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作家来讲，写作不仅仅是一种需要或者一种惯性的表达，它更像是一种生命方式，是作家在精神向度上对于人类生存价值的直接叩问与体察，这种生命方式本身是一个孤独、漫长、细腻甚至有些煎熬的过程，是生命与写作的互相渗透、互相糅合直至沁入对方肌理的过程，写与不写之间是生命给予作家的某种指令在起作用。从蒙古漠南走来的作家孙书林在其二十几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将写作的视线锁定在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上，尽力表达人性的复杂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同时也把笔触指向蒙古民族在历史上进行命运抗争的悲壮画卷之中。他将人性的、人格的、命运的以及时代的因素交糅在一起，多角度、多方位地体现出人生的悲剧与苦难。我们知道，他的作品，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王尧所说的那种文学的“灵魂的死而复生”的高标，但我们认为，作家本人对于文学写作的坚持与执著，以及他在表现生活和存在世界的勇气、气度和寻找艺术表现的无限性、可能性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在当下的文化、文学语境中却有着极为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一
在孙书林的主要作品中，有三部长篇小说被安置在历史“布景”之下。《穹庐惊梦》描写了上个世纪２０年代初到４０年代末内蒙地区历史变革的进程，多种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以及历史风云变幻中复杂的人际关系。《血恋》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战争的残酷使得孙书林所关注的人类的苦难心灵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百世苍凉》则由古至今跨越了４００年的时间长河进入马背民族思想的深处并且对这个民族今后的发展作出了深刻的思考。这里，在政治的、宗教的以及阶级对立的背景下，我们不仅看到了亲情伦理的撕裂，个人私欲的膨胀，权力机制的威力，大历史吞没个人追求的冠冕堂皇，更看到了爱与牺牲的不朽，良知和勇气的可贵，平等与正义的升华。作家笔下的这些历史人物，以其各自特有的存在方式，在打开各种丰富的人性景观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历史与生命的丰富途径。然而小说家笔下的历史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历史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并不相同，文学本身已不再对历史的精准作出任何承诺，历史成为小说的一种附庸，写作不再屈服于历史的权威性，历史只是写作行进的名义，历史成了一种作家个人经验与客观事实的混合体。已逝的历史中暗藏着我们所不知的种种可能，“人类历史是个人和社会行动的巨大复合体，是无数个体施事的互动过程；历史里沉积着构成不可避免的偶然性的所有的尝试，所有的成功，所有的失败”。“大写的历史，带着它的运动，它的战争，它的革命和反革命，它的民族屈辱，并不作为需要描绘、揭示、阐释的对象，因其本身而让小说家感兴趣”。宏阔的历史画面中往往牵动着微小的个人命运，历史的悲剧就是个人的悲剧。命运最终是以历史的面相显出来的，历史在成就着我们的同时，也一并成就了我们的命运。历史完成着作家的想像，帮助作家进行深入的人性思索与文化考量。我们在这种虚化的历史中更应该关注的是人的个体存在，关注人的种种矛盾挣扎和生存形态，历史的核心就在于它永远囊括着无比丰富的人性。
