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扎实推进黑龙江边疆文化大省建设，全面呈现黑龙江当代文学创作的实绩，展示龙江作家的文学风采。在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等部门的支持下，由省重点文科基地哈尔滨师范大学审美文化与龙江文学研究中心和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点主持的黑龙江省“十一五”社科重点课题《龙江当代文学大系(1946―2005)》编选工作已经完成。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部分教师，在冯毓云、罗振亚两位教授的带领下，历时五载，筚路蓝缕，适时编选的这套大型丛书，共11卷，一千余万字，有文学理论批评卷、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戏剧文学卷、报告文学卷、影视文学卷、曲艺戏曲卷、民间文学卷、儿童文学卷、翻译文学卷。本刊从2009年第1期开始，将次第揭栽大系各卷导言。以展示龙江当代各体文学的历史构架，把握各体文学发展特点，洞察得失，展望未采，并以此作为本刊对建国60周年的一份献礼。
龙江文学在历经共和国五十余年的发展后，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经过几代作家勤奋耕耘。塑造出黑土文学沉郁雄浑的精神品格。或许五十年的龙江文学历史并不算长，但却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黑龙江文学大系小说卷选编了一百多位作家的小说创作，虽然不能总括从1949年一2005年间所有优秀的作家和篇目，但却以群落的状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龙江文学五十年的创作佳绩，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确信，作家们已经以他们的胸怀和视野构建出带有东北文化理念的黑土地文学。
如果以时空的坐标来标志黑龙江的小说创作，会发现在五十年的历史时空中龙江创作与共和国文学史同中有异的地方特色。龙江文学五十年的历程同样会折射共和国的历史风云，甚至它的发展也会鲜明地与新中国每一个阶段同步，包括分期中的文学时段和与之对应的老中青作家创作，因此，我们在遴选作品时考虑到按创作年代从先到后的编排方法，纵向时段力求线索鲜明。另一方面。龙江文学创作毕竟带有强烈的地方特色，有独特的文学品格，它的地域性色彩会因为北大荒开发、大庆创业、知青垦荒等壮举而表现出沉郁、苍凉而又租豪质朴的风貌，恰恰这一点，又决定了编选者裁夺作品的眼光与尺度。我们的目的不仅要编撰一部反映龙江文学五十年创作佳绩的作品选，同时也要使之成为表现龙江作家创作风格与气派的艺术画卷。
五十年的发展历程，龙江文学从起步到繁荣留下了许多可圈可点、可敬可叹的优秀篇章。回顾这段创作过程，其中不乏诸多有益的启示。
东北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文学传统，解放前东北作家群以他们抗日救国的深情和鲜明的地域色彩为后来的东北文学创作留下了一座富矿。对龙江创作历史的回顾有益于从文学史的流程来发现创作资源的继承与创作经验的沿革，还有创作审美风格的发展与突破。因而对东北作家群创作历史的回眸，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创作至今还闪耀着历史魅力，同时也是从文学史纵深的角度挖掘龙江文学创作审美经验的历史积淀。
东北作家群在现代文学史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上个世纪30年代，一批有才华的文学青年，如萧红、萧军、白朗、罗烽、金剑啸、舒群等逐渐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以哈尔滨为基地的北满文学中心，积极开展多种进步文艺活动，同时也引起了日伪统治者的监视，向色恐怖日趋严重。舒群、萧军、萧红等人先后被迫离开故土，流亡关内。1935年后，这批文学流亡者和先期活跃于文坛的东北籍的作家穆木天、端木蕻良、骆宾基、李辉英等云集上海。形成了文学史上独特的流亡文学潮。
