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 秋季主持：张丽军 补评：肖涛 嘉宾主持：赵月斌 张艳梅 房伟 马兵 一、新世纪中国现实的审美想象
六六的长篇新作《心术》(《收获》2010年第4期)，依旧是直面有“热度”、有“难度”的社会问题――“医患矛盾”。小说精心刻画几个医生形象，他们的一言一行、所思所感立体鲜明生动可感，富含生活气息和现实维度。《心术》的文学表述虽然立足医院，却没有为这方寸之地所局限。贯穿小说始终的是那一句话：信仰、希望和爱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或许因为有了坚贞不渝的精神信仰，人才能在挫折、困难、打击、不幸、失败面前屡败屡战，高蹈前行；或许心存爱和希望，社会的文明进步、精神提升才会不至于如“空中楼阁”那样虚妄飘渺。
谢湘宁的中篇小说《记者》(《小说林》2010年第4期)所直接言说的内容，有着强烈的社会现实性、批判性。小说可谓直击社会现实痼疾，直面当下诸种不正之风，立意尖锐犀利，价值判断鲜明有力，叙述视角也称得上别出心裁。
赵竹青的《火车头》(《当代》2010年第4期)对“群众性事件”的艺术展示不仅需要精湛高超的艺术匠心，也是对作家写作使命、写作良知、写作勇气的某种考验。《火车头》不断机智灵活得表现了“群众性事件”这样敏感的、甚至有禁忌色彩的特殊题材，而且没有简单地止于道德义愤的渲染和空疏的议论呐喊。而是从一个隐蔽侧面入手，围绕秋老八这样一个有些“地痞”色彩的人物，以他追求下岗女工尤碧华为故事主线，用丝丝入扣的叙事探索编织起了严谨合理的情节框架。在情感表达上，小说既有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又有冷峻甚至痛苦的人文反思。作者的追求正义的人文诉求、渴望公平的呢喃絮语、审视黑暗的严厉姿态、书写底层的炽热抱负，让人肃然，也使人动容。
罗伟章的中篇小说《窄门》(《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的艺术追求和人文探索都极为成功。小说在舒缓有致、平静无波的叙述背后，逐渐地掩藏、酝酿、积累高密度的叙事势能，直到最后的瞬间“爆发”，真可谓惊心动魄精彩不凡，让读者的心灵受到较为密集的强烈震撼之后，也暗暗赞叹作者新颖独到的叙事才具。小说内在纹理构造得精致丰厚，几近天衣无缝。鳏夫林光华在儿女事业有成之后，以独守矿山为乐事，怡然自得地与山水树木相依为伴。孰料在一帮牌友的挑唆带动之下，他渐渐地迷上了茶馆喝茶、打牌的消遣日子，阴差阳错般地爱上了名为茶馆服务员实为“暗娼”的张庆秋。然而，一个是年近花甲的鳏夫老人，一个是不满三十的青春少妇，生理和年龄的错位、生活方式的隔阂、情感沟通的代沟，使两人渐生怨隙。随着儿媳张纹的出轨、儿子林川精神的崩溃，林光华的心理在失控后，为给儿子报仇，也为给自己泄恨，在一个山洞“温柔”地杀死了“暗娼”张庆秋。小说背后思考的社会问题极为严肃深沉，作者探寻孤寡老人因为生活孤独、苦闷、亲情缺席、交流贫乏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和灰色现实。小说的叙述内容立意鲜明，社会担当深广明确，艺术细节真实生动，人物形象立体复杂，值得大家一睹为快。