孙书林将人的私欲和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所引发的种种悲剧安置在他钟爱的历史场景中。在其第一部长篇小说《穹庐惊梦》中，虽然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还没有摆脱单一性格模式的痕迹，人物的言行和性格发展都留有作者主观意念的影子，但是他所关注的人欲的冲突、人要摆脱苦难命运的挣扎已经彰显出来，作家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也有所体现。王爷乌海云为了满足太太静文想要抚养一个女儿的心愿，强行抢走奴隶乌恩和妻子刚刚生下的双胞胎女儿中的乌兰其其格，并最终导致乌恩家破人亡，进而引发出一系列的悲剧。这里，阶级的对立和等级的不公已经不是作家写作的重心，其中隐藏在事件背后的人性悖论成为作家的主要表达。乌海云一方面满足了妻子的爱女之心，一方面又残忍地杀害养女的亲生父母，爱人的前提是杀人，爱女儿的前提是杀害女儿的亲生父母，之后他视养女乌兰其其格如己出，倾其所能对她进行各方面的教育，使她成为蒙古草原上非常优秀的女中豪杰。他身上既有着对女儿的养育之恩和真挚的父爱，又有着对女儿无法抹煞的罪恶，善与恶、人与兽的人性悖论集中体现在他一个人身上。对于其养女乌兰其其格来讲，一面是要报答养父的养育之恩，一面又要报杀害双亲的仇恨，而报恩与复仇的对象又都是一个人，她也一直被这种理智与情感的矛盾煎熬着。这里，我们无法否定某一方，两者似乎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彼此却又难以调和地对立着，因此，历史的羽翼下，悲剧几乎成为人的一种内在的宿命。
《血恋》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在一个近乎被写滥的选材中如何找到自己的切入点，如何避免和他人的重复，如何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和命运观对作家来讲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们知道，战争是历史帷幕中非常特殊的场景，在战争的景观下，人类在情感上所引起的震荡无论就幅度还是就深度而言，无疑都是最强烈的。将人的挣扎状态置于战争的背景下，使得小说在描写战争的粗大笔触中有了轻柔曼妙的伸展空间，小说也因此变得更加摇曳多姿。在《血恋》中孙书林没有直接描写战争场景的激烈与残酷，这里战争依然是被安置在后台帮助作家完成他对于人性的思考。他对战争中人的关注使作家将人性的悖论与人内心的矛盾挣扎表现得更加圆熟，人物性格的塑造也描绘得更加丰满，故事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无一不在理智与情感的取舍中陷入心灵的苦海。
我们知道，人物的性格不是先天形成的，丰富的社会实践时刻塑造着一个人的性格，尤其当他进入特定的社会，卷入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后，原有的性格与这些社会关系相互作用，二者之间的互动即构成一个人的深刻命运。应该说《血恋》中陈子庆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摆脱了包明德先生所说的“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传统模式，人物已不是作家为了完成叙述而设置的符号和工具，人物性格更加复杂多变，故事的重大走向都围绕着他进行，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体现在一个人身上，人物变得更加真实可信，人性和兽性的交替出现使得小说的叙述显得更为丰盈。作家笔下的陈子庆仪表堂堂、“风流潇洒”，是一个“美男子”，他在豹子的爪下救下王来福，又以他的成熟、勇敢、知识、教养取得义勇军司令冷怀玉的信任，协助义勇军攻破陈家大院拿下汉奸陈善仁。小说至此，陈子庆留给读者的印象都是义勇军当中不可多得的人才。然而陈子庆性格的分裂却将故事的发展引入无法避免的悲剧之中。陈子庆在枪毙陈善仁报了家仇之后，觉得不但没有解除他的心头之恨，反而用枪逼着陈家的女人们脱光衣服准备将她们全部强奸。他挨了冷怀玉两巴掌，仇恨情绪在他心底暗暗滋生，但是他为了得到兵权和白玉兰，却能委曲求全、克己复礼。此时我们看到，陈子庆对于义勇军的投靠仅仅是借用这股势力报仇，他并没有更加崇高的目的，他的兽性渐渐地暴露出来，他没有抵抗住金钱的诱惑，与陈家俊狼狈为奸成为日本人手下的侵华工具。陈子庆这一人物形象更为复杂的方面体现在他对于情爱的追求和对儿子天生的疼爱上。同样又是以“爱”为前提，然而却又以伤害为手段，直至悲剧的发生。他对白玉兰的求而不得导致因爱生恨，他把与白玉兰相貌相似的女人假想成是她，对女人们施与暴力。他又整日担心白玉兰对自己复仇，想尽一切办法对付白玉兰和高玉桥的联盟，在得知白玉兰和高玉桥的死讯后，他又哭得十分悲切。临死之前，他托付王来福照顾儿子天生并想将自己埋在白玉兰的坟墓旁边，他身上的这一份爱恨挣扎至死都没有结束。在陈子庆身上，作家正视了人类之恶，认识到人类丑陋的一面，同时也描写出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人格的分裂所导致的悲惨命运。