他们的作品，如李辉英的《最后一课》、罗烽的《呼兰河边》、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骆宾基的《边陲线上》、萧红的《生死场》、端木蕻良的《浑河的急流》，在题材、主题以及审美倾向上表现出相近的走向。鲜明的地域色彩更是他们共同的审美特色。东北作家群对故乡刻骨铭心的怀念融化到笔下对家乡的旷野、山川、河流、草原深情的描绘之中，白山黑水、大漠风尘、林海雪原等东北独特的自然环境成为东北人民流血呻吟、慷慨悲歌、沙场激战的背景，构成一幅幅苍劲壮美、富有力度的历史画面，洋溢着东北大地上特有的广漠辽阔、粗犷奔放的气息。雄浑沉郁的审美风格对后来者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纵观龙江文学史，我们会在几代作家的创作中发现审美倾向的相似性。例如被评论界反复提及的萧红与迟子建创作的比较，让我们共同感受到两位女作家对乡土的赤子之心和深切的眷恋，是对人类处境的同情与悲悯。笔下呈现出相近的人文情怀。而新时期反映抗联历史的小说创作，更会让人想起东北作家群描绘的慷慨激昂金戈铁马的历史场景。几代作家对于山河破碎家园沦丧的悲愤之情作为民族的记忆跨越历史时空契合在相似的文学场景中，读者在当代作家有关历史沧桑的呼啸中再一次体会到当年东北流亡作家的生命激情。作为个体作家其创作风格是不可复制的。但是东北作家群群体风貌却为龙江文学史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龙江文学的发展同样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延安的革命文艺政策在抗战后的东北地区积极地一步步落实。不仅萧军、舒群、白朗重返这片土地，还有周立波、刘白羽、草明、马加等一大批西北革命老区的文艺骨干来到东北，他们以革命干部和革命作家的双重身份投入生活和写作，不仅为龙江文学的繁荣做出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以他们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切实理解与实践，率先在东北地区为新中国文艺创作规范的确立与实施起到示范作用。
历史的渊源会使新中国的龙江文学小说创作开端色彩纷呈，解放区主流意识形态革命文艺的强大影响作为显因使得龙江文学创作汇入到新中国文艺的历史洪流中，以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浓墨重彩地描绘社会主义新天地。很显然。纵观龙江文学十七年时期(1949――1966)文学创作，作品意义层面在思想主题倾向上与当代文学的发展同步，所不同的是龙江文学卓立不群的审美特色，其中潜在的原因是复杂的：黑龙江独特的自然风貌与地理环境使这块土地始终充满着神奇与浪漫，生机与沧桑填写着龙江历史的底色，文化的杂然并存逐渐形成了大东北文化圈，东北作家群苍雄悲壮的美学基调构筑的深厚的文学底蕴。都使龙江小说在创作的形式方面别有一番意味。使之在全国的当代小说创作行列里同中有异。
文学史的发展记录下那些特殊“人物”：曲波、关沫南、鲁琪、支援、林予等一长串的名字，代表着黑龙江文学发展中老一辈作家的身影，他们真实地用文字刻写下奋斗的历程，《林海雪原》、《雾暗花明》、《雁飞塞北》这样的作品标志出他们对文学的贡献。并且为龙江当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时期的创作，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特点，体现着作家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以写抗联小说见长的关沫南，把主要创作精力都投注于表现东北抗日联军和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的斗争生活上，再现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图景，对于东北人民奋起反抗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关沫南的创作无疑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认识价值。 而曲波同志创作的《林海雪原》更是在上世纪50年代家喻户晓，剿匪的传奇故事与神奇的自然风光使《林海雪原》在建国初期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创作中显现独特艺术魅力，成为激荡人心的上乘之作。《林海雪原》的成功扩大了龙江小说的影响，以东北巍峨险峻神奇的自然风光为描写背景的英雄传奇进入全国范同的阅读视野。可以想像这部作品带给读者独特的阅读感受：传统章回小说通过新思想的媒介成为革命故事传奇，读者的审美阅读期待以政治无意识的方式再一次被重新编码，他们对传统侠义英雄的崇拜变为对革命英雄的热爱。新英雄传奇以传统的叙事因素得以成功，加入到新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叙事的文学想像中，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十七年文学创作中的“红色经典”。当然，这部作品的成功更为直接的影响相对东北文学来说意义深远，自此，这种带有强烈地域传奇色彩的小说开始走向全国。对于人们理解东北文化地域性因素起到情感强化作用，伴随着苍凉辽阔而又豪放质朴的东北印象，读者复制着《林海雪原》关于黑土地浪漫传奇的记忆。