魏微作为七零后作家中较具特色的、代表性作家，《乡村、穷亲戚和爱情》、《化妆》、《大老郑的女人》这些代表性文本都能折射魏微细腻、敏感、飘逸、唯美、诗性的内心体悟，温情脉脉的文字性格也让她的小说更具有独特的气质。相对而言，中篇小说《沿河村纪事》(《收获》2010年第4期)之于魏微以往的小说创作，有明显的“断裂”、“转型”之迹。魏微的凝视、观察的文学视野亦显得开阔、丰满起来，表现、思考的文学中心亦发生了“由内到外”的飞跃。作者敏锐地嗅到了改革带来的悄然“历史遗忘”，曾经振奋人心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已经荡然无存，没有丝毫踪影；原先的“逃税军车”也已锈迹斑斑，成为没有人理睬关注的寂寞“文物”。沿河村的人们也从一种“疯狂”进入了另一种“疯狂”，村民的“集体癔症”仍然惊心动魄地上演着、燃烧着。魏微的文学关怀、社会审视以小见大，气度不凡，小说叙事跳跃起伏又疏密得当，作者对人心善恶的变迁考察，对理想主义的人文挽歌式的凭吊留恋，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别致拷问，富有较高的情感深度和卓越的思想力量。
铁凝的短篇小说《春风夜》(《北京文学》2010年第9期)，有着对卑微底层纯真情感的由衷赞叹和深情理解，也有对城市文明规则的严厉审视。小说把叙事镜头对准一对农民工夫妇――俞小荷和王大学，他们两人，一位是为人洗衣做饭、恪尽职守的保姆，一个是常年“以车为家”的长途司机。虽然夫妇俩彼此谋面相互“温存”的机会少得可怜，但他们依然彼此以朴实本真、温暖感人的情感方式关怀着对方挂念着彼此，依然有尊严地活着、有尊严地爱着。某种程度上，“春风旅馆”象征着森严的城市文明秩序，对夫妻二人有些许排斥和拒绝，他们反而用纯一感人的情感力量，温暖着冷漠无情的都市伦理。铁凝在有意无意间用轻盈从容的文学书写思考厚重严苛的社会真实，在孜孜以求地构建着温馨动人的情感王国，达到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审美标高，营造了一座温润社会的精神之塔。
阿袁的《顾博士的婚姻经济学》(《十月》2010年第4期)写出了大学校园诸位高校教师的复杂人际之争，也道尽了“儒林世界”里多样的人情百态。小说叙事轻盈飘逸，人物形象的刻画饱满生动。小说最后，顾博士的婚姻经济学竟“风靡”师大。博士教授这些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们，本应该安心从容地扎根学术献身教育。然而，在阿袁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偷窥别人隐私、飞短流长于小道消息、精于投机钻营的不学无术之徒，小说颇有几丝《围城》嬉笑怒骂的美学遗风。
虽然的《何氏眼科》(《黄河文学》2010年第8期)中的何大夫经营眼科门诊，擅长做双眼皮手术，收价合理，对真正的病人，手术费可以让步。美丽并非表面而是生存的状态，卑微还是崇高都是自我的选择，惟有心胸开阔，从容淡定而又不盲从时尚，才会拥有美丽的人生。小说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张力，饱含温情。戴善奎的《劫后人家》(《四川文学》2010年第9期)是―篇对震后生活深切关注和透视的作品。小说没有大幅描写震后那满目疮痍的场景，而着眼于灾区人民积极开展自救的过程。他们不仅在废墟上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也在内心重筑起一片愈加澄澈和坚固的精神家园。郭震海的《一株庄稼》(《山西文学》2010年第9期)从生活中取材，描写现实，揭露弊端。将村子中最好的土地修建避暑山庄，年轻人积极支持，而老憨在村里成为孤独者，郁郁而终。山庄建成后，村民们不用种地，女人们可以成为服务生，清洁工，男人们则成为保安，原来明晃晃的锄头生锈了，犁铧成了山庄的展览品，又一个金秋时，老憨低矮的坟头上长了一株庄稼，孤独而健壮，传说中最后的一株庄稼，表现了作家对当今生活的深切关注和深刻理解、洞察。