二
古希腊哲学一直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真正与宗教感情有关的，并不是奥林匹克的神祗们，而是连宙斯也要服从的‘运命’、‘必然’与‘定数’这些冥冥的存在。”作为戴着枷锁的舞者，人永远无法解开命运之谜。对于孙书林笔下的漠南人民来说，外部世界的神秘莫测，大自然的不可驾驭，人生的变化无常，使得他们对于命运的理解有着与古希腊哲学的命运观相通的地方――带有宗教宿命论色彩的命运观。这里，任何企图和命运反抗的努力最终都是徒劳的，尤其是命运的终点最终指向悲剧的时候，抗争和逃离都显得更加无力，命运对人具有绝对的控制性和不可改变性。
如果说孙书林的前两部作品《穹庐惊梦》和《血恋》还仅仅从人性和兽性这一二元悖论的表层对人性进行深刻审视的话，那么《百世苍凉》无疑在人的原欲需求层面加深了对人类存在的双重困境以及对生命存在的两难现实的叙述，情爱成为小说叙事的一个常量，也成为故事的主要来源。需要注意的是，从性爱的角度探索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解放的道路，反映了作家自觉的人性关注的美好愿望。作家是以一种健全的人的社会理性来正视人性的问题，在封建伦理与生命本体的冲突中，以另一种高扬的人道情怀，确立了性欲在人性中的重要位置，凸显、肯定了人的自然属性的审美价值，赋予本真的原欲以辉煌夺目的人性之光，张扬了本能生命力的强大支配作用。小说的基本结构是情爱事件的线性结构，比起前两部作品，他的抒情化方式已经大大延缓了情节的延伸，加重了对过程和心理的刻画。作家在这里讲述了一个关于循环和重复、关于人的自由意志和命运的矛盾关系，关于蒙昧与文明的冲突等等颇具哲学意味的悲剧，一个关于情爱欲望所引发的古今悲剧。小说主要由两条情爱线索结构全篇，一条是４００年前和硕静文公主和情人色旺以及她的女仆侯莹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爱欲挣扎，一条是侯莹的后裔侯芳在当代与大作家“我”和色旺的后人白音之间的感情变化。这两条线索通过“我”对于那段没有记载的历史的挖掘以及我对侯芳经历的一系列事件的关注而串联起来，从而打通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完成了历史悲剧和现代悲剧的互相映照，同时将作家对于当下现实的强烈批判、对于民族劣根性的审视和反思以及对本民族未来命运走向的忧患意识融入其中。
在《百世苍凉》中和硕静文公主首先是作为政治棋盘上的棋子出现的，她是父权和皇权的牺牲品。我们知道，联姻从古至今都是古代王朝、政权、部落之间或其内部经常采取的一种政治联盟手段，这种方式在清朝表现的更为突出。清廷与蒙古尤其是漠南蒙古的大规模的持续的相互通婚，并辅以其他手段，使得蒙古王公不仅在政治上、经济利益方面，而且在血统和心理上均与满洲贵族结成牢固的联系，进而加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来到蒙古之后，静文不但没有体会到新婚的喜悦和甜蜜，反而成为丈夫发泄兽欲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静文作为一个女人本身对于婚姻和爱情的期待均化为无望，于是她将一个女人对于美满婚姻与和谐性爱的渴求深深的埋藏于内心深处，将父权和皇权赋予她的“使命”承担起来，并且不断地劝说自己接受她已经认识到的命运。静文积极地投身于蒙古地区的政治改革，在底层人民和官僚阶层中都赢得了相当的口碑，并运用宗教实施着对于蒙古人民的精神控制。然而她心底的那份压抑与渴望终究还是没有逃脱命运的安排，在色旺学成归来的时候，公主心底渐渐熄灭的火苗被一下子释放，显音寺所卜之卦开始应验。色旺唤醒了静文对自己身体的觉醒，性本能的凸现与原欲的燃烧让她想尽一切办法制造她与色旺亲近的机会，情爱让她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但是她和色旺的关系既是情人的关系又是主仆的关系，这份情爱本身就不是对等的，她一方面需要色旺的关爱，一方面又控制色旺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政治砝码的她竟然让自己心爱的人也沦为政治上的牺牲品，这无疑是她的可悲之处。当静文知道色旺和侯莹私奔后，失去爱情的痛苦和被骗感激起她强烈的忌妒心与无法扼息的愤怒，她割掉侯莹的舌头，完全不顾十几年的远远超越主仆关系的姐妹之情，强烈的占有欲使她走向疯狂，权力也离她而去，所有支撑她活下去的人事都消失了，她自己也生不如死饱受折磨。