随着新中国建设的开展。20世纪50年代末期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的业绩也开始进人作家创作的视野，“北大荒文学”一时成为特定的命名，标志着龙江文学反映和平时期的人们工作生活的篇章开始了新阶段。林予创作的长篇小说《雁飞塞北》以十万官兵战斗开发北大荒为背景，讴歌他们艰苦创业的光辉业绩。描绘他们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把一个原始荒原建设成富饶的“北大荒”。尽管《雁飞塞北》作为20世纪60年代初期创作的作品也会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存在着一些明显的思想局限，但是。小说所极力刻写的垦荒官兵的奋斗精神却准确地扣住了北大荒文学的精神命脉，这在后续的有关垦荒文学的小说创作中我们都会发现这一精神质素的强调。艰苦奋斗的垦荒精神成为黑土之魂。粗犷豪放、沉雄博大的心理气质和性格特征成为东北人的精神面貌。在他们与大自然的关系中展现出动人的生命力。这成为龙江小说创作叙写东北人民命运的内在动力。
当代文学十七年时期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佳作纷呈，骆宾基的《山区收购站》堪称代表作。骆宾基的创作功力突出在写实上。尽管这篇作品写于大跃进年代，但作品少浮夸之气，结构严谨。笔墨细致而酣畅。这种写实的工夫不是一般作家能够达到的。另外，张德裕的《红花还得绿叶扶》，钟涛的《大甸风云》，张惟的《第一书记上马记》，窦强的《嬗变》等作品都反映出龙江文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水平。这些小说关注现实，不论是反映工业题材还是农村题材的作品，着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精神品质。以一种质朴的创作态度表现出黑龙江人民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的精神风貌。综观建国后17年龙江小说创作，以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为源头，黑土地的雄浑苍凉，龙江人的质朴豪放，大自然的神奇瑰丽，多民族的文化交融，都成为作家创作的内在精神动力。他们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积极表现新事物、新人物。为黑龙江文学史奉献出优秀作品，共同营造出龙江文学建国后小说创作第一个辉煌时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创作为新时期龙江文学又一个新的收获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不论是精神品格还是文化风貌，他们的小说都可称之为北大荒地域文化小说的雏形。为后续龙江文学品格的提升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创作经验。
但是龙江文学的发展在当代中国文革十年中受到了阻碍。留下了诸多创作遗憾和教训。关于文革十年的龙江文学创作是一个艰难的思辨过程，它带来了文学史评论的“雷区”，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文革十年中龙江文学的创作并非荒芜一片，对其评价由于意识形态复杂的历史成因将是一个于创作思想到艺术形式上爬梳钩沉的过程；另一方面，有的作家于新时期讳莫如深的矛盾态度也使其文学评价陷入了主观预设的艰难。但还原文学史可能有的真实，是文学史写作的立场，分析文革小说的成因，艺术模式，都将有助于后人理解这些作品是如何以主流话语形式进入并构建了庸俗政治文艺的功利色彩，这对于汲取历史教训将有深刻的启示。