刘庆邦的短篇小说素来有着较高的文学特色，他本人也有中国当代的“短篇小说之王”的美誉。刘庆邦《丹青索》(《北京文学》2010年第9期)以类似白描般的细节刻画，为读者精彩地描绘了一位落魄艺术家的黯淡面影。小说的叙述语言冷静理性，故事结构清晰晓畅，情节构思精妙新颖，文章到处涌动着刘庆邦深刻浓郁的文学忧虑和道德拷问。邓学义的《生意经》(《山西文学》2010年第9期)，新时代的支书兼村长关兴林，面对村里经济条件提升而人与人之间越来越远的新农村的典型问题而烦恼，小说围绕村里的一尊关公仗刀立像由闹鬼到闹神展开故事情节。作者从现实中取材，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神仙崇拜、大仙下凡的图画，没有曲折动人的情节，没有慷慨激昂的格调，小智慧隐藏在平凡的生活中，发人深省。陈纸的《刚果的羊》(《四川文学》2010年第9期)，来自刚果的种羊“望旺”未如期使身边的母羊怀上羊仔，开始了它的治病之旅。非科班出身，有着杂七杂八背景和荒唐见解的几位“专家”在这一过程中丑态百出，最后却歪打正着……作者在叙事过程中带有鲜明的批判和讽刺意味，充满了智慧和幽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荒诞性和悲剧性。
二、生命情感的历史重构和文化追寻
迟子建近年来的文学探索激情高涨，她那温情饱满的人性体认、细腻忧伤的文字气质、感人至深的文学性格、飞扬灵动的叙述语言、浪漫华丽的诗性传奇，不仅为一般读者津津乐道痴迷不已，也使评论家们面对着那些质疑当代文学成就的人，增加了不少底气。《人民文学》2010年第8期倾力推出《白雪乌鸦》，堪称是迟子建继《额尔古纳河右岸》之后的又一长篇力作。《白雪乌鸦》写佑护迟子建的生命东北大地。迟子建一直对这块神奇灵性的土地深怀尊敬和信任，对生活在东北大地的平凡百姓，有着常人无法领会的精神悲悯和生命认同。迟子建这一次的文学探索在时间跨度上、地域涵盖上、表现题材上、文化追寻上，都有了新的拓展和深化。《白雪乌鸦》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地点则是哈尔滨；时间则从深秋到初冬再到早春，一场恐怖可怕的大鼠疫肆虐在哈尔滨的新旧两城之间。这场地方性的鼠疫，因其来势的凶猛、威力的巨大、破坏的严重，惊动了下至东北普通百姓上至北京高层政府外至西方列强等几乎所有人。这样，《白雪乌鸦》就将当时的政治风云、社会形态、文化背景、内忧外患情状，用文学性的笔法一一勾勒，尽揽于胸。小说的美学思考凝重悲悯，既关注疾病困扰下的人性选择，又展现希望降临后的精神复苏，同时也对混沌麻木的生命堕落进行严肃质疑。小说结构布局合理清晰，故事发展有条不紊缓慢有序，人物刻画饱满真实，加上东北大地民俗文化、传统伦理的精彩还原，更使小说锦上添花。
以《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立足于文坛的曹乃谦，属于“大器晚成”的一类作家。曹乃谦的中篇小说《雀跃校场》(《北京文学》2010年第9期)依旧保持着其的一贯审美追求，而文字本色更加笃定从容，故事叙述的节奏也愈为理性深沉。《雀跃校场》属于较为典型的“成长小说”。它以脉脉温情的朴素语言，讲述着以“我”、苏一清、岳林林为代表的少年一代，求知识谋文化思上进的校园生活。故事的背景发生在“一九六二年”，那正是一个饥馑成灾的严酷年代；但在“我”看来，物质的极度匮乏丝毫没有掩饰住人心人情的纯净、人与人关系的温情：母亲以近乎“霸道凶悍”的方式始终佑护着体弱多病的“我”，还有邻居慈法和尚无微不至的生活关怀，田老师、陶老师、戴老师的细心教诲，这都成了那个年代最为宝贵的记忆珍宝。使“我”难忘，更使那一代人难忘。从这个意义上讲，《雀跃校场》关乎的是一代人的青春成长、情感成长、思想成长、心灵成长。曹乃谦以微小细节钩沉悠远历史，在致敬之情中缅怀同窗情谊，用深切感恩的细腻笔触抚慰人性深处的柔软脆弱，他的所思所想所感所闻，的确值得敬畏。