如果说静文的悲剧在于对命运的认同和屈从，那么色旺的悲剧则在于对命运的反抗与逃离，在摆脱命运的过程中色旺经历了人――神――鬼的悲剧路线。显音寺住持桑布佳措在色旺年幼的时候便预言他会因情欲而招致杀身之祸，于是将他带回显音寺，原本为了避免悲剧发生的举动却正是命运之神的旨意。他长大成人之后，果真没有逃脱这个预言。身为出家人的色旺，不顾宗法约束更弃常人的“伦理道德”于不顾，尽情地享受与公主的欢爱。作家让我们认识到，人类对性爱的渴求和情欲的冲动始终是无法回避的生命现象。然而一个人，不管他向哪一个方向转动，他都隶属于一种固定的社会秩序，他只能困在这个圈子里行动。但是人的自由自觉本性又促使人在社会生活中不满足于事事受到牵制的现实，不甘心被外力随意摆弄，于是奋起反抗，只是这种反抗必定会遭到打击和摧残最后以失败告终。悲剧就是这样形成的，悲剧的展开就是人的社会生活主体性被压抑，被毁灭的过程。色旺的本性中带有马背民族对于自由的追求，对于草原的向往，他的根在草原上、在民族大家庭的怀里，宗教教育不但没有让他屈从于和硕静文的安排，反而让他更加明确自由才是自己骨血里的向往，权力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他更不会做权力的傀儡。他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格外清醒的认识，他知道公主对自己的爱，也知道公主利用自己来完成她愚化本民族人民的政治目的，他更明白公主不会放弃一切随他在草原上骑马奔驰。他对公主有情意，但是这份爱还不足以抵消他对满清政府愚民政策的抗拒，还不足以让他交换一生的自由和作为蒙古人后代的尊严。然而当他脱下袈裟满心希望地带着侯莹回到属于他们的世界时，却未曾想到曾经将他视作“神灵”供奉的蒙古人民却不能容忍主动要求还原为“人”的色旺，让他视以为根的民众将他们当作鬼魅，不停地驱赶他们。这里，将他们逼上绝路的不是权力，而是所投奔的人民。他从他们中间里走出，企图再次回到他们中间的时候却被排斥、驱赶直至抛弃，这种伤害无疑更让人绝望。
故事与现代都市的生活节奏变换对于作家和读者的要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百世苍凉》并没有停留在历史故事的纠缠上，孙书林又将笔端注入现实生活。古今两条线索并没有平行开来，而是互相交错糅合在一起，在“我”的组织下展现着悲剧命运的循环。侯芳的悲剧命运似乎一开始就是注定的，她的失败让我们发现历史与现实惊人的相似性，同时也体现了作家向前看的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侯芳怀着美好的愿望想要做出一番事业，她想要赚钱给村里建学校、修公路，可是却不断受到阻碍。感情上，与她相恋多年的白音不但对她的事业不予支持，反而害得侯芳的二妹家破人亡。她喜欢的大作家“我”，在知道她怀孕之后不但没有勇于承担责任，反而向后退缩。侯芳用自己的身体与美貌完成着资金积累委身于史密斯，但是她为村里修路的心愿却不被当地人民所理解，乡亲们不让她修通十三敖包公路的原因竟然是愚昧的风水观念。美好愿望的实现要以牺牲自己的感情、身体、幸福为前提，故事最后侯芳只能在艾滋病的折磨中痛苦的死去。这里，历史人物虽然相距４００年光阴，然而悲剧命运却不谋而合，承受的牺牲越多，悲剧意味也就显得越发浓重。无论是古代的和硕静文公主、色旺还是现代的侯芳，他们身上均体现出作家对本民族惰性和愚性的强烈的现实批判。民族的进步史永远与个人心灵和情感的苦难交织在一起，“将人类重大的冲突从善与恶的斗争的天真的解释中解脱出来，并在悲剧的照明下去理解冲突，乃是人类智性一种巨大的能力”。然而对悲剧来说，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悲剧美的核心或关键也许就在于让人类精神的高贵和尊严得到尽情的展示。对人类悲剧意义的整合乃是为了更加深入地发掘悲剧经验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恒久价值。