文革十年龙江小说的创作以长篇为代表，《分界线》(张抗抗)、《征途》(郭先红)、《江畔朝阳》(郑加真)、《惊雷》(王忠瑜)、《伐木人传》(屈兴岐)、《钢铁巨人》(程树榛)、《咆哮的松花江》(谢树、林予)、《千重浪》(毕方、钟涛)。这些作品不仅显示出作家在动乱中笔耕不辍的勤奋态度。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对当时政治形势作出的快速的反映，这里面阶级斗争政治升级式的认知态度，使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带有政治斗争文学表现格式化的色彩。反映知青题材的《分界线》和《征途》，都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激情，以豪迈的语言，鲜明的色彩和热情奔放的性格来描写英雄人物，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提升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政治高度。以宗教狂般的政治斗争情绪使知青的生活变成了一个神话。按照“三突出”原则创造的人物也沦为假大空的典型，而小说在当年的成功也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时代精神扭曲的政治迷狂，这不仅是作者因时代局限而产生的思想误区，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悲剧。而这两位作家的创作，相信在文革中的文坛也并非个案。不回避历史事实。时刻铭记“忘记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将获得精神提升的生命力量。在历史的黑洞中正视人性的使然性和人欲的疯狂，割开历史的疮疤并非是为了展览。而是为了曾有过的民族劫难和精神巨痛，这是我们重新认识上述作品的目的。
回忆历史是汲取教训，并非是为了纪念而忘却。其中尤为让后人警醒的是，沉积在几代人文化心理中左倾化的政治无意识。它会在新的生命中以文化基因的方式复制。因此，相信新时期的开始意味着历史新纪元，而把教训也一并交给历史的人。将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对于文革历史，对于文革小说，我们还需要漫长的反思与批判。
当新时期来临，黑龙江的文学创作也迎来一个春天。追踪新时期龙江文坛的创作我们欣喜的发现，龙江小说有如兴安岭茂盛的林木。表现出创作的活力，并形成了文学地域化特征的自然生态，构成了龙江小说创作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这是一个开放多元的文学时代，创作方法的推陈出新，创作资源的丰富多彩，叙事话语的重叠交错，文体的新潮怪异，构成了龙江小说创作的繁荣景观。其中波峰浪谷不时在全国文坛激起浪花。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张抗抗的《爱的权利》、《北极光》、王毅的《笨人王老大》、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等作品受到瞩目，引起热烈反响。而伴随着创作的深入，龙江小说形成了自己带有地域文化特征的鲜明风格，同时也有了在新时期当代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席位的实力派作家。像迟子建、张抗抗、王阿成、韩乃寅、葛均义、王立纯、程树榛等，他们在多年的创作中，才华横溢，文采斐然，为文坛贡献了很多优秀作品，也是新时期以来黑龙江文学创作实绩的证明，他们共同构成了龙江文学亮丽风景线。这些作家能够根植于脚下的黑土地。描写黑龙江的历 史和文化，表达对家乡人民的深情，注意发现和开掘黑土文化的独特之处。表现这方水土的甘甜肥厚人杰地灵，他们的作品带有沉郁雄浑的文学审美特征。只不过这种个性化的探求带有龙江文学新鲜的黑土气息。
作家的创作个性是其创作生命力的保证。尽管黑龙江作家的创作由于地域文化的关系有其共性，但是他们依然是个性化的写作。我们可以看到，张抗抗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以发轫之作《爱的权力》在伤痕文学浪潮中崭露头角之后，又以《北极光》的成功让我们见到了作家对爱的话语的执著，其背后是精神救赎的努力。这是张抗抗人道主义情怀的高度体现。在以后的创作中，如《隐形伴侣》、《黄玫瑰》等，我们都可以看出作者在高扬人的生命权利时，对人性的深度开掘。黑龙江农场知青生活经历。使这位江南秀女开始在生命中糅进了塞北的豪放，在她作品里东北的自然景观不仅仅是背景。而且也是推动人物命运变化的重要因素。这使张抗抗在表现人性探求生命本质时凭添了几分刚硬，黑土地的粗犷让作家的笔锋变得豪放起来，辽阔苍茫的印象在作家的生命史上烙下了深刻的年轮。其作品如一串清晰的足迹留下了张抗抗本人在文学园地不断突破进取的身影。此后的长篇小说《隐形伴侣》与《赤彤丹朱》则标志着张抗抗创作的成熟。张抗抗可以称之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实力派作家，她的作品序列有如镜像一般清晰地映照着新时期的文学流变，准确生动地切入着当下的文化语境，因此她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象征行为”的现实寓言。