叶广岑的《拾玉镯》(《北京文学》2010年第9期)与她的名篇《豆汁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篇小说几乎同是用一人、一戏、一物、一情来布局谋篇，展开叙述。对于没落的旗人文化、旗人纨绔子弟的真实还原，不仅在细节上、在情状上、在氛围渲染上惟妙惟肖；而作者暗中隐含的无奈的苍凉感、没落感，更使小说本身染上了挽歌的本色情调。小说中最为精彩的，当属对北京旗人子弟老五、赫鸿轩等艺术形象的精心刻画，对老北京的风俗民情、礼仪规矩、人文伦理、文化心理的独到描摹，都颇有“京味小说”的几缕遗风。老五落拓不羁喜交朋友，为人急公好义，赫鸿轩聪明伶俐擅长曲艺，两个好朋友亦庄亦谐，真真演出了一幕幕喜剧、闹剧直至最后的悲剧。
向春的《西口外》(《十月》2010年第4期)是一个关于土地与伦理的西北社会的精彩浮世绘，小说结构紧凑整齐，叙述快慢协调，故事设置合情合理，历史思考凝重，人情人性人心的摹绘技艺高超不俗，细节刻画一针见血颇见功底，是一篇思想含量、艺术含量、文化含量都堪称上品的文本。
郑彦英《驴奔》(《中国作家》2010年第7期)讲述了秦川道上的风云人物――大驴经济边天寿豪气干云、惊险刺激又饱含强烈悲剧气息的传奇一生。小说深层上的文化思考颇有用意，为什么一身“本事”、恪守诚信的边天寿，却恰恰“栽”在这些文化伦理上?豪赌狂饮就一定是“快活”的不二定义吗?这些既是作者的凝重思考，也为读者回味文化伦理的时代变迁提供了绝好的素材，展现了中篇小说艺术突围和思想深化的另一种可能性。
李二的《毒药》(《山西文学》2010年第9期)小说开篇写出作者李二在鼓捣父亲书柜时发现泫水县志，从而讲述泫水落雁街药铺掌柜华仲堂的传奇故事。小说描写人物性格细腻深刻，耐人寻味。结尾作者李二回到现实，修县志工作时，调查采访发现落雁街正在拆除，无人知晓华仲堂，酱牛肉也不是一方名吃，英雄逝去，历史不再，物是人非，留下无尽的苍凉和叹息。体现了作者构思之精妙。
惊心动魄的抗日传奇、神出鬼没的“胡子队伍”、悠久古老的赌博仪式、土匪父子间的恩怨情仇、惨无人道的日军酷刑、神秘可怕的细菌桶，这些故事性强的叙事种子遍撒在石钟山的《细菌》(《北京文学》2010年第9期)里，它们开出的艺术之“花”，骄傲地证明着作者石钟山高超非凡的叙述能力和大胆泼辣的历史想象，不能不让人啧啧道奇。王跃斌的《大荒地矫正院》(《当代》2010年第4期)以“大荒地”和“矫正院”为标题，苍茫广袤的大荒地象征着人的自由胸怀，人内心世界的悲悯博大，而矫正院的阴暗局促则是一种生命个体身处奴役和困境的恐怖暗示。两类美学意象的对峙、较量，使小说叙述有了丰厚多元的美学张力，也使小说饱蘸着形而上的哲学旨韵。白天光的《消逝的万家屯》(《山东文学》2010年第8期)是对历史的书写，也是对一代人整体记忆的回顾。当我们直视历史，检讨过去的时候，它真实凄惨的一面被呈现了出来。在对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嵌入了乡村传奇，为历史叙事提供了新的经验。“万家屯早就不该存在了，只有这样的屯落消亡了，中国人才能是真正的中国人!”
