同的当地人不让我们下车。他说伊瓜苏抢劫不断，游人是劫匪首选的捕猎对象。几日前一个高级官员和他的随从被洗劫一空。两辆疾驰而来的汽车前后夹住他们的车辆，几支枪指着脑门，口袋里所有的东西都乖乖地掏出来。巴西没有死刑，枪支可以轻易地搞到手，许多游手好闲的家伙囊中羞涩的时候就客串一回劫匪。车辆缓缓行驶，我们一面观看街上的店面，一边紧张地观察街头闲荡者的脸色，如同进入敌占区似的一阵阵发毛。伊瓜苏的咖啡很有名，几个伙伴想买一些。陪同的当地人拗不过，带我们潜入一家超市。汽车轰轰地发动着等在门口，我们匆匆忙忙地搜索货架，慌慌张张地交钱，然后拎着塑料袋一头扎进车厢一溜烟地开走了。一个不想买咖啡的伙伴站在超市门口抽烟。一个大肚皮的巴西汉子对他咧嘴一笑，吓得他两腿发软。事后回忆起来，如此惊恐更像是我们打劫了超市。
当晚住在一个高尔夫球场边的几幢小别墅里。这里远离市区，劫匪没有心情跑这么远。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听到附近有人弹奏钢琴，反反复复，犹犹豫豫，总是同一首曲子，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断掉。站在阳台上四处张望，周围只有一片矮矮的林子。声音从哪里来?
上午我们去看伊瓜苏瀑布。一个巨大的瀑布群，气象万千。每个人都掏出照相机，照相照相照相。我当然知道，日后冲洗出来的相片如同一幅假的画面。相片之中不可能有雷鸣般的巨响，不可能有空气中密密的水滴。可是，除了照相，我们还有什么挽留这种景象的办法呢?
离开瀑布的时候又下起雨来。我们在雨中过了海关进入阿根廷。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飞机迟迟不来。我枯坐在机场的一扇大玻璃窗前研究外面的棕榈树、草地和几辆出租车。一只大嘴鸟倏地飞过，随后又有几只敛翅停在树枝上。不知道要等多久。周围的乘客仍然表情安详，机场的角落里一个教授和几个学生嘻嘻哈哈地跳起舞来。这儿的姑娘多半穿低腰牛仔裤。肚脐眼和滚圆的肚皮下面短短的一截拉链，仿佛在诱人伸手往下一拉。一个年纪大的伙伴很不屑地说，这里的女人笨得连裤子都穿不清楚。几个小时之后，最终盼来的是一架小飞机。一个伙伴掏出座位上的说明书看了看叹口气：又是“麦道”。这种老机型多年前就退出了中国的天空，“麦道”公司已被兼并。我不想说什么，听天由命。飞机吃力地升空爬出了云层，最后一抹夕阳透过舷窗射在前排乘客的金黄头发上。长天如洗，我的忐忑不安一下子消失了。
2006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
罗马式建筑、街头雕塑、公园的大草坪、掩映在绿树背后的别墅以及大玻璃隔出的花房，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确具有欧洲风格。据说，那几条青石路面铺的石料的确是从欧洲运回来的。清晨的阳光穿过楼房的间隙将马路分割成一个个方块。人行道拎着提包的人们行色匆匆地上班――巴西见不到这种景象。一个十字路口上方悬挂了一个巨幅广告：一个赤裸的女人坐在一个赤裸的男人大腿上。我们几个人研究了许久，共同的结论是――估计是卖内裤的广告。内裤是这个广告画面之中的唯一商品。许多公共汽车站的旁边都竖着另一幅广告：一只优美的巴掌托着一个优美的乳房。一个伙伴正要赞叹阿根廷的性开放气氛，仔细一看――推销乳腺癌药品。
我总觉得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点拒人千里的冷淡――人们的眼神冷冷的，笑容冷冷的，甚至会议室里的商务谈判也是冷冷的。白种人的骄傲。我看上了一家小商店墙上的一个风格奇异的面具。比比划划地谈了半天，那个穿牛仔裤的女店员居然连零头都不肯减免，气得我转身就走。
他们大约只有在谈到马拉多纳的时候才会露出真正的笑容。这个健壮的卷发汉子盘着球穿过整个足球场，背后跟着全民族海啸般的呐喊。这个家伙肯定比总统更有名。听说马拉多纳因为吸毒已经把财产倒腾得差不多了。但是，他仍然是偶像。一个立交桥的桥墩上画着好几幅马拉多纳的肖像。途经几幢楼房之间的一块小草坪，许多人都说，马拉多纳还是个野小子的时候就在这里踢球。
阿根廷人乐于夸耀的另一个项目是探戈舞。盛妆登场，高高支起的手臂，有力的甩头，大步迈进，急促的转身――让我有些意外的是，这种风格夸张的舞蹈是由码头工人创造的。当年码头的那一条小街和刷得五颜六色的铁皮屋至今犹存。那些闲下来的码头工人一群一群地聚在路边跳舞取乐。现在这个码头已经废弃。旁边是个死的港湾。港湾里挤满了几十条报废的舰艇，如同一个大坟场里重叠堆积的尸骸。许多老迈的舰艇喘着粗气开进来，一头扎在河滩上，慢慢地睡着了。天长日久，它们日复一日地锈了，朽了。站在码头拍一张相片，心里突然闪出一丝歉疚――仿佛不小心闯入了这个城市的后院。
我们必须由布宜诺斯艾利斯乘飞机三进圣保罗，然后转机飞法兰克福。在机场办手续的时候，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了。阿根廷航空公司自作主张地把我们卖给了巴西航空公司，班机的时间从下午两点半改为四点半。他们的理由是，因为取消了先前的一个航班，我们预订的航班超载。巴西航空公司濒临倒闭，大部分国内航线已经取消。如果四点半的航班晚点两个小时以上，我们将赶不上飞往法兰克福的班机。我们守着一堆行李在机场大吵大闹，从人权、国际惯例、消费者权益到骂娘的粗口，一个伙伴掏出电话威胁说要叫大使馆出面解决问题。机场的女领班金发碧眼，颊窄鼻高，不断打着坚决的手势，一口西班牙语铿锵有力――总之，毫无通融的余地。我们一屁股坐在行李传送带上，垂头丧气地商议了一阵，只得屈从。剩下的几个小时坐立不安。我们趴在机场的大玻璃窗上，望眼欲穿地盼来了巴西航空公司的“麦道”，看着自己的行李一件件地从传送带上运人机舱；清理机舱的工人刚刚离开，我们就迫不急待地冲上飞机占住自己的座位。机翼的长长影子投在草坪上，马达轰鸣，加速，翘首起飞，向着北半球。我再次看了看手表，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现在不必想象被抛在某一个国际机场流离颠沛的景象了。
终于返回北京。一个伙伴托运的行李中途遗落在法兰克福，两天后才运回。另一个伙伴的旅行袋被强行撬开，损坏了拉链后又用塑料带子草草地扎起来――搁在旅行袋里的照相机消失了。这一趟行程的十几个航班，从来没有人检查旅客取走的托运行李是否吻合行李签的号码。对于我们说来，行李签的唯一用途是――报案。丢失东西当然倒霉。然而，这一路耳朵里灌满了恐吓和威胁，最终的损失仅仅是一部照相机，这又是令人庆幸的事了。有人问起巴西和阿根廷的桑巴舞、足球赛事盛况如何，我只能笑一笑，不知该说什么。
2006年月11月2日至1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