而另一位土生土长的作家迟子建，这位来自东北最北端漠河小镇的土著作家，就像雪花幻化的精灵，以轻灵纯净的气息给上世纪80年代文坛留下深刻的印象，《北极村的童话》标志着迟子建开始放飞她的文学梦想。执著的文学探求与不断的自我超越让她蜚声文坛，连续收获文学大奖(三次获鲁迅文学奖、一次茅盾文学奖)，但她的赤子情怀始终不变，浓郁的深情饱含对家乡的挚爱，让笔下世界充满了生命的温暖和爱意，给这片冰冻寒凉的黑土地送来生命的绿意，在对爱的坚守中让世界变得柔软和温润。我们感叹《亲亲土豆》、《雾月牛栏》、《日落碗窑》、《清水洗尘》等作品唯美而又感伤的诗意，作者对人性的洞彻使她的目光穿越了生活的沉重疲惫而又把温暖和爱留给了世界。所以，在她的长篇近作《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我们又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迟子建，她以无比动情的笔墨书写出鄂温克人人性巨大的包容和温暖，那种原始色彩的天地人神和谐的理想境界，不仅是鄂温克人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灵魂，同时也反衬出现代人文化失血后的苍白与贫乏。现代化的行进过程使得一些像《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优美的文化都失去了，面对这种令人感伤的伤怀之美，作家抒写出具有文化质感的一个民族的生命纹理。迟子建揭示出现代文明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悖论。因为现代化进程破坏了人类最原始的生存和最原始的文化形态。我们的思维模式习惯于二元对抗，似乎现代文明总要以牺牲传统为代价，而从来不追问牺牲的是什么?作家沉重的叹息表达的不仅是对鄂温克人命运的同情，更是对现代文化破坏性的深切忧虑。这是迟子建创作始终充满艺术魅力的根本所在。家乡的水土滋养她的精神生命，对于迟子建来说，黑土地文化从来都不是外化的形式，而是她生命本身。对生命的关爱就像黑土地的绵厚，这是作家可贵而又博大的情怀。
东北文化内化于作家的生命血脉，也同样在阿成的创作中体现出来。他的《年关六赋》、《良娟》、《胡天胡地风骚》、《赵一曼女士》等作品，都体现出浓郁深厚的地方文化底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创作奖的《年关六赋》，以老哈尔滨市为背景展现了城市人的日常生活，带有强烈的哈尔滨地城文化味道。他对于老哈尔滨的城市人文景观如数家珍，甚至有名家说过，先有阿成，而后世人始识哈尔滨。这话并不为过。因为阿成对于北国城市的文化景观、地域文化特色的捕写并非是小说故事的点缀，这一切本身就是城与人天然一体的存在方式。城市的风貌源自人的性格，多元并存的文化杂陈使哈尔滨人粗犷大气，犹如大葱蘸大酱，热辣辣而香甜浓郁。阿成写的就是都市人生平民百姓有悲有喜有滋有味的日子，不见经传却是生活的根本，体现了作者对于平民百姓小人物生活命运的关怀意识。底层人民自南、宽容、博爱的精神品质或许是人性救赎的基石，这是作者在不避讳人性鄙陋时保留的精神依托点。难能可贵的是这一切并非硬性说教，而是以鲜活的人物个性配以阿成独有的调侃幽默释放出来，于喜闻乐见的阅读感受中让读者获得理性的启迪。这也是阿成小说独特的美学风貌，他以讲故事的笔记体小说方式，完成了他独特的地域色彩浓厚的城市文化小说。
对几位作家简单的评说不过是管窥龙江作家新时期创作的成绩，实际上还有许多坚守黑土地勤奋耕耘的作家，他们群星璀璨，为龙江文学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韩乃寅的《岁月》是新时期北大荒文学的代表作。他为我们描绘出垦荒人沉雄、豪迈、大气、厚重的精神品格，让年轻一代看到了那段燃烧岁月中这种精神品质的可贵，感受到阔大的文化和坦荡的心灵，以及百折不悔的生命品质，这是垦荒创业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必备前提，是这片黑土地从来不缺少的精神价值资源。作家在今天这个精神躁动的商品经济时代，以对创业精神的正面书写，不仅是对那段时代某些可贵品质的缅怀。同时也是重拾激情，包括对事业与理想的执著。这种吁请和呼唤使韩乃寅的创作对当下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铁血情怀也同样呈现于王立纯的创作中。他的近作《月亮上的篝火》写的是20世纪50年代束至60年代初内蒙古萨尔图草原的石油大会战，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石油工业艰难多舛且轰轰烈烈的昨天与今天，塑造了一批满怀豪情投身于石油大会战、把青春甚至生命献给中国石油的热血青年。小说讲述了北方石油会战那一段如火如荼、如昨日梦幻今日传奇的创业生活。作家对于底层人物命运深情的描述，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作家高度的责任感与道义良知，作者在记叙小人物命运多舛的人生遭际中，启发现代人有关生与死、野蛮与文明、善良与邪恶、荒昧与觉醒等价值观念的思考。写石油会战的大题材却以写人性见功力，使这部作品对于当下工业题材创作形成了某种革命性的突破。