三、“底层文学”的异质性美学
王鸿达的《片警温良友》(《中国作家》2010年第8期)中，温良友在所长看来是一个称职、优秀的片警，在妻子眼里他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丈夫，在房客孟巧巧看来，他是一个温和善良的好房东，在好友冯二宝心里，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好哥们儿。小说感人之处在于作者能在日常、平静的生活细节里，捕捉属于温良友这个底层人物独特的生命体验、扎实稳定的生活质感。王鸿达用悲悯温润的情感笔墨，淡淡地描绘寻常百姓的苦辣酸甜，虽没有开合起落的细节冒险、华丽多姿的语言狂欢、严谨到位的叙述结构，但小说本身却显得如此真实，如此感人，让沉浸身处生活重压之下的人们，产生强烈的情感认同、深切的内心体认，这，也可归功于“底层文学”异质性的美学魅力吧。
曹康的《碑剧》(《青海湖》2010年第8期)底层小人物老刘勤劳正直，却被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残酷现实消磨了意志，传达出对人心复杂性和曲折性的体悟与认识。小说感极强，出人意料的结尾似乎又在情理之中，让我们笃信，因果循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碑剧”何尝不是一出滑稽的悲剧?夏子期的《蛤蟆》(《南方文学》2010年第4期)是一篇关注生活在城市底层中人的作品，见微知著，从一个普通的保安身上入手探查这个世界光鲜表面背后为了生存而正在发生着的悲喜剧。结尾处“癞蛤蟆”被留下竟然是因为家里还有只天鹅般的女儿，这种悲喜剧交融的写法，更是增添了“赖有根”们的悲剧意义。马车的《摔跤》(《山西文学》2010年第9期)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难能可贵的是小说结尾处免费的法律援助给了这无助的农民工一丝丝温情，那跌跌撞撞的脚步不仅有内心的震惊翻涌，更有对现实生活的希望的重生，黑暗处出现一抹光亮，不大的光芒却有希望。
蒋忠民的《空谷》(《南方文学》2010年第4期）是一篇关注农民工关注空巢的文章。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娓娓道出亲情的温暖，又在无可奈何中诉说着人与自然与社会的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
新世纪中国青年的生活史是当代底层叙事的一个重要叙事维度，也是底层叙事的文学增长点。周爱栋的《奋斗》(《广州文艺》2010第9期)是一篇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在为生活奋斗的路上愤懑然而又怀着一丝希望的故事。作者用了写实主义手法写他在下班途中的经历，同时又用意识流手法展现了主人公内心的所思所想。面对这个你倾我轧的物质社会，主人公内心是悲凉的，他在坚持与无奈中挣扎，当我们为他担心时那出租房内“淡淡的黄色的光”给了我们希望，也给了主人公希望：“感谢老大爷，在这个城市里总算不是一无所有。”杜光辉的《二十五年的梦想》(《鸭绿江》2010年第8期)一张真实的照片，承载着一位巡道工二十五年的梦想。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巡道工人的真实生活，照片极具震撼力，却不被行家认可，无法获得展出的机会。二十五年的心愿只能在“我”的疏通关系下，“虚伪”地达成。小说更像一篇报告文学，真实得让人心动。在那些极为平常的底层小人物生活中，体现了人之为人的梦想、尊严和荣耀。付关军的《天梯》(《广州文艺》2010年第9期)这是一个被物质社会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年轻人的悲剧故事。拼死拼活，只为在城市里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为了首付不得不“卖身”，生存的压力让人崩溃。文中唐装的那句“人生就像爬梯子，直到精疲力竭”颇具哲理和普遍意义。主人公的登梯之路似乎刚刚开始，却有精疲力竭之势，可见生存的压力之大。作者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浓浓的人文情怀可见一斑。