三
文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让人震惊的不仅仅是城市里的车水马龙，而是潜伏在“文明”下的日益蔓延而无法遏制的“恶之花”的盛开，城市渐渐成为虚伪、呆板、冷漠和欺骗等等丑恶现象的集散地。道德的灰色烟雾已经扩散到城市之外，使得与之相对的乡村也不再是人们记忆中可以让灵魂惬意栖居的天堂。城市与乡村互相�望，它们互相都希望对方成为可以让自己暂时避难的“诺亚方舟”，然而在乡村与城市同时沉沦和衰退的时候，它们对于对方的希冀也成为一种不能。在孙书林的近作《临摹》中，作家开始向下看去，他将视角投注在一群城市的边缘群体――妓女的身上，这是一个失语的特殊群体，她们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外，既被城市所摒弃，又为乡村所不容，她们被迫用自己的身体完成在灯红酒绿的城市中的艰难生活，然而却一直站立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难以喘息，这１２个花季少女的悲剧是作家对城市与乡村的双重控诉，更让我们面对着心灵与道德的双重拷问。如何捕捉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与渴望对方的矛盾心态中特有的、凌乱而混杂的历史纵深细节？如何在其中重新发现灵魂的重量成为作家新的关注点。
应该说，孙书林的每一部作品都能让人感到一丝欣慰与惊喜，我们明确感到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与探索，每一部小说都有新的东西在闪光。《临摹》中的１２个女孩子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她们都叫“二丫”，１２个二丫有着不同面孔，却有着相同悲惨的命运。二丫们带着强烈的使命感来到城市，“老村长说了，谁给家挣的钱多谁光荣，还让大家叫二丫，打二丫名字品牌”。让女人靠身体为农村发家致富竟然成为合理和光荣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一个二丫用自己身体换来的钱让哥嫂住上新房，然而他们在享用着妹妹用血泪赚来的金钱的同时却将她排斥在家庭之外，即使亲生母亲也觉得女儿的存在是自己的羞耻。一个身患绝症的二丫在曾经的妓女身份被拆穿之后，为她捐款治病的人们一夜之间暴怒，甚至救死扶伤的医生眼中流露出的也是冷漠和鄙视，她和恋人几乎瞬间就被城市抛弃，人们的爱憎突变让人领悟到城市热闹中的寒冷。二丫们被农村送到寄予无限希望的城市，城市将她们无情地糟蹋、抛弃，她们回不去生长的土地，又为脚下的土地所不容，在城市与乡村共同堕落的背景下，这群女孩子的遭际无疑让人心痛。作家此时的深刻在于，他没有让城乡完全对立，而是让乡村与城市靠拢，让乡村与城市的道德溃败靠拢，在这样一个渐渐趋同的背景下，“二丫”们的命运就显得极为可怜，因为她们无处容身！一个二丫用画笔描摹了１２个城市的全景图，这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与其说记载了１２个城市的繁荣和虚华，不如说临摹了城市的罪恶与城市边缘人的痛苦。这里的痛苦是一种分裂的意识，它指向一种被分割的体验，也指向某种合一的愿望。
从《穹庐惊梦》、《血恋》、《百世苍凉》到《临摹》，作家不断地追求着叙事手法的创新。《穹庐惊梦》由于受到章回体小说叙事模式的限制，作家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型叙述视角对故事进行讲述，这多少还未脱离传统的叙事方式。在《血恋》中，作家让“我”（王来福）用三天时间讲述１３年的故事，并让故事的主人公各自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进行讲述，两种人称的叙述方式交叉进行，可见作家在叙事探索上的良苦用心。到了《百世苍凉》，作家则采用了复调的形式，是小说具有叙述上的现代性特征。小说中的“我”是书中的作者，他在小说中起到回忆、见证和书写的作用，而已故的古人们也用自己的声音讲述故事，在“我”的现实考察与梦境中与古人相遇交流下，历史与现实没有分开隔离，而是紧紧缠绕在一起达到历史与现实进行对唱的效果，多种声音交合在一起有如交响乐一般给小说带来出色的美学效果。