另外，葛均义、王左泓、全勇先、周树山、何凯旋、唐飚、张雅文、李汉平等作家的创作也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对于特殊时代的特别人物多样化的叙述中，表达了对边缘化小人物在非主流文化状态里另类的人生的理解，抒写敢爱敢恨的性格极致和大悲大喜的人生境界，让黑土地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和不流俗的黑土人的品质在文学世界里凸显出来，描写出龙江文学别样的动人风情。
新时期作家除了描写现实生活，也把目光转向了历史。东北三省沦陷的屈辱史血泪史反抗史。也是龙江作家创作的重要题材。王忠瑜的《赵尚志》，迟子建的《伪满洲国》，阿成的《赵一曼女士》等作品再现了那段慷慨悲壮的抗战历史，对祖国的忠诚，对家乡的赞美， 对人民的热爱，对外敌的仇恨。构成了这些小说共同的精神力量。老作家王忠瑜的长篇《赵尚志》是抗战文学的代表作，作品不仅展现赵尚志这位民族英雄的传奇经历，而且再现了英雄大义凛然、舍生忘死的精神品格。是再现历史、教育后人的生动的教科书。
迟子建与阿成笔下的历史叙事。显然带有作家独特的视角，并非正面叙写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而着力表现伪满时期的日常生活以及苦难的日常性表现，这种对历史的理解与创作方式，传达出作者对正史讲述背后的生活本质真实的钩沉，这与当下有关新历史写作的理解不无关系。他们的历史写作带给读者新鲜的阅读感受。
同样是关于历史的思考，周树山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作家继话剧《曹植》后，潜心研究汉魏时期的历史，创作了长篇小说《生为王侯》，并荣获黑龙江省第四届文艺精品工程一等奖。小说以曹操及两个儿子之间的权力争夺为脉络，引发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主仆以及文人策士间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由此展开了宏大的历史画卷。作家以深刻细腻的笔触剖析了众多人物深婉曲折的内心世界，文字瑰丽奇崛，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体现了作家驾驭重大历史题材的艺术功力。在想像和虚构中作者以思想深度表达了对历史新的理解和阐释。
作家历史观、文化观的衍变必然会导致以新的目光审视生活，文学的反映方式也会随之变化。这自然会涉及一个有关文体创新的话题。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也是一个文体自觉的时代，这成为作家鲜明的创作意识。龙江作家在20世纪80末期以来表现出明显的文体创新意识，一种超越自我面向未来的内在焦虑化为文学的自觉，我们在他们创作中可以感受到，东北地域文化与中原汉儒文化与欧化的杂陈交融。使得传统与现代的冲撞在这片土地更为激荡。这方热土本就是族群杂居的所在，历史上不乏草莽英雄与猛士狂徒，建国后十万雄兵与百万热血知青的到来更是使原本流民文化占主导的黑龙江大地又增添了血气方刚式的铁血豪情。文化根基的多元而又稍显脆弱的道德防范意识，使得黑土地的历史与现实总是显得慷慨悲歌大开大阖，生猛豪爽嫉恶如仇的东北人的性格使他们不拘于成规陋俗，而欧亚合炉、中西方杂糅的多元文化视野使得这方水土总是上演着且歌且舞溢满血性的生命故事，就如东北60度的小烧就着猪肉炖粉条子，天寒地冻中透出热辣肥厚的生之欲望。这样的文化景观这样的生命形态，单一的创作表现方式会捉襟见肘，话语局促，这样的大历史大故事大场面大气派大胸怀非是传统的现实主义能够包揽得了的。它需要作家大气的目光与洒脱不羁的创作手法。
阿成城市文化小说的收获也是一个方法的成功。他的短篇小说自成一格，好像从不写“正史”。他喜欢写“野史”，写传奇，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命运故事反观地域文化，打捞历史，捕捉生命感动的细节和人性层面细微的变化，让并不遥远的历史在现实人物命运中体现。他的创作于传统中带有强烈的现代色彩，尽管有很扎实的现实主义精神血脉，但也大量借鉴现代小说表现形式和艺术技巧，现代的观点和形式都化作阿成独特的语言魅力，把对于生活敏锐深刻的观察融于鲜活生动的话语，幽默散谈的文风自成一格，并非刻意求工，而是放达率性的人生态度的自然体现。