白连春的短篇小说《乳汁》(《小说林》2010年第4期)氤氲着浓郁炽热的先锋探索精神，小说虽然在内容上属于现实主义的题材――寻找遗失在北京的亲人，却用大胆的形式实验娓娓道来。关于“乳汁”的故事，是主人公李浩虚构、想象的产物。刘大水和张桂花，一个是寻找自己的儿子，一个是寻找自己的丈夫，这对公公媳妇的奇异经历，在扑朔迷离的故事设置中，不断地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乳汁”的审美意象自始至终像幽灵一般，出没于小说周围。乳汁既在关键时刻，救了李浩的命，又于不经意间成了张桂花“犯罪”的不二罪证。作者的文学实验激情、小说形式探索，在不断地向外延展拓宽，引出一片片开阔灿烂的思索空间。陈铁军的《家住动物园》(《长江文艺》2010年第9期)叙述临时工老高头因故与大猩猩结为邻居，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人与动物之间的隔阂在此处消失。小说情理交织，力透纸背，结尾发人深省。作者以悲悯的眼光透视底层小人物的辛酸生活，使全文弥漫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在对底层世俗生活的描摹中，向人类发问，人之为人的标准何在?那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历史自会铭记，而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世上还有许多自生自灭的小人物。
红鸟的《一票难求》(《山西文学》2010年第9期)小说是典型的写实主义作品，用底层叙事的手法描写了春运高峰和农民工向老板讨债的故事。小说不以深刻取胜，妙在情节简单却构思巧妙，平静中细腻地描绘了人性中爱恨情仇和感性和理性的瞬间转化，难能可贵。
四、斑斓的人性律动
邱华栋的《交叉跑动》(《延河》2010年第8期)讲述的是两个故事，两个主人公，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个人最后相遇。故事情节交叉进行，而他们心灵深处对复仇的渴望和压抑却不期然间相遇。小说自始至终被一种悲凉的基调所包围，主人公的成长是一种被动的成长，一种由父及兄，由兄及弟的暴虐相传，又或是一种由被玩弄后种下的仇恨继而畸形的成长过程。作者塑造了极端个性化的主人公，向现实发出深沉的拷问，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
黄鹂的《五爷的情人》(《广西文学》2010年第8期)，哑巴五爷用行动默默关爱着小梅，关注着围绕着小梅所发生的事情，看着小梅内心的善良与人性的美好逐渐被冷酷和无情夺去，看着向日葵由生机勃勃到枯萎，他焦灼却无能为力。五爷喜欢的是小梅，更是小梅内心深处那美好的人性。“婚姻是一个约，一个建立了夫妻长久关系的约，不可背叛，不可离弃。”周玉洁的《晒晒太阳》(《鸭绿江》2010年第8期)小说着眼于时下敏感的婚恋题材，体现了作者对当下生活的深切关注和透视。小说笃信女人是男人的肋骨做的，而男主人公却在妻子咄咄逼人的追问下，左肋剧痛，失去了生命，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明明相互爱着对方，却要相互折磨，纠结于琐事，执着于对方的小缺点，等到失去时才发现原来爱情的真谛是宽容和信任，这才是照进爱情和生命中的阳光，作者的惋惜恰恰是对真实生活的批判和嘲讽。
张乐朋的《乱结层》(《中国作家》2010年第8期)里，人性之猥琐、之下流、之邪恶得到了不动声色却又尽态极妍的绝妙展示。作者悲哀、沉痛、自然的故事叙述中，揭示出国民性麻木不堪、又浑然不觉的生命情态。小说不回避矿工生活的苦难卑微，更见证人性的黑暗、内心的险恶、灵魂的不可救赎，具有较高的思想冲击力。作者沉痛地提醒我们，在今天重提启蒙理性的价值，一点都不晚。