《临摹》中作家采用了放射性结构对１２个妓女的命运进行讲述。焦点即故事的中心是对城市边缘人――妓女命运的关注。同一个轴心下，散射出１２个姑娘不同的悲惨命运。作家仿佛在故意制造一个叙事迷宫，然而读者却并没有感觉到阅读的障碍，而是完全投入到阅读快感之中。另外，作家还在《临摹》中全篇都大胆地使用了第二人称的叙述视角为读者描摹１２个妓女的故事，这种叙述方式在小说创作中非常罕见，比起第一、第三人称的叙事角度，第二人称会增加作家的叙事难度，对作家的艺术功力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小说中作家新的叙述视角不但没有损害艺术的表现力，反而增强了个人生活的细化与感觉化的叙述效果，将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更加丰富，这说明孙书林在文体试验以及艺术探索上无疑又向前迈出了成熟的一步。
故事构成了小说，但故事仅仅只能是故事，它并不是小说本身，它只构成小说的一个要素。“小说的唯一存在理由在于提供了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承受人生的相对性和道德模糊性的力量”。“灵魂叙事大放光芒的时代已经来临，一个对人与事物心中有爱、对未知的世界抱着好奇、对生命的衰退怀有伤感、对灵魂的寂灭充满疼痛的作家，才堪称是面对人类、背负精神重担的作家”。某种意义上，对于一个具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来说，写什么并不重要，写出什么也不重要，关键在于是否写着，是否还关注着。生命在其自身的历程中往往产生碎化与僵化的形态，把碎化的生命整合起来，把零散的生活经验重新组织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还原给人，也许是一个作家更应该思考的东西。孙书林的小说是有一些遗憾的地方的，比如他描写漠南蒙古，但是他对草原风物的关注很少，使人感觉他的小说注重故事情节多于文化表现，作家虽然从漠南走出，但是并没有为读者构造一个完整的漠南世界。想要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在当代文坛上占有自己的位置，我以为孙书林还有一段路程要走。当下，作家时刻面临着一个“表述”的问题，尤其是当作家试图构造一个完整的“世界”，并且希望能够通过这一“世界”来隐喻他对世界、文明和人类的感知时，表述的方式恰当与否则显得尤为重要。面对沟通的自由与可能性，孙书林一直在努力着，这里，我们无法预言作家会带着自己的文学梦走向哪里，也许，一直坚持下去就是最好的答案，毕竟生存是用短暂的时间满足肉体需要，却要用一生的感知来满足心灵的过程。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王尧《长篇小说写作是灵魂的死而复生》,《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一期｡
②卢波米尔・道勒齐尔《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迎接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新叙事学》,2002年版, 195页｡
③米兰・昆德拉《帷幕》,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11月, 87页｡
④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 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 33页｡
⑤米兰・昆德拉《帷幕》,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11月, 141页｡
⑥孙书林《临摹》,远方出版社,2004年4月, 61页｡
⑦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华夏出版社,2004年4月, 135页｡
⑧谢有顺《重申灵魂的叙事》,《小说评论》,2007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