长篇小说的创作于形式的出新始终是创作的挑战。故事性强是读者传统的审美期待，如何把人世间生死爱欲永恒不变的生命本质借助于新的形式讲述为现代人的生命故事，是当代作家殚思竭虑的创作大问题。但方法论对于迟子建似乎并非是一个问题，就像盐溶于水，她的故事与形式水乳交融，不着一痕。不论是《伪满洲国》还是《额尔古纳河右岸》，我们领略了这种不费心机的自然与神奇。伪满洲国的历史光明与黑暗驳杂，作者描写上世纪30年代侵略者铁蹄之下傀儡“王朝”的可悲可怜，以及百姓细碎丰满的日常生活，勾勒非常历史时期生活中的小人物的众生相，但我们却从中看到了一个大历史时代的动荡变迁，众多的人物、事件组成“伪满洲国”浮世绘，真实的历史人物与历史想像统一，共同构成作者强烈的历史变动感。这样的写作方式，透视出作家对历史与小说之间复杂的思考，历史编年的时间自然流露。在迟子建笔下呈现出返璞归真式的自然朴素的叙述语调，折射出历史的厚重。这一特点在《额尔古纳河》的创作中同样得到体现，见证出作家从小人物命运反观大历史，于历史大事迹中发现恒定的日常文化表现方式。从而让历史重新注满生命鲜活的血液。历史编年成为个人命运故事的生命年轮。
现代历史观也使葛均义的长篇小说《浮世》成为一册乡土气息浓郁的风俗史。一幅描写东北边疆古镇人情世态的风情画。而《浮世》的叙事结构也不以故事的矛盾冲突作重点，而是注重在情节的起伏中透视人物命运的起伏，张驰有致的叙事节奏使作品淡定从容，这种结构特点和叙事方式与作品表现的边城古镇悠久的地域文化和自然景观和谐统一，形式并不外化于意义。
而张抗抗的文体探求近年来更是有目共睹，不论是《隐形伴侣》、《赤彤丹朱》等长篇创作，还是像《黄罂粟》、《第四世界》、《斜厦》、《风暴》等短篇，都能见出张抗抗致力于文体变迁与形式突破的创作轨迹。暗喻、反讽、象征的修辞手段在文本中密集运用，形成自由开放的现代风格。开放的结构。流动的视角为张抗抗的小说创作带来了多种叙事可能，新的话语方式标志着作家创作风格的成熟。
一个成功的作家，也是一个优秀的文体家。龙江小说在新时期阶段的繁荣，也是他们于艺术形式孜孜以求的精神成果。尽管对于龙江多数作家文体探求的脚步还不稳健，但是我们相信追求自己的创作个性和风格是他们创作的内在迫力。这样的作家一定会为家乡父老和全国读者奉献出思想和形式都臻于至境的佳作。这是我们的期待。
龙江文学创作的确在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并非不无缺憾，与当代文坛横向比较，的确能看到龙江文学发展的不均衡。作为群体创作，后势发展不足，特别是年轻作家还没有表现出自觉的创作主体意识。思考龙江文坛的创作，有一些现象应当引起注意：
首先整体缺乏创新意识。没有创新就谈不上特色。没有自己的创新。只跟着创作潮流跑甚至东施效颦是出不了好作品的。创新涉及到文化记忆的问题，伟大的作品，都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作家一定要了解历史，特别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文化史，把自己的生命血脉融进去，知道我们这一路是怎样走过来的，这样才能找到一个准确的参照系。创新有了生命底蕴，才能恢宏大气，走出有自己特色的创作道路，演绎自己乡土文化的典故和记忆。黑土文化是龙江作家精神成长的生命摇篮。一个作家如果要成为一个大作家，一定要与传统发生关系。我们需要亦新亦旧带有社会批判立场的大作家。
第二是思想深度不厚重。创新来自对现实的关怀。实际上是作家关注现实的问题。龙江小说创作在反映近年来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方面相对滞后，例如幅员辽阔的农村新农民的生活情景，还有老工业基地关停并转改革阵痛后面的生命故事。等等，并没有具体地进入龙江小说作家的视野。得到十分真实的再现。龙江文学有社会批判和人文关怀传统，这是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在今天还能感动读者的真正原因。龙江作家应该发扬光大现实关怀精神，写出有社会现实深度的作品。当然，对社会现实的概念理解也不能过分狭窄化。生活的万花筒丰富多彩。抛开对生活的简单化的模式设定，回归生活，关注现实，只有不拘一格才能写出有思想深度的作品。那种远离生活只是对黑土文化猎奇的创作动机。反而弄巧成拙，成为无聊的闹剧。这些在龙江创作中出现的创作现象，需要在发展中克服和改变。才会有龙江文学真正的繁荣。
东三省的美丽富饶、黑土地的神奇迷人。使它永远都带有梦幻浪漫的气息。它曾有过惊心动魄、慷慨悲壮的开发史。这是一个民族杂居、文化杂陈的所在，浓郁的地域文化和沉雄豪放的精神品格。都将决定龙江作家眼界和胆气的不凡，大东北这片文学富矿理应出现更多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因此我们相信，龙江文学的未来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丰富的文学土壤自然会长出根深叶茂的大树，迎来新世纪的辉煌。白山黑水滋养了几代龙江作家，它也同样会孕育出龙江文学新的创作收获。