罗伟章的《公道》(《朔方》2010年第9期)中的疯女孩罗秀，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中的那个狂人，不同之处在于罗秀最终也没有向这个看似正常的社会屈从。罗秀超然的思维方式也使她成为了一个疯子。罗疤子，虽是一家之长，却是精神上的弱者。文革后，他的精神支柱坍塌崩溃，就像神树被砍，神龛被砸一样，文革的结束，也是他精神死亡的标志。他的那句“不公啊”意蕴丰富。通感拟人手法的运用使文本中出现的世界笼罩上了一层神秘却似乎又有些荒诞的色彩。此外，文本中有大量的富有隐喻色彩的意象，象征和对比手法的运用更使文章具备了现代主义的色彩。
汤中冀的《英雄老莫》(《四川文学》2010年第9期)全文小说感很强，一切都荒诞地存在着，或者存在本身就是荒诞。权利、肉体、私心，遮盖了救人事件原本的光明之处，异化了原本崇尚英雄主义的老莫。他可以救一个正常人，却不能容忍自己救一名妓女。由英雄异化为歹徒，正是被现实种种所逼迫，哲理感很强。作者凭借丰富的想象力，串联起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和事件，却并不使人觉得牵强，只会让人慨叹生命际遇的无常和人心的复杂，带有不可复制的黑色幽默。
张可旺的《樱桃树》(《山东文学》2010年第8期)小男孩为了守卫过世的父亲种下的樱桃树，与施工队展开了“斗争”，用弹弓打破施工队的灯泡和窗玻璃，淘气的他不但不使人生厌反倒有些可爱。小说感强，结局令人颇感意外。聂小雨的《小姨妈》(《朔方》2010年第9期)中的小姨妈走南闯北，是个风云人物，她的风云史是通过照片还有给我们寄回来的礼物来体现的。从一个叫鲇鱼须的小地方出身，到海口，到北京，似乎是风风光光，但却虚荣，将郑彩玉的名字改为郑洁，各种和名人合影的照片，亲人去北京旅游时每人脖颈上戴的大花环，都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媚俗之人，精神上的空虚，只能用物质上的满足来弥补。再风光的人也有狼狈的时候，小姨妈在北京那场没有举办的婚礼是对她这种虚荣空虚之人的绝妙的反讽。这种强烈的对比更加鲜明地警示读者，轰轰烈烈的经济大潮带给人们的除了物质，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些无法用肉眼看到的负面影响?
温亚军的《天香引》（《朔方》2010年第9期)叙述三个处于如花似锦年龄的乡村女孩，去清风寺烧香许愿。纵使有些女孩特有的小心眼，但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人性中最为圣洁的愿望，在珠珠、丽娟和笑笑这三个女孩身上展现出来。文学作品成为一部作品，最基本的便是打动人，感染人。文本语言并不华美，但却以情感的真挚震撼了读者，令读者在心中唤起对美好人性的向往，心灵也得到了净化。
康玲玲的《裙子》(《青海湖》2010年第8期)，心灵手巧、美丽勤劳的女子胜丽失去父亲后，家境日渐贫寒，为了不向母亲索要参加交谊舞大赛的新裙子，她故意骑车摔进了沟里，脚崴了，心却安了。懂事的胜丽让人心疼心酸，宁愿伤害自己来换取心灵上的安稳。作品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观察女性、刻画女性，将女性的心理描摹得缜密而又切合实际，一位美好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小说没有刻意地矫揉造作，读来畅快愉悦，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没有个性极端的人物形象，通篇流露出美好和光亮。温婉细腻的语言，诗意的描绘，让人不禁联想起铁凝笔下那个纯真的少女――香雪。
白连春的《桃花源新记》(《广西文学》2010年第8期)是一篇有着极强象征意义的现代主义风格的典型作品。结构极具特色，三章式构造，每章可单独成篇，但组合在一起才彰显出更大的意义：人内心的善与恶，现代化与传统，矛盾着，冲突着，却无可避免地融合在一起。象征手法的运用，现实与虚幻的交混，说在四川与云南和贵州的交界处却无具体地点，明明是一个外人不知的世界，却有杨荣荣和李小峰前去支教等等令人迷惑的记述充满了魔幻色彩。对人性中隐藏的阴暗面的审视，有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对传统与现代矛盾关注的思想与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的结合赋予了小说独特的品质。徐东的《格列的天空》(《广州文艺》2010年第9期)是一篇充满着灵性与宗教地域色彩的抒写纯洁，寻求纯洁的小说。叙述语调散散漫漫，仿佛是一幅随意的山水画。在西藏这个最靠近天空的地方，格列试图画出天空，天空的纯净却只在意中而无法被世人触摸。梦想与现实的关系就像是真正的天空与画布上无法画出的天空一样。格列选择了云游四方，在云游中继续追寻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价值。
此外，杨宁的《小安的世界》(《上海文学》，2010年第8期)在忧伤纤细的笔致之下叙写孤独儿童的单纯和凄美。残雪的《夜总会里的故事》(《长城》2010年第5期)用冷静犀利的多彩文笔剖析都市社会物欲横流、光怪陆离的斑驳浮世相。朱日亮《氓》(《收获》，2010年第4期)表现庸凡生命个体的生存挣扎、感情错位。贺彬的《鸟儿倒数时间》(《山花》，2010年第9期)在大胆前卫的形式实验背后扫描社会改革的诸般弊端。牛余和的《油纸灯》(《上海文学》，2010年第8期)将艺术触角深入波谲云诡、颇富传奇色彩的民国历史。铁扬的《夜之惠・夜之错》(《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深切体认北方小村百姓亘古不变的乡间苦乐。阿成的《端午节里的旋律》（《中国作家》，2010年第8期)用平铺直叙的白描笔法展示东北地区豪放爽朗的特色地域文化。盛可以的《兰溪河桥的一次事件》(《江南》2010年，第5期)还原普通人群内心世界丰富柔美的情感本真。徐则臣的《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收获》，2010年第4期)思索现实社会情感困境、人性的堕落与突围。范小青的《嫁入豪门》(《上海文学》，2010年第9期)在“豪门”夫君与平民妻子之间展示生活细节的苦辣酸甜。林那北的《息肉》(《上海文学》，2010年第9期)用独特的眼光打量“钉子户”与街道干部之间的复杂博弈。�晗的《回望》(《山花》，2010年第9期)以点带面地写尽了现代都市青年畸形异化的情感体验。刘昕玉的《小米，真香》(《长城》，2010年第5期)书写平凡人家朴素动人又炽热忠贞的亲情之美。李治邦的《陈谷子，烂芝麻》(《江南》2010年，第5期)钩沉复杂历史记忆与多彩现实气息之间的人生感悟。出版过《七年之痒》等多部长篇小说的高克芳写出了《陪你妈妈去相亲》(《时代文学》2010年第9期)，呈现了一个孩子理解、接受现实的微妙心态。孔明珠的《莉莉张》(《上海文学》，2010年第9期)用揶揄嘲弄的批判意识揭露都市社会男女情感的功利和虚伪。朱宏梅的《逃难》（《长城》，2010年第5期）喟叹升斗小民在宏大历史之流裹挟、挤压之下的悲惨命运和多舛人生。陈家桥的《一桩挤进菜市场的丑闻》(《江南》2010年，第5期)以宽恕、同情之笔描绘底层男女情感生活里的迷乱、困惑和隔阂。张学东的《栏杆》(《长城》，2010年第5期)以少年细腻温润的纯真情怀回望往昔冷漠无情的家庭悲剧。须一瓜的《毛毛虫》(《上海文学》，2010年第9期)以纯真清澈的儿童眼光打量饥馑年代里人心人性的冷漠自私。朱一卉的《第二监察室》(《山花》，2010年第9期)叙述芜杂吊诡的官场生活以及深刻描写人心、人性、人情的脆弱、冷漠与背叛。(资料搜集：盖永爽、王娟、董静、张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